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时代的充裕和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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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免费？
在拉丁语、古希腊语、西班牙语和古英语中，“免费”这个词与“自由”同源。
在20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而在21世纪的比特币经济中，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这种新型的“免费”绝不是诱饵或者廉价的附属品，也不是一种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伎俩，而是一种把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压低到零的新型卓越能力。
在每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都会有某样关键的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下跌——和从前的相同生产要素相比，在新产业革命中，信息这种要素的价格几乎降为了零。
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在恰当的地点得知恰当的信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信息也想要变得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两种趋势在互相牵制。
这也许是网络经济中最重要但又误解最深的一句话了。
信息会变得更便宜，因为复制信息是如此简单；信息会变得更昂贵，因为想要得到更高质量、更有价值的信息变得不容易。
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于大规模和定制：大规模使信息走向免费，商品化的信息想要变得免费；而定制走向增值，定制化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
充裕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而稀缺的信息想要变得昂贵。
看看通常你是怎么进行决策的：在大多数交易中你都能感受到好处和坏处，但是当某样商品免费时，你就忘记了它的坏处了——免费能让我们的情感迅速充电。
而收费会让我们想到选择的成本。
一旦碰到要收费的问题，我们的脑子里面马上就会立起一面小旗，会联想到“掏这钱值得吗”。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给这面小旗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叫做“心智交易成本”（mental transaction costs）。简而言之，这指的是思考的收费成本。
在关于公司的理论中，交易成本一直都是核心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指出，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团队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最小化。
我们会犯懒，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必要去动脑子思考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动脑筋，因此我们往往会选择那些最不需要费脑子的东西。
人们总是对金钱斤斤计较，除非某一天，醒来之后幡然醒悟，觉得自己有花不完的钱，而时间却显得特别宝贵。
免费的心理学机制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匮乏的年代。
人们的本性似乎如此：
一旦某种物资变得非常充裕，那么我们就容易忽略它，就好像我们根本不在意正在呼吸的空气一样。
所以，人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情况下选择”的科学是有道理的，在物资充裕的情况下，你根本无须做出选择，你什么都用不着多想。
如果某一种资源变得稀缺而且昂贵了，那么就会促使人类去寻找另一种更充裕的资源，而目前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也会逐渐向别种资源转移。
所以，每一种充裕都创造出一种新的匮乏。
在食物、住所及马斯洛“层次需求”中其他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而无须再从早到晚躬耕垄亩的世界里，我们发现自己拥有大量“空闲时间”，即社会学家眼中的“认知盈余”——我们在工作中并未将自身的能量和知识完全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的情感和智力需求在工作中也并未完全得到满足，在我们重视的某个领域中，我们自身的“空闲劳动力”让我们拥有了尊重、关注、表达和观众。
相对于匮乏思维，人们极不擅长的就是充裕思维——我们并不能想象出充裕和富足的恰当形态。
从经济学角度看，充裕是创新和增长的推进器；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匮乏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切。
我们看过太多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描述了充裕带来的人生目标的彻底丢失和人类惰性的膨胀——匮乏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纪律和动力的终结吗？
事实确实是：
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并非充分享有的事物，从时间到金钱，这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之源。
如果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对其漠然处之，而后发现一种新的可供追求的匮乏事物。
我们始终被自己不曾拥有的而非已经拥有的事物激励着。
充裕始终是前面一座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山巅，却从来不是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山。
回到免费的话题。你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价格吗？
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价格”这个观念自形成以来不过几个世纪而已。
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贡献，贸易不再只是一个买卖东西的平台，也成了思考所有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
而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诞生后，成为研究人们选择方式的途径。
随着全球对贸易及各类经济活动的认可和保护，比较优势原理和专业化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之间有了交易，货币作为价值衡量尺度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
在没有亲情纽带的陌生人之间，金钱给交易提供了一种大家都能对价值达成共识的尺度，物物交换也让位于金钱支付。
在这个时代长大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免费”的事物存在，金钱成为了人们衡量一切的工具。
互联网经济对经济学的又一大冲击，是信息替代了货币，个体注意力替代了一般等价物，信息市场替代了股票市场。
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产品信息被编入软件从而能够免费将其提供给顾客，金钱不再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交易信号。
两个非货币因素的地位陡然提升，这两个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经济”和“声誉经济”。
互联网让我们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复活了原始的礼品经济——心理上的股市。
比如，人们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彼此连接，形成一个网络。
我们会很乐于在这样的社区中互助，在给予的同时得到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植根于社区、互助和相互支持之中，互助的这种自我强化的效果会让其他人也一样来对待你。
克鲁泡特金认为“原始社会”的运转模式就同这种互助很相像，而“礼品经济”比市场资本主义离人性走得要更近一些。
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复活了。在货币不起作用的地方，什么变得重要？
一代的匮乏是另一代的充裕。
我们对浪费的这种品性有着很深的心理感受，无论是盘中的剩菜还是坏掉的家具，当需要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不舒服。
有时候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肆意挥霍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有时却仅仅是因为我们作为哺乳动物的大脑思考问题的程序就是如此。
但是自然却一直在肆意“浪费”，作为“全面开发潜在空间”目标的最佳方法。
科幻小说作家考瑞·多克特罗（CoryDoctorow ）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像蒲公英一样思考”：
从蒲公英的角度看，一粒，甚至大多数种子的去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每个春天，每一条街道上都飘满了蒲公英。蒲公英不想亲自照顾每一粒宝贵的种子，而是希望它们离开巢，认真把握自己漂泊的方向，以找到最佳生长环境，在那儿繁衍生息。蒲公英只是希望确保充分利用了每一个繁衍的机会。
这就是接受浪费行为的方式。
自然在浪费生命的过程中寻找存活率更高的生命：它使DNA发生变异，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不断进行生命的创造，以期偶尔会产生一种胜过之前出现各种基因排序情况的新排序，而人类将不断进化。
匮乏让大规模更具价值，充裕让多样化更具价值——而个性化则是商业世界的生物多样性。
其实对浪费的态度总与你对事物的稀缺判断有关。
我们的祖辈生活在一个长途电话被视为昂贵奢侈品的年代，因此打长途电话前总是要预先计算好时间并尽量缩短通话时长。
我们将数量充足的东西，如硬盘驱动器空间视为稀缺之物，而真正稀缺之物：时间，在我们看来又似乎是充裕的。
传统出版业则走在一条一旦偏离航向就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路上，被迫聚焦经济成本，忽略所有其他途径可能更为巨大的机会成本——由于受匮乏思维驱动的出版模式而无法采纳这些可能的途径。
有时浪费是一种美德：创造富足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放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