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承平宁
抗日战争时期，宁城地区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外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蒙古族群众共同抗日的核心地区，是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的重要通道。因而，自抗日战争开始，在延安的党中央、在太行山区的晋察冀边区，特别是邻近热河地区的冀东区党委，始终把开辟热河地区的抗日斗争作为重要战略任务，陆续派遣大批干部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反满抗日。其中，从冀东根据地到宁城地区发动群众抗战的第一位八路军干部叫周治国。
第一远征队
1917年农历4月1日，周治国出生在迁西县东寨村一个赤贫的农民家族。从记事儿起，他的父亲就带着一家人年年“溜房檐儿”。因为交不起房租，让人家撵得搬了18次家。10岁那年，周治国给地主看山。这样，全家才在龙泉寺山上的一间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破庙里安定下来。16岁那年，周治国在李运昌的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刚刚入党不久的周治国参加了中共京东特委领导的“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经受了生死考验，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学习了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1942年4月，25岁的周治国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承平宁武装工作队）队长兼指导员，率领一支由18人组成的队伍，挺进到锦热铁路以北，在光头山周围地区，开辟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在长城外的八路军为了把“围剿”冀东的日伪军引到长城以北，以便迅速恢复被破坏了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热南战役，在几天之内连续攻打下了平泉北部、西部的黄土梁子、八里罕、三沟、六沟、七沟、毛沟、五家等伪警察署及所辖的数十个伪警察所和村公所。这次战役之后，冀东十一团参谋长高桥带领两个连、十二团二营五连指导员阎汉臣带一个连，继续在承平宁地区活动。
伪热河省政府对热南战役大为恐慌，急忙向“新京”告急。为了确保“西南国境线”的安全，伪满的第四、第五军管区的9个满洲旅、1个装甲旅、2个骑兵大队，27个讨伐大队直扑承德、平泉和宁城地区。据说，加上热河原有的日伪军队，一共有10万多兵力。
1943年春节，第一远征工作队和高桥、阎汉臣所带的主力部队准备在承德县圣祖庙大营子村开个会，总结一下前段的工作，庆祝一下热南战役胜利。为此，他们还弄了些荞麦面和牛羊肉，打算好好地过个年。没想到，此时已有大批日伪军开始对长城以北的热河地区进行围剿，向青龙、平泉、承德、宁城、兴隆等地派来重兵。
光头山的风雪
1943年2月4日，大年三十儿，是个大雪天。
周治国和高桥正带着战士们包饺子，突然来了情报，说是有大批的敌人正从大营子以东的南山、东北山等地包围过来。周治国等人哪里还顾得上吃饺子了，连忙带着队伍向平泉西部的光头山突围。经过一夜的且行且战斗，周治国和高桥带着队伍冲出30余华里，以为已冲破包围圈，决定在一个小村庄做饭休息。饭还没做好，又被敌人发现了，只好打边边撤。
光头山的山势比较平缓，海拔1731米，因其顶峰多为岩石，没有山林，杂草也不多，光秃秃的，故名。
入夜以后，到达光头山的这支革命队伍又要面临大自然的严酷考验。当时，风吼雪飘，没有丝毫减弱的意思，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四十多度。战士们腹内无食，衣着单薄，衣服鞋袜早已湿透，冷风一吹，冻在一起，犹如金属盔甲一般，行动起来咔咔作响，好多人的手脚和耳朵都被冻得毫无知觉了，一触即断。有一个战士摔了一跤，手一着地就触掉了好几个手指头，连血都不流；还有一个小战士，年龄也就十六七岁，脚冻坏了。战友们发现后，要抬着他。但他坚决不肯，说：“这算什么，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连这个都坚持不了，还算什么战士。”说完，咬紧牙关，一瘸一拐地向顶峰爬去。
战士们站在山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听到随风而来的阵阵鞭炮声，有的说：“别看我们没有放鞭炮过年，可我们把敌人吸引到光头山上来，让老百姓过个安稳年，也就和我们过年一样了。”有的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嘛！”还有一个战士插嘴说：“别看我们没放鞭炮，但我们有真枪真炮，多消灭几个小鬼子就算过个好年了。”
天将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四面均有敌人埋伏，南面是鬼子，北边是讨伐队，东、西两面为伪国兵。”根据这一情况，周治国和高桥等人凑在一起一商量，感到形势非常严重。因为在山上孤军无援，继续坚持无异于坐以待毙，必须在天亮前从力量相对较弱的敌讨伐队和伪国兵之间突围出去。
突围命令下达后，身体好的一部分战士担任警戒，另一部分则每四个人为一组，各拿白布的一角，抬着伤病员，沿着山西北边的一条大沟向外冲击。这时，雪虽停了，但北风滚滚，分不清哪里是平地，哪里是坑包。老侦察员于得水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战友们开道。战士们随后跟上，蹚着没膝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有人掉到沟坑里，很快又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爬上来。当时，周治国有一副皮手套，他就将手套送给战士戴。可战士们谁也不戴，让来让去的，最后决定给冻得厉害的战友相互传递着戴。这副皮手套在1961年被建平县征集为革命文物，可惜在“文革时”散失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顽强的八路军战士们终于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光头山西北的一座山。这时，从光头山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步枪、机关枪也一齐叫了起来，估计是敌人之间发生了误会，自己人跟自己打起来了。望着光头山上的激战，战士们高兴地笑了，说：“打吧，多打死几个小鬼子省得老子费事儿了。”
成立联合县
1943年5月份，为了坚持抗战和加强发展热辽地区，给未来收复东北失地打下基础，冀东地委（原冀东区党分委）决定成立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并派出杨雨民、陈革、宋兴邦、张立文等人以及高桥带领的冀东地方主力部队三区队共250多人，于5月底来到光头山东南部的齐家岱川沟脑旗杆子沟。
当时，光头山地区的老百姓有的被杀，有的被赶进“人圈”，已是无人区了。杨雨民等人在烧毁的废墟上用树枝搭起了马架子，然后派侦察员找到周治国，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一次工委和办事处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杨雨民传达了冀东地委的任命：工委书记杨雨民；委员有周治国、高桥、陈革；组织科长由陈革兼任。办事处（县政府）的主任（县长）是周治国；宋兴邦任秘书；陈革任武装部长：民政科长是张立文。三区队的区队长是高桥，政委是杨雨民。具体分工是：杨雨民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周治国负责建政工作；高桥负责军事工作，三区队被冀东军分区决定为承平宁联合县的主力部队。
杨雨民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在这里开辟了很大的地区，牵制了大量的敌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解放东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继续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发动群众破坏‘集家并村’，推毁‘人圈’，恢复区政权，扩大我党力量，并要开辟新区，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用以振奋人民的抗日斗志。”会后，三区队先是打下了光头山西南约五十里的日伪开办的烟囱山银矿，缴步枪二十多支和一大批物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抗日武装连续出击，组织群众扒“人圈”的墙垛，推毁“人圈”多处。
为了打击抗日武装力量，日伪政府将伪热河省协和会的头子仁科信夫派到平泉，以利用其掌握的协和会力量进行反动宣传和特务活动。据说，这个日本鬼子头儿曾是侵华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军官，为人狡诈，还是一个“中国通”。他一到平泉，先剃去日式小胡子，脱下大和服，足穿中国圆口布鞋，身着中式传统的长袍马褂，一派中国绅士的模样。他四处交朋友，认干亲，发表反共言论，高谈中日亲善，要求中国人“一心一德”、“维护大东亚共荣圈”、“支持东亚圣战”、“消灭八路匪”。他还指使伪警察署制定了“检举自首”，“写悔过信”、“来客报告”等制度，破坏抗日活动。
为了消灭仁科，高桥领导的三区队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先后袭击了承德县的郭杖子分驻所、三沟分驻所、凌源宋杖子车站等据点。在连续受挫的形势之下，仁科坐不住了，决心出兵。他与日本宪兵队长夏谷纠集了伪协和兵、自卫队、讨伐队以及一些红枪会成员等共计几百人，准备向游击队反扑。出兵之前，他们还在平泉街里召开了有“全县各界人士”参加的所谓“剿匪”动员大会。会上，仁科还宣布要再召开一次消灭“八路匪”的庆功大会。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一出动，三区队便得知了消息。高桥和场雨民、周治国等人迅速集合起几百人，采取“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由三家子出发，在平泉东部山区宋杖子、榆树林子、宋营子、青山、平坊、毛兰沟、长胜沟、塔子山一带绕开了圈子，陪着仁科和夏谷转了四五天。经过这样一番周旋后，游击队决定于当月下旬在长胜沟盘道梁子的帽子山设下埋伏，歼灭仁科。
长胜沟盘道梁子是一条通往平泉的交通要道，西面山势不高，山脚下和道路旁都是青纱帐。游击队隐藏在青纱帐里，子弹上膛，手榴弹摆在眼前，耐心等待仁科和夏谷率队前来送死。
盛夏的骄阳似火，青纱帐里犹如一个大蒸笼，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战士们一动也不动地俯卧着，四周平静如常，只有鸟叫蝉鸣。
终于，仁科头戴钢盔，身着日军黄呢子军装，胸前挂望远镜，腰挎指挥刀，足蹬高筒皮靴，大摇大摆地由王八山上下来，向帽子山攀登。突然，随着一声“打！”三区队的战士们拉开枪栓，仇恨的子弹便一齐向山坡之敌扫去，手榴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花。这突出其来的袭击，让日伪军晕头转向，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四散而逃。
在平时，仁科和夏谷穿着大皮靴，显得十分神气，可是一旦跑起山道来就不行了。这两个鬼子抱头鼠窜，跑到杨家店时就再也逃不掉了，被手持长矛、大刀的游击队员张振富、蔡文廷堵了个正着。蔡文廷挺枪向夏谷刺去，夏谷抽身一躲，回手一枪，子弹顺着蔡文廷的胳膊和身体之间的夹缝穿过，未能击中。张振富见此情景，挥刀从夏谷身后进攻。只听“扑”的一声，夏谷被刺成了“透心凉”，日式战刀也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此时此刻，仁科哪里还顾得上同伴的死活呀，趁夏谷与游击队员格斗时，拼命逃跑。张振富、蔡文廷乘胜追来。仁科一见，吓得哇哇哇地乱叫，转过身来摸出手枪，但是没子弹了。仁科绝望地掖起手枪，抽出战刀发疯似地扑了过来，被张振富一刀扎破肚子，肠子肚子流了一地，未及吭声，便死了。
仁科们的末日
八路军游击队利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不但消灭了鬼子头儿仁科信夫和夏谷，还俘虏了平泉伪协和会分会会长任四和数十名伪军，缴获了军用地图数十张，望远镜一架，大枪数十支，手枪两支，还有一部分物资。此时，坐镇平泉的鬼子们还在做着胜利的美梦，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仁科、夏谷命丧黄泉的消息。经过三天寻找，日伪总算找到了这两个鬼子头儿的尸体。这一仗，对日寇的打击很大，因为仁科是一个很有来头的日本鬼子，是伪热河省的一个重要的特务头子。为此，日伪政府给仁科召开了一个很大的追悼大会，逼迫数千百姓参加。
与此同时，杨雨民和高桥带领三区队主力在宁城一带也取得了很大战果。他们在三座店消灭了伪警察分驻所，缴获了部分武器和大量的重要物资。而后，三区队又转移到光头山附近，在黑里河川上梢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打死打伤鬼子和伪军几十个，缴获机枪两挺，大枪三十余支，子弹数千发，以及其他物资。
抗日游击队取得的这些胜利，使日伪损失惨重，纠集大批兵力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扑，以图彻底消灭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武装。1943年8月下旬，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承平宁联合县工委书记杨雨民和三区队队长高桥带领三区队主力，由喀喇沁旗和宁城一带转移到以三沟和六沟为中心的五、六区活动，与周治国等人会合。9月底，杨雨民、高桥和周治国等人被日伪军包围在凌源西三十家子西北的裂山沟大山上。当时，上有两架飞机侦察，下有日伪骑兵包围，游击队被迫与日军展开了一天的恶战。在这种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杨雨民召集县工委和办事处的干部战士召开了第三次（紧急）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杨雨民和周治国等人同意了高桥的建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除留杨润田等少数地方干部潜入敌后继续隐蔽做群众工作而外，杨雨民、周治国和高桥带领三区队及县工委和办事处的人员全部转移到关里。当夜，杨雨民和战友们冲出包围，突过锦承铁路，穿越平泉、青龙县，且战且走，于三、四天后转入关内。在迁安县东水峪，他们找到了冀东地委。此时，冀东地委已改为冀热边特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李运昌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热情地接见了从这支由热河敌占区返回来的部队。
在关内休整期间，杨雨民、周治国和高桥向党委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等领导听取汇报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一个月后，苏林燕部长把承平宁联合县的主要领导找到特委，告诉他们：“我代表李运昌司令员向你们传达军区的决定，你们立即带队返回热河，继续开辟根据地，同时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决定由周治国同志兼工作队队长，增派周哲民同志为指导员，任务是从叶柏寿至赤峰铁路尽力向东发展，相机深入东北腹地了解情况，设法同东北抗联取得联系。杨雨民和高桥同志继续开辟承平宁地区，为了加强在承平宁联合县的力量，冀东特委决定增派郑紫明同志为三区队总支书记。”
锦热边工作队
1943年秋末冬初，周治国和战友们换上冬装，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踏上崎岖的山路，登上崇山峻岭，当天晚上就来到了古长城脚下。由于敌人的反复围剿，搞“集家并村”，房屋被烧，人被赶走，这里早已是“无人区”了。周治国和战友们在烧掉房顶的房框子里过夜，吃炒米，饮泉水，望着纷然飘落的雪花，听着呼啸的北风，想着水深火热的抗日群众，更增添了斗争的决心。到达热河以后，第四次承平宁联合县联席会议在龙风沟村召开。会上决定，由周治国和周哲民抽调十来个同志组成锦热边工作队挺进叶柏寿，到天义以东去开展抗日工作，其他的人员在承平宁地区坚持对敌斗争。
1944年1月，周治国和周哲民带领李荫斋、赵洪山、蒋秀奎筀等人告别了杨雨民和高桥，从承平宁联合县的第五、六区向东挺进，在叶柏寿北部的沙海、深井、小汤、新地、朱碌科等地开展抗日斗争工作。春节到了，他们来到建平县河海东的一个小山沟。这里人家不多，房屋也很残破，过年听不到鞭炮声。大年初一，习惯是吃饺子，但这里的老百姓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米面肉蛋全被日本人搜刮一空。在了解到百姓的饥苦后，锦热边远征队的队员们将思乡之情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发誓一定要打垮日本鬼子，光复祖国领土。
为了开辟新区，站稳脚跟，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在边境地区找好向导，了解敌情、地形和居民情况，并由他们带队员们进入到建平县深井村一带，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进村前，他们先封锁消息和交通要道，以防来往行人走漏消息。然后再找到拥护抗日的群众，并通过他们召集群众来开会，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思想和政策，制定保密条约，选定本村负责人做好防奸、防特工作。当这个村子的工作开展起来后，再由这个村的积极分子为向导，通过亲朋好友关系于次日夜间进入第二个村子进行宣传。在群众的帮助下，工作队采取先易后难、逐村或跳跃式地发展抗日游击村。在基础较好的村子，他们还秘密地发展了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将斗争较坚决的青年吸收为工作队员。
由于工作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除奸与瓦解相结合的统战政策，工作开展得较顺利。通过深入群众，他们在建平县青凤山杜分子沟结识了张瑞轩、张瑞廷兄弟，他们曾于1932年在内蒙参加过抗日救国军。通过积极工作，工作队很快就与张家俩兄弟成为朋友，张家两兄弟也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通过“以亲引亲，以友引友”的方法，张瑞轩的亲戚朋友也都在暗地里帮助八路军，在张瑞轩的努力下，工作队还争取到了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的支持，比如深井村的大村村长（辖多个自然村）陈忠全和深井伪警察所的警长王永利等人，都是通过张瑞轩的关系同工作队接上了头。经过工作队的教育，他们都成了“两面人物”，工作队甚至可以在这个伪警察所里秘密地翻印《告东北同胞书》。
最后的胜利
东丰太村石匠沟有一个叫王殿丰的人，外号王狗子，曾在小汤当过伪警察，是个大烟鬼。他经常到他的亲戚傅和（也是个大烟鬼，当过伪警察）家去。王听傅说当地有八路军，还听说张家兄弟经常给八路军干事的消息后，自以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连夜跑到沙海伪警察所作了报告。
为了把王殿丰向敌人告密的事情搞清楚，周治国派战士赵青山、樊俊山和李成帮化妆成伪旗公署的特务来到王殿丰家。赵青山装出汉奸的派头，摆出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说：“王殿丰，听说你知道这一带有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呀？”王殿丰连忙辩解说：“谁说我没有报告呀，我早就向沙海警所报告了。”说完，他还献殷勤地凑过来，伸出三根手指头说：“共去了三次，还得奖了呀！头一次给了我二十块钱，第二次给了我一百斤盐，最后这次又给了我两把铁铣和两条烟。不信，你们问他们去好了，谁说瞎话，谁是狗娘养的。”赵青山听后，当场假装夸奖了他一番，接着又问，八路军再来，你还报告不？王殿丰拍着胸脯说：“那还用说，咱王殿丰是皇军的顺民，哪能知恩不报呢？你们放心，只要我得到信儿，肯定报。”“那好！”赵青山对他说：“这回你跟我们到旗公署走一趟，有咱们兄弟引见，一定会给你重赏的。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们呀。”王殿丰一听有重赏，早已乐得把爹娘老子姓什么都忘了，屁颠屁颠地跟着三个八路军战士走了。当他一到远征工作队，立即傻了眼。几天后，工作队在五龙台把王殿丰处决了，还贴了布告。
在积极寻找抗联的同时，远征工作队还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他们于1944年3月末在叶柏寿北部一带又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区，准备成立第七区。周治国和周哲民商量，拟任李润斋为区委书记兼区长，赵洪山为助理员。但因为未能与杨雨民、高桥联系上，所以没有公布。第七区的干部虽然是拟任的，实际上已开展建政工作，在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子还秘密地发展了党员，设立了农会主任和办事员以及抗日救国会。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周哲民回冀东军区汇报锦热边远征队的情况，军区首长很满意。因工作需要，军区还决定把周哲民留在军区联络科任副科长，周治国继续在敌后坚持斗争。同年4月份，三区队副政委郑紫明带领三区队的一个连和一部电台约百余人，准备营救在关内被捕囚禁在北票煤矿做劳工的同志，因被发现未能成功。于是，他们在叶柏寿以北活动了一段时间，并乘机袭击了建平县深井伪警察所。此仗对伪警察震动很大，从此不敢再轻举妄动，使周治国的工作队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在周治国和周哲民准备开辟七区的时候，杨雨民和高桥率部队在老哈河以西也开辟出来一片游击区，并按照顺序称为第八区。第八区的活动范围是东部北起汐子，沿宁赤铁路南到宁城；西部北起毛大坝、旺业店和四道沟；南部西起四道沟、打鹿沟、西洼到宁城；北部西起毛大坝、喀喇沁旗、西桥和汐子。当时，杨雨民拟任高捐雨为区长。八区的个别村子也秘密发展了党员，设立了农会主任、办事员等。至于赤峰、围场、隆化县界，仅为游击区，没能建政。
杨雨民、高桥在八区期间率领三区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于1943年11月攻下八里罕伪警察署、大烟组合，缴获了一批武器和一批烟土、布匹等，给敌人以重创。1944年1、2月份，高桥又率三区队攻克宁城县城，取得了重大胜利，震动了整个热河省，同时也引起了伪满的极大恐慌，迅速由承德、平泉、青龙等县调来大批日伪军对宁城、喀喇沁等县旗进行反复围剿，残酷镇压，并大规模强行“集家并村”，迫使群众无法接近八路军，致使八路军无处存身。
1944年3月29日，高桥带一个排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在宁城县八素台被日伪军包围，双方展开激战，最后三区队弹尽粮绝，除两人幸存外，其他全部壮烈牺牲。听到高桥牺牲的消息后，周治国悲痛万分。新中国成立后，周治国历任鞍钢铸管厂、炼钢厂总支书记，鞍钢弓长岭矿党委书记，鞍山市财贸部副部长兼商业局党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85年6月离职休养，2000年2月22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