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另有一部“石头记”少有人知

几天前曾提到《谷腾堡在上海》一书和石印术在中国的不同境遇。当时手边无书，不敢乱加发挥，多有语焉不详之处。因此事对了解中国近代史上书籍文化的演变非常重要，以往也少有人关切及此，所以有必要再说清楚些。

我过去读中国书史和印刷史，已接受将西方铅印术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书籍产业现代化的一条主线，认为铅印自始至终是中国印刷业现代化唯一出路。读《谷腾堡在上海》，才意识到这其中另有故事。

芮哲非有一个“上海石印商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上下限定位在1876-1905。他指出，石印业让中国印刷史改变了方向，形成了与西方印刷业演进过程的重要区别。其最引人深思之处，是当时可供中国印刷商选择的西方印刷技术已有多种，最终却是石印术胜出。导致此结果的原因不是西方人强迫或倾销，而是中国出版商的主动选择。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

其一，投资相对较少。

其二，石印引出的书更貌似传统的书籍之美。

其三，彼时出版商、印刷商出版观念相对传统，和雕版印刷时代的同行尚无多大分别。

我最关注的，是第二条。第一次读到此处时，真有水落石出之感。

中国的读书人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训练，长期阅读雕版印刷的经典书籍与举业用书，且人人都必须练一手好字，不然科举考试时会大大吃亏。可以想象，他们对传教士搞出的铅印宗教小册子一定不屑一顾：不仅是内容“荒诞不经”的问题，那稀奇古怪的铅印汉字他们更难以接受，觉得既毫无美感，又有辱斯文。

石印商深知此中丘壑，所以投其所好，多多翻印举业经典，还能制作微缩版，不仅保持旧日书本面貌不失，还能节省成本，降低价格，所以大受欢迎。雕版印刷无法在价格上竞争，凸版印刷无法“书籍美学”上竞争；传统经典早有权威定本，不容随意诠释，只需翻印即可，加之举业比天大，对“复习资料”的需求没有止境——这种种情形汇流上海，催发石印术忽然崛起，迅即发展成辐射全国的印刷产业，更加速把上海变成一枝独秀的文化中心。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石印术经大半个世纪的完善，已成为印刷图文报刊的主力，在原貌复制图书方面也已显出优势。据说，除画报期刊外，仅就书籍而言，以下五类适合石印：1，小批量插图类非商业书籍；2，内部出版物，各种指南、手册；3，非拉丁文字图书；4，早期印刷善本的摹本；5，因求新奇而试水。

只需想想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人对书籍之需求，就可明白，石印术成为中国引进西方印刷术第一选择是多么顺理成章。因为要维新，所以需要办期刊；因为要“国学”，所以要复制经典；因为要科举，所以需要各类指南、手册；因为是汉字，采用金属活字事倍功半，所以还是石印方便；因为新奇而又能传承传统书画艺术和笔墨趣味，所以达官贵人们宁可借石印望梅止渴，也不愿因冷冰冰、硬邦邦的铅字而让苏黄米蔡风流云散。

因此之故，这石印之术在中国的命运，多有大可深究之处。我只好又买了两本书：《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和《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唉！人生苦短，且慢慢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