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什么之二——科学的本质是哲学
作为最为现代的理论,近现代的科学哲学让我看得一头雾水。看完之后,我对于什么是科学反而更加迷茫了。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科学哲学工作者一直以来主要的工作方向之一,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然的向历史主义寻觅答案。
一、“科学”是个新词
“科学”(Sience)这个词出现得相当晚近,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就出现了源自拉丁文的“science”这一英文单词,但是很少被使用。直到19世纪很多被后世目为大科学家的学者既不自认、也不被认为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比如,牛顿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道尔顿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名为《化学哲学的新体系》;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名为《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无一不标榜自身所研究的是哲学。是的,所谓的“科学”其实是哲学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叫做“自然哲学”。其实,我觉得“自然哲学”这个词比起“科学”来更接近科学的本质,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认知。事实上,到了19世纪,“Sience”才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和接受,但是包括开尔文、赫胥黎在内的很多大“科学家”对于这个称谓非常不感冒,他们仍然对“哲学家”的身份感到自豪,认为称他们为科学家降低了他们的研究层次。
换句话说,直到19世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才出现,在此之前只存在“自然哲学”,也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看法这一学问。科学的独立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不可分。正如军事科学的发展过程。长久以来,战略学都是关于战争的统一学问。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军事科学的发展,战略学已容纳不了有关战争的一切军事问题。19世纪中叶,在军事知识领域中就开始逐步形成各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开始独立出来的是战术学、军械学和筑城学。随着战争空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地理学独立了,接着军制学也独立了。20世纪初,战役学又独立了。如今,各种军事理论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科学从自然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在本质上仍是哲学的一部分,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是人类认识、看待自然的一种方式。虽然科学有一些独特的标准、约束、或者不成文的共同理念、信念,这大概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吧,并不是将其与哲学对立起来、或完全独立于哲学的理由。
二、古希腊古典科学的价值取向
既然科学的本质是哲学,那么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具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内涵。
18世纪之前,世界上没有真正的 “科学家”,只有哲学家。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实际上都是哲学家,他们阐述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我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阐述了古希腊古典科学的奴隶主贵族属性(参见《古希腊古典科学的诞生——从神话中分离的理性世界观》、《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古罗马为什么遗弃古希腊古典科学》等),古希腊古典科学往往是支撑其奴隶主贵族世界观的一部分理论。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根本上是一个宗教社团,其行为的一切目的在于宗教,而非科学。毕达哥拉斯社团宣讲灵魂不灭,躯体是禁锢灵魂的坟墓。在古希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四门“科学”被认为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对这些技艺(科学)的探究有助于恢复灵魂的纯洁,从而转世为较高等的生物,乃至回归个体灵魂从中“流溢”而来的“宇宙大灵魂”。这些“技艺”,不过是达到宗教神学目的的一种手段。仅就数学而言: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数学是神的语言,是神的体现。因此,他们关心的其实不是数学本身,而是数学如何构建了这个世界,通过数学这门技艺如何净化自身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在这个论断中,“数的和谐”比起从自然界中看到的表象和得到的经验更为重要。因此,当他们发现不和谐的无理数之后,不得不杀死了那个发现无理数“不和谐”份子。
对此,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给出了理论上的总结。苏格拉底把追求知识和真理作为至高的“善”,是通向“永恒”的唯一途径。而追求唯一的、永恒的不变正是古希腊主流哲学思想的主题。同样,苏格拉底的徒弟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用心学习算学、几何学、天文学与音学。因为那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一种精神追求,是培养“自由”的学问;数学“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天文学与音学亦应像几何学一样去研究。作为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在该文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知识(episteme,也即科学)。在这三者中,经验不及技艺,技艺不及知识。经验实际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技艺是知道事物的所以然。但是和知识相比,技艺多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所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科学的纯粹性和非功利性,强调科学是一种为了自由的探索。他说:“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
我在《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中提出,古希腊哲学有两条进路,一条以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流,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他们所追求的“科学”,是纯粹的、自由的、非功利的,单纯的为了知识而知识,而且必须有闲,当然还要有钱,最起码不为了生活而苦恼;另一条则以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吉亚为代表,是古希腊哲学中的非主流,一般被称为“智者学派”,是古希腊哲学的有益补充,只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据很小一个章节,甚至被一带而过,成为古希腊主流哲学的背景板。智者运动与古希腊主流哲学相对,他们肯定人的经验,肯定人的活动,把人的经验作为一切真实存在的基础,把人的活动当作判断的价值根源;他们对看不见、摸不着、从经验世界无法证实的唯一真实存在持怀疑态度。他们居无定所,知识是他们谋生的资本,对他们而言,知识(科学)就是功利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古希腊古典科学就是一群有闲的奴隶主(或自由民,雅典当时的自由民由城邦通过奴隶的劳动养活,没有生存问题)一种“高级”的精神追求。因此,很容易引发对于知识的“高级性”和纯粹性的自豪感,而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技艺则是低级的。
古希腊古典科学很显然是有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
三、现代科学与古希腊古典科学在价值取向上大相径庭
按照较为原教旨的科学观点去看,与古希腊古典相比,现代科学虽然号称与之一脉相承,但是其实从阶层的角度看,倒是平民色彩更重一些,区别明显。
首先,二者对于理论和实践的侧重不同。现代科学注重实证检验,注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注重经验和观察。也就是说,你假想什么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假想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是这个假想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必须用确定的事实排除不靠谱的形而上学。这是偏向于平民的方法,和奴隶主贵族式的坐而论道,单纯的理论探讨,即与形而上学、或者是清谈,有着根本的区别。古希腊古典科学是奴隶主贵族阶层消磨时间的“高级”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劳动人民从劳动中得到的经验、以及从经验中总结出的技艺怀有鄙夷,认为那是“低级”的。他们不重视劳动实践经验,认为世界是由先验的神创造的,只有明了那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才能认清这个由永恒不变真理幻化出来的大千世界。
其次,二者对于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式侧重不同。虽然科学离不开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但是现代科学明显注重归纳逻辑,古希腊古典科学则注重演绎逻辑。现代科学方法要求实证,注重经验的总结,因此归纳逻辑更为重要。而古希腊古典科学则继承了其哲学思想,默认世界上有先验的、唯一永恒的真理——那就是真神,从这个真理可以演绎推导出世间的一切,因此演绎逻辑在他们的哲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再次,二者对于科学功利性和纯粹性的态度不同。现代科学有着很强的功利性。现代科学研究日益向宏观、微观和更深入的理论发展,往往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但是各国政府或经济体、个人却肯于大笔投入,是希望从科技的发展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有着强烈的功利性。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都是这种功利思想的反映——科学不但是有用,而且是极其有用的。而对于古希腊古典科学而言,是耻于谈及功利的,他们视科学为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通向自由和真理的唯一途径。欧几里得的一个学生询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得大发雷霆,不但声称要把这个学生赶出门,而且还要给他几个钱以示羞辱,最后自我标榜教授的知识(几何学)是无用之学。
四、新时代科学的价值取向
自科学革命以来,以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科学理念带有明显的平民色彩。这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最初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而是普通劳动者,如英国的清教徒、瑞士和荷兰等地的加尔文宗、德国等地的路德宗等,都体现出蓬勃的朝气,他们所面对的是当时还十分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以清教徒精神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亟需变革;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普惠,人群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人们对待同一事物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再加上当时经济在飞速发展后有所停滞,人们生存压力变大;但是由于美国霸权的建立,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并不低,导致虽然社会动荡,但是很难形成本土的革命风潮,社会变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类似“嬉皮士”这样的社会运动,以及在思想界的质疑和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传统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传统科学观受到了波及和挑战,波普尔及其否证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实休谟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归纳问题”,后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有再论,但是却在20世纪由波普尔的提出而引发巨大争论,除了波普尔对于理论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外,不能不说时代背景有着巨大的影响。
波普尔不仅是个科学哲学理论家,也是个社会政治理论家。不仅著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科学哲学著作,也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社会政治著作。在科学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上,波普尔有一些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特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反对绝对真理,科学不是真理,自由和平等也不是绝对真理。在政治上,波普尔的观点中间偏右,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在科学哲学上,同样具有中间偏右的特征,波普尔认为科学不是绝对真理,也就意味着科学不是绝对正确,当然也不会是绝对错误,而是相对正确;科学源于假想,而不是源于经验,这在实际上就排除了劳动人民从劳动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我们不妨简单对比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二者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释二者的关系说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也正因为波普尔认为认识在实践之前,虽然没有像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样将认识绝对真理化,但是更为重视演绎逻辑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需要反对既有学说和约定俗成,波普尔的学说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至于波普尔的学说又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的否证理论,事事从扭曲的反向来论述,把证伪、批判、革命等方面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抹杀了正向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和建设性。虽然符合了时代质疑传统价值观的风潮,虽然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科学,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但是难免陷入了将矛盾的次要方面当成主要方面来论述的困境。
费耶阿本德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一切对于自由的限制,也自然反对一切政府实施的控制。他在科学哲学领域的代表作就叫做《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旗帜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也同样反映到他的科学观中。费耶阿本德解释了两种框架,即以肉眼观察的事实为依据的亚里士多德的地球静止不动的框架,和通过望远镜获得的观察事实支持的哥白尼的地动说,他把它们解释为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思想学派。到此为止,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和库恩的思想差别不大,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的理论,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框架,这和库恩的范式说相一致。但是库恩通过诉诸社会共识重建规律和秩序,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案。而费耶阿本德则拒绝了库恩对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共识的诉诸,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库恩没有对获得共识的合理与不合理(例如,杀死所有敌手)的方式进行区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并不认为诉诸共识就能够把科学与诸如神学或有组织的犯罪等其他活动区分开。费耶阿本德认为,他本人已经证实,那种把握科学知识特有的、表明它优越于其他知识形式之特征的尝试失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的论点,充斥着对秩序和规律的解构,体现了他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理论置身于一种高度评价个人自由的伦理学框架内,它包含了一种被费耶阿本德描述为“人道主义态度”的看法。按照这种态度,个人应当是自主的。从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费耶阿本德为他的无政府主义科学观提供了证明,而他所依据的理由是,这种科学观可以使科学家摆脱方法论的束缚从而增加他们的自由,更一般地说,它可以使个人有自由在科学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之间进行选择。在费耶阿本所想象的自由社会中,将不会使科学具有超越其他知识形式或传统的优越地位。在自由社会中,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一个学会了自己作决定的人,因而是一个已经决定赞成他认为最适合于他的事物的人”。也就是说,人在国家中可以自由的选择科学,或者是巫术,而不是被强迫在课堂上学习科学。从意识形态上讲,国家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中立的,以便确保个人能维持选择的自由,并且不把某种意识形态在违背他们意志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
五、总结
按照现代人的普遍看法,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地位崇高的真理,或者是有限真理,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在近现代形成的范式的一种,并不能代表科学历史规律的全部。而我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是,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从未完全脱离过哲学。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因社会分工从哲学中分离出的一门学科。它有着自身特定的范式,从而将它与一般性的哲学学科和古典科学区分开来。因此,不能将现代科学等同于古典科学,因为二者的范式不一样;或者取代哲学,因为科学隶属于哲学,没有哲学就没有科学。科学隶属于哲学,不同的哲学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会得到不同的科学观。科学并不是真理,在不同人的眼中,在不同的需求下,科学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古希腊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相比,几乎有着背道而驰的社会观念和基础。二者是否均属于科学范畴可以讨论,但是将二者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