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旧事：“芋艿种案件”昭示刑法的根本意义

半个月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中级法院对最高法院指令再审的“王力军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一案”作出判决，依法宣告王力军无罪。媒体和网络舆论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这让我想起35年前的一桩旧案。这桩旧案和“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几乎一模一样，但在那个时候，检察机关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脱离了刑法总则惩治犯罪的根本精神，机械套用刑法分则，很容易出差错。

为了严厉打击日益猖獗的走私等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走私、投机倒把、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受贿罪加重刑罚，直至死刑，并规定在1982年5月1日以前投案自首按本决定施行以前的法规处理，拒不投案自首者作为继续犯罪一律按本决定处理。“决定”要求，动用一切宣传工具，开展广泛、通俗的宣传解释，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按照“决定”的要求，一场轰轰烈烈的“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俗称“经打”斗争）在全国展开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省绍兴市发生了一个“芋艿种案件”。绍兴市钱清公社前梅大队农民高阿寿和东江大队会计高建林，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动交代自己冒用集体名义，私盖大队公章，贩运芋艿种的问题。工商行政机关即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当时法律规定，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依法侦查）。检察机关查明，高阿寿和高建林利用后者任大队会计之便，私盖大队公章，冒用集体名义，擅自用大队和生产队银行账户，分别与上海市宝山县场中大队、五星大队签订芋艿种订货合同。尔后，以每斤0.18至0.19元的价格，从附近社队收购芋艿种127460斤，运到上海市宝山县，以每斤0.26至0.265元的价格出卖。扣除运费、人工费用之外，高阿寿、高建林获得利润9128元。绍兴市检察院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投机倒把罪，但考虑到他们有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和积极退赃情节，于1982年4月17日对高阿寿、高建林依法免予起诉。

在“运动式执法”的高潮中，案件难免发生一些罪与非罪界限把握不准的问题。两个多月后，绍兴市检察院对“经打”斗争中的案件作了一次“回头看”，专门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重点对“芋艿种案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行为具有对社会的一定危害，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刑法》关于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也是以“情节严重”为前提的。高阿寿、高建林采取冒用集体名义、私盖大队公章等违法手段，贩运芋艿种，是十分错误的。但他们所贩运的芋艿种属产地严重滞销、销地生产急需、供销部门又不予经营的三类农副产品。运销这种产品，对生产和市场并无不利，即使获利较大，也不应认定为犯罪。此前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只看到行为人获利较多的一面，忽视了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是构成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只看到行为人违法运销的一面，忽视了在搞活经济中由于制度、办法不完善带来的问题。

经过充分的讨论，检察机关对“芋艿种案件”形成一致意见，此前的处理存在定性不准、免诉不当的问题，应予纠正。1982年8月，绍兴市检察院到案发地公开宣布，撤销此前的免予起诉决定，认定高阿寿、高建林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决定不起诉，将他们退交给检察机关的4491.75元现金移交给工商行政机关处理。工商行政机关将其中1000余元合理收入返还高阿寿、高建林。

检察机关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决定的做法，受到案件当事人、当地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欢迎。钱清公社接受检察机关建议，成立了公社农副产品经理部，有组织地进行农副产品运销，发展促进芋艿种等传统农产品种植业。

当时的浙江省检察院领导高度肯定绍兴市检察院纠正“芋艿种案件”的做法，要求总结经验，转发全省。恰好这期《检察工作简报》就是我具体撰写的，所以“芋艿种案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1年，我在组织检察机关光荣传统教育活动时，还把办理“芋艿种案件”时担任绍兴市检察院检察长的孙春阳老人请到省检察院，让他以“芋艿种案件”为例，向全省检察人员进行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教育。

孙春阳在检察机关光荣传统教育活动

报告会上讲述办理“芋艿种案件”的经过

从绍兴贩卖芋艿种案到内蒙贩卖玉米案，35年过去，同样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这就告诉我们，法治理念的树立，办案水平的提高，需要时时处处留心，需要在每一个案件中体现。《刑法》的总则和分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法官、检察官如果只会机械地“抠条文”，只记得一条法律规定，忘了法律的根本精神，那就要出大错。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