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六 君事实辨下

    光武封功臣，邓禹、呉汉皆食四县。丁恭议曰：古者封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近世议者以光武为非。予谓恭固逺虑，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废哉？治天下者，无道徳仁义以相维持，而欲恃区区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祸乱，盖亦难矣。

    东坡尝言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遗漏。自今观之信然。如曹操征乌桓还自谓幸胜，而偏赏先諌者，可以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类皆不道之事，独此一莭有光清史，而陈寿略之，岂非阙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杀张裕，孔明表请其罪，报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呜呼，先主天资仁厚，有古贤君之风，至于此举，乃与曺操无异，惜哉。（人主治国，非道德文章尔）

    晋史?山涛传云，鬲令袁毅赂公卿以求虗誉，遗涛丝百斤。涛不欲为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涛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尝受人布，司隶纠之，武帝谓朝臣曰：戎岂懐私苟得者，正当不欲为异耳。呜呼，古人所谓不为异者，不为崖异絶俗之事而已。临财之际，虽一介必有义存，岂容自污而猥之，尚同为贵哉。戎本贪夫，岂无足责？涛既受其物矣，印封虽在，何以自明？且涛又尝以盗官稻田为李憙所劾，则非真能清洁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耶？武帝身为人主，宜以莭俭厉俗，始自贵近，而王恺与石崇争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赃，则为之护讳，而贷其罪，天下安得不乱哉？

    宋文帝甞故令诸子晚食，曰：欲其识有饥苦，以节俭御物。唐明皇帅太子以下芟麦于宫中，曰：欲其知稼穑之艰难。呜呼，人主之教子当使亲师傅，通古今，义理既明，百行自正，曽谓此等可以制其心乎？（道德文章）

    宋孔熈先传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文帝时，为散骑侍郎，不为时知，愤愤不得志，乃与范晔谋乱。事觉，穷治，望风吐欵，辞气不挠。上竒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谓执政曰：孔熈先年四十而犹为散郎，安得不作贼。君子谓宋文帝于是失言矣。人臣至于叛逆，复何才之足惜，且士之进退自有命，存纵其淹，抑终身亦当委顺，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圗不轨乎？（道德文章，愚忠）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借口而无忌惮，岂所以为训哉。呜呼，彭城王同气之亲虽犯嫌隙，本无他肠，尚可聴其自亲以全友爱之义重，以会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谏，而帝卒杀之不疑。顾乃眷眷于熈先小子，人何其心术之悖也。

    隋文帝每谓赵纬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绰（纬）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尝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谋反不能独存，必与人共成之，何患不发，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斩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犹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当禁之，纵使无由得发，亦岂可许乎？乃不学之过也。

    唐太宗録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繋狱。帝曰：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齐人段志充请帝致政于太子，大臣乞诛之，诏曰：朕之有罪，是其真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亦释之。此可谓寛明矣。然于李君羡则以谶记之文而杀，刘洎则以废立之语而杀，或恠其不能以斯心加诸彼，是不然。恭、志充軰，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无所动其心。君羡与洎则触其真讳，恶之机，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苏安恒，而不容魏元同、刘祎之，亦是类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集于楼下，以较胜负。懐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而歌，于蒍于上。曰：懐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髙髻，四方髙一尺，明皇耽于淫乐，天下方且风靡而效之，而又亲诏守令，责其角胜，则彼惟知求胜以取恱，盖亦不足恠也。乃因徳秀之讽，而罚懐州刺史，信有过矣。而导之者独无罪乎？卒不自克，至于寇乱父兴，中原受祻而不可觧涂炭者，岂止懐州之人哉。

    宪宗朝，李绛、李吉甫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徳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徳舆罢守本官。范氏唐鉴称其明。慵夫曰：宪宗黜徳舆诚是，然吉甫謟邪屡为绛所屈，帝常直绛而谓吉甫专为恱媚，则其可鄙盖甚于徳舆矣。顾乃存之而不去，其后绛亦罢免，而吉甫独宠任终身。至以议谥贬张仲方而特赐曰忠，何其眷之深欤。然则帝之明，未足多也。

    宪宗元和三年，求试贤良方正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陈时政之失，皆后髙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置。宰臣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诬考官不公。上乃贬诸考官而僧孺等乆之不调。慵夫曰：三子以直言应诏，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当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谁敢议，顾乃狥吉甫之私情，而为之报怨。牛、李之隙有自来矣，帝每以朋党疑臣下，而不知己为朋党之根也。

    唐武后时，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复手杀师韫，后欲赦死。陈子昻议以为枕戈雠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法之纲，非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且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反于徳也。若释之，以利其生，是夺其徳，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后栁子厚驳之，曰：旌与诛不得并。诛其可旌则黯刑，旌其可诛则壊礼。若师韫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而元庆能报之，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其，或父不免于罪，而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雠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当取公羊受诛不受诛之义，以断之。元和中，梁悦报父雠，杀秦杲，报有司曰：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详议。韩退之曰：圣人丁寕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凡复父雠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勅杖恱一百，流循州。明皇时，张瑝、张秀亦以父雠杀杨汪，议者多言宜加矜宥。张九龄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为乱国法，帝然之，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杀人而赦，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狥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曽参杀人亦不可恕。使河南府杖杀之。考比三事，惟明皇所处为不可易。子昻等议似髙，要非正法。盖礼记、周官及公羊氏复雠之说，皆乱世事，不足信也。

    楚灵王闻羣公子被杀，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予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唐文宗惑杨贤妃之谮，几废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后，帝因观乐见童子縁橦，而其父来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为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诛教坊宫人尝构害太子者十数人。嗟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灵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杀人子之为非；文宗见他人之爱子而后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懵于天下之理也。

    温公极称周世宗之羙，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盖太平之业，天将启圣人而授之，非人谋之所及。予谓温公归之天数是矣，以为将启圣人，则媚主之辞也。世宗天资岂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谓之圣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铉朝京师，言其师出无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宋主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欧公载其事于五代史而论之，曰：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周世宗征淮南，诏捃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哉。慵夫曰：欧公之言过矣。自古出师未尝无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辞而后可。曲直之理，正所当较也。宋主此举果何名而何辞哉？偶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当为两家矣，而宋之与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有罪则伐，无罪则已，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莭度使刘从效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诏，报曰：江南近服，方务绥懐。卿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逺之宜，锺谟入贡。帝问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偹乎？对以不敢。帝曰：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大义以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日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世宗徳度如此，其视宋主何啻天壌，而反以较曲直为小乎？宋主之初出师抚曹彬背曰：会取会取，彼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则情实之语也。欧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饰主阙，在臣子之义，虽未为过，而史书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耶，不载可也。

    唐将刘臣容讨黄巢，几擒而后纵之，曰：国家喜负人，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议者议其以鹰犬自期，其言诚是。然如巨容軰何足责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许以使相，及回，惟赐钱五十万，曰：更为朕平太原，然后与卿，此非以鹰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称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于臣，遇之以礼，而示之以诚，故人乐为之用，果惜名器，则如勿许。然宋祖素多权诈，本不为名器计也。呜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则亦不复肯尽力矣。尝以彬之行事考之，盖所谓君子者，则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见其不能知人也。（权术，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