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丨唐长孺：南朝高僧与儒学
南朝高僧与儒学
文 / 唐长孺
西晋时期，名僧大都与名士交往，藉名士之赏誉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并扩大佛学在上层分子中的影响。汤用彤先生曾有专章论述[1]。永嘉乱后，名士名僧相继渡江，思想学术中心由洛阳移到建康，名僧与名士的交往一如既往，具见《高僧传》与《世说新语》记载，无须多述。当时名士崇尚何晏、王弼倡导的玄学，名僧获得名士赏誉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通晓老、庄玄学。东晋前期我们还未见兼讲儒经的高僧，东晋后期，佛学探讨日益深入，逐渐摆脱了先前作为玄学附庸的地位，并且进而取代玄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也正是自东晋后期以来，不少高僧不仅弘宣佛法，而且也开讲佛经，而著名的儒学大师则往往深通佛学。《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
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今便题卷首称雷氏呼？”其化兼道俗，如斯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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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像
载于民国十年（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画传》
按本传称慧远早年曾以庄子义解释佛经，使“感者晓然”，于是道安“特晓慧远不废俗书”。这是说以俗书比附、解释佛义，所谓“格义”[2]。而上引条则是记载慧远为弟子开讲《丧服经》，即《仪礼》，与引用比附文格义不同。雷次宗是宋代著称之礼学大师。《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传》称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宋文帝征召他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讲授[3]。他还庐山后，又第二次征召到京，为他在钟山置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由此可知他于丧服专精，而丧服又正是受之于慧远。《隋书》卷三一《经籍志》经部礼类有《略注丧服经》一卷，雷次宗撰，当即《高僧传》所述之义疏。同书《周续之传》：
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僧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岁，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慧远……以为身不可遣，余累宜绝，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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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莲社图》（局部）
（设文殊金像赞颂佛事者三人，昙常、道昺、周续之）
绢本，南宋，28.1cm × 459.8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按续之出于范宁门下，他的经学传自范宁及豫章学中其他经师。随后又读《老》《易》，正是晋代名士礼玄皆修的风习，既而又师事庐山，由玄通释，礼玄双修转而为儒释兼综，这也是习见的问学途径。本传称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这里所谓“通”，可能指作疏，所以说“皆传于世”。又说晋末刘裕北伐，其子义符留守建康，“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刘裕称帝后，又曾召他，“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刘裕亲自到馆，“问续之《礼记》'慠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囿’三义”。续之通《公羊传》，两次在建康讲学的内容都是《礼》，此当与以注《春秋谷梁传》著称的范宁有关系。他的礼学是否与慧远有关，不得而知，他也并无有关佛学的著作，但他“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表明了宗教的皈依。
慧远讲礼，听者当然不止雷、周及宗炳等奉佛居士，当时门下生徒大抵兼通所谓“外典”。《高僧传》卷六《释僧济传》：
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大小诸经及世典书，皆游练心挹，贯其深要。年始过立，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远每谓曰：“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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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释慧皎撰《高僧传》 书影
元刊十四卷本
僧济通晓大小乘佛经之外，还博及所谓“世典书”，大概包括儒、道诸书以及占候之术。我们不能说这些全都由慧远讲授，但却是庐山学风，所以僧济博得慧远的赞许。同卷《释昙邕传》：
姓杨，关中人，少事伪秦。（淝水战后)因从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西投庐山事远公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缘涉。
昙邕先事道安，后师慧远。按道安特听慧远“不废俗书”，对于其他门徒，至少不严励他们兼习俗书，昙邕旁通外典，必然受之于慧远。同卷《释道祖传》：
幼有才思，精勤务学。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七年，并山中受戒……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诣观听，乃谓人曰：“道祖后发，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
道祖讲说是否“愈于远公”，可以不论，但从桓玄的评论中，可知慧远不独佛学渊深，而且亦以“儒博”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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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照（传）《虎溪三笑图》
相传慧远送道士陆修静、儒士陶渊明，
一路相谈甚欢，不觉走过了虎溪。
绢本，宋， 26.4cm × 47.6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朝高僧兼讲儒经的尚有其人。《高僧传》卷七《释昙谛传》：
后游览经籍，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传称昙谛“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不知师承所自，他在虎丘寺，释典与儒经并讲，事同慧远。他卒于宋元嘉末，年六十余，当生于晋末，其在虎丘开讲，当即在元嘉时。《高僧传》卷八《释法瑗传》：
元嘉十五年还梁州，西进成都。后东趋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索，颇亦披览……及孝武即位……因庐于方山。注《胜鬘》及《微密持经》，论议之隙，时谈《孝经》及《丧服》。后天保改构，请瑗居之，因辞山出邑，纲维寺网。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讲《丧服》。问论数番，称善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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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书《孝经》（局部）
纸本草书，唐，26.0cm × 265.1cm
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按法瑗本陇西辛氏，“初出家事梁州沙门释慧开”，但所学实得自慧观。慧观为罗什门下，与僧肇同学。《高僧传》卷八本传说他在入关师事罗什之前曾游庐山，“又咨禀慧远”，所以他又是慧远弟子。传又称他“妙善佛法，探究老、庄”，大致与僧肇同。但他曾师事慧远，慧远在庐山开讲《丧服》，慧观自得预闻。法瑗所学，受之慧观，他讲《丧服》，疑亦传自慧远。
还有一些高僧本传并未说他开讲儒典，只说他精熟某经。如受到宋明帝尊敬的天下大僧正智斌，除《三论》《维摩》《思益》这些佛经外，兼善《毛诗》《庄》《老》；以后充任僧正的昙度也善《春秋》《庄》《老》[4]。《高僧传》卷九《释僧盛传》：
遂大明数论，兼善众经，讲说为当时元匠。又特精外典，为群儒所惮。故学馆诸生常以盛公相胁。
按梁天监四年开五馆，建立国学，以五经教授，明山宾、陆琏、严植之、贺玚为博士。所云“学馆”，应即指国学之五馆，“群儒”亦即明山宾等。山宾等并一时经学大师，道盛为“群儒所惮”，生徒甚至以道盛相胁，颇有汉代“毋说诗，匡鼎来”之概。其儒学之精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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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莲社图》（局部）
（经筵会讲，讲说者道生，听讲者雷次宗、道敬、昙诜等）
绢本，南宋，28.1cm × 459.8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这时还有宣讲佛经参以儒家之义的高僧。《续高僧传》卷五《释僧旻传》：
于是名振日下，听众千余，孜孜善诱，曾无告倦。晋安太守彭城刘业尝谓旻曰：“法师经论通博，何以立义多儒？”答曰：“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
按僧旻在齐、梁二代有很高声誉，他讲《涅槃》，王俭甚至说超过道生。曾于未席论难，折伏当时成实大师僧柔、慧次。南人以为“仲尼素王于周，旻公又素王于梁”。这样一位大师，他讲佛经，却“立义多儒”。他自比开一代风气的道生与僧柔，所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不太好懂，“玄”当然非指“三玄”而指佛学，南朝所谓“玄”已超出三玄，这只看正续《高僧传》便可知道。但《涅槃》《成实》怎么会有儒意呢？这里无从深究，但他的讲说，“立义多儒”，大概并非虚言。本传说他“出家住虎丘西山寺，为僧回弟子，从回受五经，一闻能记”。童幼出家，亦如俗间学童诵习儒书，这不仅是启蒙，而且也是与士大夫周旋的必要的训练[5]，僧旻后来讲佛经，“立义多儒”，恐与幼年的训练有关。而且前引《释昙谛传》，他在虎丘寺儒释兼弘，也许“立义多儒”还是虎丘的传统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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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大涅槃经》（局部）
纸本，唐，26.4 cm × 853.4 cm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以上只举两《高僧传》中记载较明诸例，至于泛称“内外兼通”或“涉览外典”（所谓“外典”，大致包括儒经与老、庄），其例甚多，无须列举。
晋宋以来，名士多与高僧交往，本文只想举出一些以经学著称的奉佛儒生，说明儒释的结合。宋代儒学著称的周续之、雷次宗为慧远弟子，已知上述。宋齐之间宣扬佛法的隐士明僧绍乃是儒学世家。
《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明僧绍传》称：“僧绍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明经，有儒术……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齐永明元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卒。”传又称僧绍与定林寺释僧远交往，曾居定林。《弘明集》卷六载僧绍《正二教论》，该文为驳顾欢《夷夏论》而作，为佛教辩护，尊佛抑道，可证他是佛教信徒。他虽信奉佛法，传给子孙的“家业”仍是儒学。本传称“子元琳，字仲璋，亦传家业”。《梁书》卷二七《明山宾传》：“父僧绍……山宾年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居丧尽礼。”梁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在梁代官位显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著有《吉礼议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义》十五卷。“子震，字兴道，亦传父业。”明氏三世儒学，僧绍崇信佛法，按照当时习惯，轻易不改变宗教信仰[6]，山宾疑亦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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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织造《彩织极乐世界图轴》（局部）
丝质，清，448 cm × 196.3 cm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齐代最著称的儒学大师是刘𤩽。《南齐书》卷三九本传称𤩽“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以后辞官在京，传称“𤩽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传中不见奉佛的记载，但他却曾师事僧人。《高僧传》卷八《释慧基传》:
后周颙莅剡，请基讲说。颙既素有学功，特深佛理。及见基访覈，日有新异。刘𤩽、张融并申以师礼，崇其义训。司徒文宣王（萧子良）钦风慕德，致书殷勤，访以法华宗旨。
周颙为复兴三论宗的著名佛教居上，张融亦家世奉佛[7]，无须赘说。刘𤩽传载其与张融书，二人交好，且同师慧基，亦由思想上的契合。同卷《释法安传》：
永明中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𤩽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
据此知刘𤩽又与法安交往。本条所举诸人，萧子良曾亲往𤩽宅修谒，张融为𤩽至交，刘绘为𤩽弟子，并见本传，何胤更是𤩽传授儒学的入室弟子(见下)，他们不仅在儒学授受上为师友，而且又是佛教法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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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翰（传）《历代帝王像》（梁武帝）
绢本，清，28.3cm × 22.2cm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梁武帝本是道教徒，他为佛经作所谓“义记”数百卷，大兴土木以建造佛寺，三度舍身同泰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他自己据说布衣蔬食，以至祭祀宗庙都不杀生，“五十外便断房室，还恪守逼中不食的戒律，如此等等，表明他皈依佛教非常虔诚。但与此同时，他提倡儒学非常积极，所撰有关儒经的著作二百余卷。他建立五馆，设置五经博士，招集生徒，这些崇儒措施，具见《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及卷四八《儒林传序》。《广弘明集》卷三《叙梁武帝舍事道法》，称梁武于天监三年下诏舍道，认为只有佛是正道，此外都是邪道，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句话：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梁武相信僧徒编造的伪经，以老子、周、孔为如来弟子，鄙斥为“化迹既邪”，像这样公然以周、孔之化为邪，汉代以来除梁武帝外别无他人敢说。这番话是在天监三年四月敕文上说的，然而就在下一年，武帝就下诏大兴儒学。《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载天监四年诏云：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仄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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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鹏《三教图》（局部）
纸本，明，115.6cm × 55.7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序称所置五馆，每馆各有生徒数百，又派遣博士到诸州郡立学。下一年，再次下诏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严经术。”因此要进一步“大启庠教，博延胄子”。这就是要求皇室、贵族子弟接受儒学。序称：“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
在舍道敕文中武帝已斥周、孔“化迹既邪”，却仍然大兴儒学，即因周、孔虽非正道，毕竟还是“世间之善”，“革凡入圣”只能皈依三宝，而“建国君民”还得依凭儒术。选拔人才，还得要砥砺名行的通经之士。也就是儒家倡导的伦理以及礼乐刑政，所谓“名教”，必须大力提倡，以便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僧旻“立义多儒”，受到梁武的尊重，享有崇高声誉，正因与梁武倡导“儒释兼弘”的学风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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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毛诗品物图考》
纸本，清，53.5cm x 51.0cm（每页）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位以儒释兼弘受到梁武帝尊重的隐士何胤。《梁书》卷五一《何点附弟胤传》：
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𤩽，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𤩽与汝南周颙深器异之。
何胤为宋宰相何尚之孙。庐江何氏家世奉佛[8]，尚之曾与宋文帝论佛法，引慧远之说，以为“亦齐俗之要务”[9]。何胤奉佛乃是他在齐官至左民尚书、中书令，辞官隐居会稽若邪山去门寺时事。梁武帝和他是旧友，即位之后，两次亲笔致书，并特派专使请他出仕。敕书慨叹“学业沦废，儒术将尽”，希望他出山“开导后生”。还要他开具学徒中“经明行修”者姓名，大概要加以录用。所以敦请何胤出山，目的是为了振兴儒学。何胤既不肯出，便特派生徒六人到会稽去就学。
胤晚年迁居吴郡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这里所谓“经论”，至少包括儒经[10]。如上所述，虎丘是有兼讲儒释的传统的。何胤卒于大通三年，年八十六。著作有“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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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时臣《虎丘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明嘉靖年间，19cm × 210cm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何胤获得周颙器重，二人在齐代以奉佛并称。《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
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途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䱇脯、糖，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
据此何胤以奉佛著称，但他早年未能断肉食，晚年虽断肉食，复又娶妻生子，戒行并不如周颙[11]。梁武帝对他的礼重固然由于他儒释兼弘，但主要在于他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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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书影
[梁] 释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
高僧们不但讲儒经，而且还注释儒经。《隋书》卷三《经籍志》经部《孝经》类著录《集议孝经》，该条注：“释慧始注《孝经》一卷”，隋时已亡；又《孝经》一卷，“释慧琳注”。同卷《论语》类“《论语》七卷”条下注有“释僧智略解”，与太史叔明之《集解》、陶弘景之《集注论语》相连，云“各十卷”。按《孝经》《论语》为初学必读之经籍，僧俗皆然。
本文原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注释：
[1]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
[2]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3]本传称宋文帝设置儒、玄、文、史四学，鸡笼山馆即儒学。
[4]并见《高僧传》卷七《释僧瑾传》。
[5]《高僧传》卷三《释昙徽传》：“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按道安“特许慧远不废外典”，似于其他弟子不然。据此则年幼沙弥仍令先习经史。
[6]《弘明集》卷六张融《门论》，同书卷一一孔稚珪《答萧司徒书》。
[7]《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高僧传》卷八《释智林传》，《弘明集》卷六张融《门论》。
[8]《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点附传》称“点门世奉佛”，点为胤兄，与其兄何求均隐居不仕。
[9]《广弘明集》卷一《宋文帝集朝臣论佛事》。
[10]《梁书》本传载梁武帝敕书中称何胤“卿居儒宗，加以德素”。派遣到他门下受业的生徒六人当然去学儒经。又其学徒随他到吴，不太可能只讲三宝，不及儒经。《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胤附传》称胤往虎丘，“学僧复随之”，“学僧”当从《梁书》本传作“学徒”。
[11]《梁书》胤本传称其有妻江氏及子何撰，其娶室当在文惠太子问周颙事后，故周颙以妻室为己累。又本传称周颙与胤书，“劝令菜食”，即《广弘明集》卷二六《与何胤书论止杀》一文。《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胤附传》称：“故胤末年遂绝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