中国高等政治思维：行政区划
关于中国历代的行政区划,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梗。古有“表里山河”的三晋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天险，今有“西藏不归西藏管”、“散装江苏”的网络段子，其中的历史沿革、人文风俗因素非常微妙有趣。
可以说，历代行政区划图，秉承了自先秦萌芽、不断完善至今的“山川形便、犬牙相入”原则，本身就是中国高等政治思维的细节实施图。
弦高犒师：薛定谔的疆界
不少人在初次接触世界地图时， 都有过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非洲各国的边界那么多横平竖直，我们国家的省界市界就全都曲里拐弯？”随着知识累积，另一个印象也逐渐形成：拥有直线边界的地区，似乎绝大部分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
如果不具体去考量每一个实例而只论大概印象，这个看法至少不能算错。因为直线型的疆界本质上是一种“懒得用心”的粗暴划分，并不符合实际管理中便捷高效的要求。换句话说，划线的人不管事，管事的人没发言权，这才导致了直线边界的诞生。
按传说，我国有“疆界”概念的时间点可以追溯到很早，传说大禹的臣子后稷就干过划分边界的活。但考古研究一般并不认为古籍中记载的这事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疆界”。
因为上古时期生产力有限，一个部落往往聚居一处，周围是大片的狩猎地，再向外还有广袤的缓冲区。也就是说，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是谁都控制不了的真空地带，这样的前提下，疆界自然毫无意义。
直到西周建国之后，从纸面上看分封了一堆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未必都有确切的疆界。周天子把宗族功臣分封到各地，实际上也只是在各地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据点”而已，至于每个据点能够实控周围多大的地盘，不得不受到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的制约。
发生于春秋中期的“弦高犒师”便是当时疆界状况的体现：“秦晋之好”的男主角、后来名列“春秋五霸”的秦穆公图谋中原，派遣孟明视带着军队去偷袭郑国。
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以为这种事情发生在接壤的邻国之间，但看看地图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秦国在西，郑国在东，两者之间被晋国和周国完全隔开，根本不搭界的！
现在看来这行军简直魔幻——秦国的大军穿过晋国地界、周国地界，两国都撒手不管，直到逼近郑国的势力范围，郑国的军事系统依然啥都没发现，幸好被一个出门做生意的牛贩子撞上，郑国才免遭偷袭，这就是“弦高犒师”的故事。
如今形容军事行动毫无阻碍，我们会说“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弦高那个时代，这支秦军路过的，怕不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无人之境”。
直到春秋末期，郑国和宋国之间还有“隙地六邑”，两边约定谁都不准占据，实际上就是当缓冲区来用的，可见这两国之间并没有划分明确的疆界。
《尚书·禹贡》：分置九州
也是在春秋末期，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各国能够实控的地区越来越大，争夺隙地、驻守关隘的行为层出不穷。
《春秋》、《史记》中都有这个时期边境争端的记载，这表明大家都开始对“缓冲区”有想法了，以大山大河作为明确边界的情况渐渐增多，其中缘由也很容易理解。
《左传》曾记载了晋人在城濮之战中的地势分析，说晋国“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就是我晋国外有大河、内有高山，就算战事不利也能守住本土。
在古代交通工具、军事器械发展有限的前提下，就算一时越过天险、抢到了土地也未必守得住，后勤支撑跟不上分分钟被对面反推。
天险
因此当时虽然哪哪都在抢地盘，某一国势如破竹吞掉另一国的例子倒也并不特别多，往往是双方谁也打不死谁，到最后以天险作为分界线各据一边，形成了明确的、与天险高度重合的疆界。
诸国疆界明确的同时，内部郡县边界也逐渐萌芽。战国时商鞅变法，将较小的聚居地整合为县，共计三十一县。晋国更早，春秋后期已有明确划县的记载。
在国与国之间形成疆界，与县与县之间划分疆界，“天险”同样显示了巨大的存在感。其中道理是相通的——山河带来的交通阻隔会增大军事行动的成本，同样也会增大日常管理的成本。翻山过河去打仗很麻烦，难道翻山过河去收税就不麻烦了吗？！
此外，在农耕时代以山川大河作为内部行政边界还有另一重意义。《礼记·王制》有记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意思是说高山大河分割了不同的宜居土地，它们往往拥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居民长久生存繁衍、也会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
将生产习惯、风俗民情相似的地区置于同一套行政管理班子之下，显然更容易施政管理、也较少矛盾和不平衡。
由此可见，最迟在战国末期，行政区划原则中列于首要的“山川形便”理论已经十分完善，只是当时群雄乱战，疆界变化不定，没有条件将这种理念用制度固定下来罢了。
成书于战国时的地理著作《禹贡》就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它托言大禹，提出了天下分置九州的构想，泰山、黄河、淮河、汉江、荆山等高山大川成为了分割九州的天然界线。
中国高等政治思维的细节图
等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之后，为中央集权管理的需要，划分行政区域的时机终于到来。秦将国土划分为三十六郡，仍以山川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基准线。
比如用黄河与太行作为天然边界，划分河东、上党、上郡、太原诸郡；直到今天，这一对“表里山河”依然是陕西、山西两个省的天然省界。不过，自秦汉开始，广泛以“山川形便”作为行政区划的原则，优势之下的隐忧也逐渐尖锐起来。
黄河
这种划分方式当然便于施政管理也便于经济发展，但一旦一个行政区四面都是高山大河，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易守难攻”，万一出了个扯旗自立、据险固守的，对中央朝廷来说就只剩头疼了。
事实上，“山川形便”这个词最早出自《战国策》，是苏秦用来形容秦国地理优势的言论，本来是说秦“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
在大一统王朝、中央朝廷强势的时候，内部割据的风险尚不明显，一旦到了中央朝廷弱势甚至天下大乱时，割据一隅的情况便时时发生。譬如岭南山地、四川盆地、山西高原，都是地理上“起手胜三分”因而割据多发的区域。
为了防患未然，秦朝在划分行政区域之时已经采用了“犬牙相入”的方式，以便抢先占据地利、形成地形压制，加强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其中尤以鞭长难及的岭南最为典型，令长沙郡桂阳县突入岭南、象郡镡城县越过岭北。
四川盆地
不过由于秦朝二世而亡、暴毙过于迅速，这个设计并没有给秦朝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反而让随后的汉朝摘了桃子。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项羽刘邦为首的十八路诸侯打得飞起，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占据岭南三郡之地建起了南越国。
汉朝初创后忙着防备北面的匈奴，接下来诸吕之乱内部大杀特杀，没有余力去搞定南边，赵佗又对汉称臣，也就暂时维持了当初的边界。
1977年著名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其中出土了一份长沙国南部、与南越国接壤地区的帛书地图，正是这幅地图复现了当初秦汉王朝在地理划界上究竟是何等“心机”。
当时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与南越国接壤，以南岭为界山，但界山以南仍有一个桂阳县归属长沙国，也就成了汉朝打进南越国的一枚楔子。
南越国主赵佗显然看出了这个情况的不利之处，一度致书汉文帝要求调整边界线。而汉文帝虽然肯派人给赵佗修葺祖坟，也肯赏钱赏东西给南越国君臣，但对于调整边界线的要求却绝不松口。
他借口这个行政划分是他皇帝老爹刘邦钦定的、不便更改，但其实大家都明白那几个郡县的边界跟刘邦没什么关系，要说钦定那也是秦始皇钦定。果然等到文景之治累积了足够的资本、汉武帝上台，三四路汉军就直接打进南越国，灭掉了这个国家。
汉武帝
这就是“犬牙相入”在行政区域划分上的重大意义。汉朝灭掉南越国之后，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围绕岭南地区新置的桂阳郡、零陵郡、苍梧郡边界更加曲折离谱，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岭南地区更加稳固。
这个手法不但应用在外部边界上，也应用在郡县之间、诸侯王国之间，《史记》记载“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也正是因为这一策略，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旋起旋灭，并没有能够造成太大的风波。
结语
自秦汉开始直到后世诸王朝，“山川形便、犬牙相入”一直都是行政区域划分的基本原则，只是视各个时代具体情况有别，在两者之间的侧重各有不同而已。
比如隋唐时，隋郡唐州的地界比起秦郡都小了很多，“山川形便”的比重就上浮了一些，比如不少人都认为“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名句，其实是李白在自己对蜀地割据的担忧。
到了元代，由于实行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行省制度，行省面积既大、长官又手握重权，“犬牙相入”的原则从这一朝起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明清继续了元代的道路而有所调整，由于时代越来越近，有不少划分方式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例如元朝刻意将风俗地貌更接近蜀地的汉中划给了陕西行省，明朝为了打造环南京防御体系将徐州划给了风俗完全不一样的南直隶，清朝因为江南地广人稠而将之一分为二，简称为“江南右”与“江南左”，就是今日安徽和江苏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