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叔：《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地位
一、《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亲身感受过《资本论》影响并认真学习过《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重视《资本论》的哲学意义的。恩格斯首先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认为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①普列汉诺夫针对论敌责难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明确指出要想了解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和历史学说，最重要的材料首推《资本论》②，《资本论》作为历史著作是非常精彩的，其中关于历史的理论第一次给了我们了解人类进化的钥匙，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理论③。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的整个学说是到《资本论》时期才最终成熟，这本历史哲学的巨著是丰富、复杂、包罗万象的，从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整个内部结构入手，详尽地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发生过程，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个时期。梅林则认为《资本论》是“完美的艺术品”、“完整历史观的有机体”，并告诫后人：“《资本论》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正是在历史方面，它好像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件工作将来一定会有人来完成的。”④列宁则将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要求人们必须坚持辩证法，“因为辩证方法是要求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⑤
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战友和第一代学生是非常重视《资本论》的哲学内涵的，尤其是重视《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义，但是这一传统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逐渐淡化，人们逐渐只从逻辑学、方法论角度去谈论《资本论》，而不再强调它的历史哲学意义，其根源何在呢？根源之一是当时理论界过分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随之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反杜林论》作为学习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其结果，不仅导致整个理论界受到杜林思想框架的严重束缚，而且从根基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以实践为前提和基础的，离开了实践就没有马克思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包含认识论和方法论于一身的历史唯物主义。统观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我们可以感到，马克思一生的全部著作都是以人和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他从来也不抽象地研究自然，他只关心人世间的事情，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实际上是用物的规律取代人的规律，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特殊性。马克思也有自然观，但那是从属于历史观的自然观，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观。
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历史观才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观的真正确立是在剩余价值学说产生以后，是在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被科学揭示以后，是在马克思现代史观形成以后。
二、《资本论》手稿的哲学地位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曾经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手稿成为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最主要文本，谁也不能因为它们是手稿而贬低其地位。同样，在《资本论》创作时期，马克思也留下了大量手稿，这些手稿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成熟时期哲学思想的最经典文本，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手稿与正式发表的正本不同，正本由于受论述主题的限制和出版环境的制约，它的主题无法跳跃，它的内容无法随思想而自由驰骋。手稿却不同，手稿是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手稿中，你随处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大幅跳跃，从一个主题引申出另一个主题，从而得出令人惊叹的结论。马克思是一位思想大家，他不仅在哲学、经济学领域，而且在数学、文学、政治、历史、法律诸多领域有深入研究，因此他的思想是无比丰富的，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经济学中，他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又进一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最新结论正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获得的，马克思正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阶段。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特点，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起，每一次的研究都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新的形态。《资本论》时期，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一个社会形态，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意义而言，《资本论》时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最辉煌时期，它构成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制高点。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史观基础之上的，没有现代史观，也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真正现代史观的形成是在《资本论》时期，因此，只有深入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地位。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地位
对《资本论》，马克思一共写过3个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7、48卷)、《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25、49卷)。
第1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有7个笔记本，计309页，约50多印张，除有一页牵涉到《价值章》内容外，其余308页集中讨论了货币和资本两个问题。第2手稿，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共有23个笔记本，计1472页，约200多个印张，篇幅相当于第1手稿的4倍多，集中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和利润、剩余价值的理论和历史三个问题。第3手稿，即《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约848页，其中包括《资本论》第1卷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2卷的第1、第3、第4手稿，第3卷手稿575页。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工程极其浩大而艰难的任务，因此从思想资源上来讲，其内涵也是极其艰深广博的。
在三大手稿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具有特殊地位。因为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一个社会——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把它和整个人类史联系起来，形成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认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开创性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是马克思进行重大写作前的深度思想构思，目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并对自己思想有一个总结，因而它的风格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而是经济学—哲学的，它构成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发源地。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传》中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了许多与经济学无关的问题，例如“个人和社会，劳动的性质，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消灭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较高阶段上异化的性质，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以及它固有的普遍性，等等。正是这些离题的讨论赋予了《经济学手稿》以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它表明对一项庞大的研究来说，这只是一部初稿；马克思后来呈现给世人的著作《资本论》只包含了《经济学手稿》明确标明基本内容中的一小部分。”即马克思原先6卷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中的前3卷，“论述诸如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部分显示出马克思一定程度上逐渐勾勒出了他的其他五部‘经济学’著作的基本论题。”⑥因此，要真正理解《资本论》，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的整个写作计划，了解马克思的整个写作思路，这就必须深入《资本论》手稿，而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又必须把《资本论》的全部6卷内容放入马克思对整个人类史尤其是现代史的深刻理解的背景中，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和人类史观相结合。因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真正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思想相结合的最经典表述，它的明晰度要远远超过《资本论》正版和以后的马克思著作，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不可多得的经典文本。它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继续，但重要性要远远超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它的学术地位，马克思自己也非常重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讲，“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⑦对于它的哲学地位，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了最高意义的现代史观。在“货币章”，马克思在研究货币的历史起源过程中，第一次发现并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从而从历史哲学高度指出了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⑧这是对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最高概括，是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最深刻揭示。
第二，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真正起源，从而把商品经济区分为两个阶段。商品交换古而有之，但是只是到了近代，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商品交换才构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里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⑨“一旦劳动人口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不再出卖劳动产品，而是出卖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那么，生产就会在整个范围内，在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商品生产，一切产品都变成商品，每一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都作为商品进入该部门。……只是在劳动能力本身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已经成为商品，而工人成为雇佣工人，货币成为资本的地方，产品才普遍采取商品形式。”⑩
因此，对于商品经济，我们实际上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小商品经济阶段；从资本主义时期起，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大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阶段。小商品经济从属于自然经济，而市场经济却从根本上瓦解着自然经济。第二大社会形态正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第三，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商品、交换、货币、资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历史动力问题上，我们以前把阶级斗争看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从历史过程的完整性上讲，却是片面的。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西方原始社会瓦解时所指出的：“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11)恩格斯也从历史哲学高度肯定了这一点，指出：“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2)对于今天而言，“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13)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且揭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和基础。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货币起着关键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却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14)因此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望本身，正是随着货币的产生，致富欲才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杠杆，成为“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5)
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因而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从这方面讲，资本是最不文明的，但是按照历史主义进步原则，资本却有它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的源泉就打开了。”(17)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本主义才能迅速发展起来，人类的地域史才发展为世界史，第一大社会形态才发展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里，马克思是以彻底唯物主义立场直面人世的。
资本的文明面还表现在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对旧生产方式的取代上，“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对于资本来讲，“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18)资本主义正是凭借着商业、货币而消灭着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过程对于落后民族可能是痛苦的，但对于人类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在客观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9)
除了前二个文明面以外，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面还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20)。这些趋势包括：无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趋势、利用科学和集体力的趋势、促使分工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不断扩大流通范围的趋势、传播文明的趋势。现代人的自由、平等观念，本质上也是市场交换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我们只有在对这些趋势的理解中，才能理解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理解第二大社会形态必然取代第一大社会形态的根源，理解现代社会的真正发生。
因此，从现代经济发展来说，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
但是从人的发展，从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角度讲，资本又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21)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原则的滥用又往往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从这个意义讲，“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2)显然，不了解资本，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商品、交换、货币、资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的基本哲学范畴。
第四，在研究资本、货币历史起源过程中，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古代社会基础。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2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专门用一节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重点研究了人类走向定居后，农村公社的三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及日耳曼的三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这些内容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围，然而对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却是极其珍贵的资料。马克思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定居的”，在定居以前，人们过着采集、渔猎等原始共同体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只是随着人们学会农业才开始逐渐定居下来，而“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23)因此“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式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因此，人类历史多样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萌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公社土地所有制内部。由于“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24)因此，次生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这些社会最后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最后瓦解。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马克思研究东方古代社会的最重要文本，对于研究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研究古代社会的多样性，研究东方民族的历史特点和民族性格，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第五，第一次从生存论角度提出了时间概念，提出了衡量财富的两个尺度。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从生存论角度提出了时间概念，认为“时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25)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6)任何一个人，为了生存，他必须要有劳动时间，为了发展，他必须要有自由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终身不过是劳动者，他的自由时间被剥夺了。“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劳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27)
在未来的社会里，“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8)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本质做了新的概括。
第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并从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角度理解每一个概念、范畴。
《资本论》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具体研究了一个历史上最发达的社会，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性、总体性、有机性是他的最主要思想特征。
与早期思想相比，马克思不仅坚持了早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在总体上对此加以推进。如果说在早期马克思的视野主要还是在欧洲，那么在《资本论》时期，他的视野是全世界的，不仅东方社会，而且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都纳入他的思考范围。如果说，马克思早期的历史观还主要是一种假说，那么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的历史观则上升为一种科学，因为马克思不仅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揭示出它内在的运动规律。正是这种深邃而广阔的视野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了无限的穿透力，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每一个概念和范畴获得了生命力。
自第二国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主流倾向，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因而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马克思专门为《资本论》写的《序言》、《导言》、《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辩证的、有机的发展理论相距多远。
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从总体上研究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者的关系，指出生产虽然是实际的起点，因而是最基础的范畴，但是离开了消费、分配、交换，生产就无法进行，消费、分配、交换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只能在观念中分开而在实际上不能分开的过程，这就是历史思维的辩证性、有机性。
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生产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
1867年，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1873年，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马克思借考夫曼之口，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辩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也正因此，“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2版44/20-22)因此，马克思的思想绝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形而上学方法，而是辩证的、有机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它的重心不在于揭示贯穿于人类社会或自然的永恒规律，而在于揭示主导每一历史阶段的特殊规律，并在事物的暂存性中揭示新的规律的产生。
在《资本论》3大手稿中，马克思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还全面地论述了其他四种生产，即精神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并认为五种生产的内在平衡是社会和谐、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资本论》3大手稿中，马克思在生产方式基础上还第一次全面探讨了交往方式，并认为交往方式虽然必须以生产方式为前提，但交往方式一旦形成，它就极大地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成为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资本论》3大手稿中，马克思还在生产力理论中，第一次讨论了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现实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等范畴，使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空前地丰满起来。
在《资本论》3大手稿中，马克思还前所未有地讨论了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技术结构、人类活动的自然前提和历史前提、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国内部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类共存的生态前提等唯物史观的重大领域，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空前的丰富性和解释力。
由于《资本论》手稿的中文版还没有出齐，因此今天的研究仍然只有中途性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世界展开，随着现代社会的蓬勃发展和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内在本质及其规律越来越为世人所认识，而这正是要重新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意义之所在。历史证明，马克思思想至今仍难以被超越，因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矛盾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依然是当今社会的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正以其无比的深刻性指引着当代人类的进步。
注释：
①(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526页；第142页。
②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5，第179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三联书店，1961，第562页。
④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第4～5页。
⑤《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8页。
⑥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7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37页。
⑧⑨(11)(14)(15)(17)(18)(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第101页；第495页；第172页；第178页；第174页；第391页；第472页。
⑩(21)(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53页；第190页；第52页；第532页；第2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98页。
(16)(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925～926页；第28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20)(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34页；第218～2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32、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