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的必然变异结果（5753字）
相对于专业哲学人的无奈，正因为以常识化转向为突破口，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我能通过循序渐进的理论创新持续突破人类在认知方面的集体性逻辑天花板，所以透过与人的社会性相关的逻辑天花板的集体性，只要能进一步感知到隐含在有整体一致性的认识对象中的逻辑（天花板）相对于人有明确的先在性，那么自然不难进一步理解，正因为突破的切入点难找，所以爱哲学的人很多，但能被载入史册的不多。以能否突破人类的集体逻辑天花板为标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哲学家分为创新型和传播型两种，这样就可以明确，不具备打破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能力的许多哲学工作者虽然很渊博，但称之为哲学家却摆脱不了名不副实的嫌疑，至少这类现象已然极大降低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出版机会。作为一个非哲学专业人士和思想爱好者，有幸通过循序渐进的创新思考持续突破自身在认知方面的逻辑天花板，并把个体性自圆其说能力持续引向现实可期的在哲学领域的终极自圆其说，这让我充分意识到，渊博不是必然打破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打破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的必要条件一定包括足够的形而上学敏锐性。这样说，难道是形而上学的敏锐性很稀缺吗？其实当然不是，因为所谓的形而上学敏锐性即任何人天生就有的自我意识，可惜只有不向现实的苟且妥协更多的人才有机会通过形而上学的敏锐性的有效释放实现理论创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之所以不是任何人都能利用好内涵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就一番可资标榜的事业，是因为只要向现实的苟且妥协过了某个很容易过的极限，那么隐含于自我意识当中下意识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便被彻底钝化。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又发现，正因为一般性的家教与社会性教育都缺少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所以世人的创新能力大多在人生的早期便被最亲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错误引导殆尽，这是一种对挑战和否定权威冲动的下意识集体性丧失现象，只有靠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揭示清楚，然后才能最终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彻底杜绝之。通过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的反复琢磨，本书将常识化阐明，正因为突破与语境建构相关的宏观逻辑天花板需要的形而上学概括能力相对更强，所以作为专属领地，哲学理论只能通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打破主观方面的宏观逻辑天花板，而科学理论创新则完全回避相关领地，因此一贯只能打破客观方面的微观逻辑天花板。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相对于历史的周期性，正因为只有哲学理论的创新周期相对于包括狭义科学的其他理论创新周期都更长，所以真正主导意识形态变更周期的，显然只能是哲学理论创新。正因为从同样视角所看到的哲学理论创新周期其实和相应的宏观科技创新周期近乎等长，所以哲学因逻辑认知的宏观性而对任何其他学科具有基础性指导之能，因为任何微观方面相对形而下的逻辑运用能力都离不开宏观方面相对形而上的逻辑认知的指导。这其中，正因为所谓“相对形而下的逻辑运用能力”即知行合一体现在人的方法人生上，所以从思想是行动先导的角度，所谓“相对形而上的逻辑认知”则是根植于语境当中的串联语言文字的逻辑本身，也即我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发现的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正因为我可以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思考把“存在”这个基础命题常识化区分为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然后按照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两个向度分别寻找其终极本体，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可循序渐进诱变终极哲学的终极本体论，所以这个视角赋予了我诱变终极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便利。反观旧理论界，正因为都没发现西方哲学早就用错误的主观与客观定义分别偷换了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定义而浑然不觉，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在无法通过常识化转向冲动统一本体论冲突之前，整个旧思想界必然对逻辑认知呈现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混沌状态，因此缺乏统一本体论冲突的冲动所代表的显意识，是导致任何旧思想界难以打破人类集体性逻辑天花板的根本制约因素。透过常识化转向视角与我系统打破一切与语境建构能力相关的宏观集体性逻辑天花板之间的因果一致性，我发现，用隐藏在人的基因中的可复制性于生命现象的自我意识，人的文明始终在历史的维度内一以贯之和循序渐进地放大人对作为认知对象——逻辑先在——的显化深度和广度。正因为这个一以贯之的循序渐进显化过程既是人类文明史，又是哲学史，所以透过哲学与人生同质化的知行合一性（因为哲学是思想，思想是行动的知行合一先导，所以思想与行动都具有知行合一性），我发现，相对于中华文明史，只能从古希腊时代写起的西方哲学史显然有断章取义的认知缺陷，因为人之初便活在知行合一的思想指导下，虽然当时的思想不构成狭义哲学，但广义哲学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基于狭义哲学和广义哲学都是哲学的角度，哲学史必须从人之初写起。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从广义哲学角度，西方哲学的“存在”命题与中国传统道命题都具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能力，因此只要西方哲学不能把“存在”命题像中国传统道命题一样做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终极泛化解读，那么缺乏隐含于“一言以蔽之”当中的整体一致性认知框架，显然是导致西方文明无法形成统一本体论的根本原因之一，进而不难发现，仅一个道命题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语境建构能力就使得中华文明知行合一地获得了举世最高的文化凝聚力。但其实，正因为中国传统道本体认知亦不是终极本体论，只是基于明确的阴阳互根认知而具有了朦胧的主客观一致性本体论认知所代表的准终极本体论和准终极认识论，所以把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道本体认知参照道分阴阳的一分为二理念拆分成主客观双重本体论，是我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的创新思路。这里对“基于明确的阴阳互根认知而具有了朦胧的主客观一致性本体论认知”只代表了“准终极本体论和准终极方法论”，却没谈及准终极方法论，是因为阴阳互根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这个语境只介绍逻辑的本质属性，因此与方法和方法论无涉，但大家可以透过准终极本体论和准终极认识论自己推论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方法论层面的高明，进而不难理解为什么道家思想早在三千年前便预见了类似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了。结合我的思路再看中西方文化的本体和本体论认知差异，在常识化发现“存在”这个基础命题所内涵的主客观一致性被错误的主观与客观定义遮蔽后，任何人都能常识化理解，西方哲学误把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基础性的“存在”绝对客观化了，正因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这就是西方哲学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史必然难以摆脱以偏概全的认知局限的根本原因所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只要不能通过常识化转向否定巴门尼德的“不存在‘非存在’”，那么无论是哲学权威还是其他权威，在理论认知成果方面必然会不自觉地犯各条的以偏概全错误，因为人类的语境建设能力的终极成熟必以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为标准，所以在相关标准确立前，只要与宏观逻辑认知相关的文明局限不能被知行合一地突破，不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终极自律的人就不可能摆脱不可知论的干扰。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人类语境建设能力终极成熟标准的，不是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而是因为相信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必然性之后，相关专业人士齐心合力所建构的作为终极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终极逻辑学。这里大家有必要延伸一下自己的预见力，那就是随着可常识化普及的逻辑学的系统建构完成，其他任何科学学科都必然同步配套修改自己的专业理论体系，然后科学才能和哲学同步普及传播。这里还有必要再提示一下，那就是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前，基于哲学与人同质化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人类文明将率先实现天下大同的整体和谐，因为一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获得公认的权威性，其他任何主义都将丧失合理性而退场于人的知行合一人生，其中当然包括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在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之前，人际伦理将提前实现与终极自律相关的整体和谐，而且是全球性的。由此可见，相对于未来科学与哲学必然同步实现的常识化普及能力，旧科学之所以不能常识化普及，原因就在于旧科学体系缺乏与旧哲学同样缺乏的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认知，比如在古典物理向现代物理的过渡时，在每一次颠覆式理论创新过程中，明明都有一个已然放大的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语境可以被形而上地常识化发现，而且一旦发现了，避免了曾经的基础认知缺陷的新科学哲学可以指导新的理论创新少走很多弯路，但曾经就是没人敢这样总结，原因就在于相关宏观的形而上学理论创新只专属哲学，不属于科学，所以科学界的整体一致性基础认知缺陷只能等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来规避了。但其实，科学思辨也运用逻辑分析能力因此也有形而上学属性，只不过作为狭义科学的科学实验过于依赖形式逻辑三段论所谓不辩证的直观的非黑即白的所谓实证需求，所以在不能通过哲学理论创明确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只是同一个有相互包含的同构关系的多维辩证结构之前，任何科学家都和旧哲学家一样，根本不能把封闭科学的开放性所内涵的终极物理自由命题与哲学的终极自由命题建立起不脱离差异性的整体一致性认知。正因为一直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认知冲突不得调和，所以科学界从来没有封闭科学开放性的意识，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认知所同时发现的与归纳、演绎相关的认知的收敛性，却可以把主观思想自由和客观物理自由都囊括于同一个主观的哲学自由命题中，因为一切人的自由观都缘起与人的语境人生，而且和语境人生一样从零起点生发于人的自我意识。正因为人的终极自由既包括终极思想自由，又包括终极物理自由，所以同样基于与演绎、归纳相关的认知收敛性，因此通过宏观的形而上学逻辑认知理论创新率先封闭狭义哲学的开放性，才是人的文明在思想成熟方面的正确次序，因为只有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的社会结构才能为普及的微观的形而上学逻辑认知理论创新提供均等化的科研资源，所以在没有这种系统化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意识之前，任何思想者都避免不了犯以偏概全的认知错误。比如科学界在搞科研时明明认可动物有意识，哲学界也否定不了这一点，但相关哲学语境却都在回避这些，原因就在于，哲学语境一贯有内在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在逻辑天花板未能通过哲学理论创新知行合一地落实在语言技术上之前，相关常识认知就无法被有效纳入哲学语境，因此这样的哲学不但不可能具备常识化普及能力，而且还必然经常以反常识面貌出现，所以科学主义狂妄于哲学已死，其实只尴尬了自己。这其中还要说明一点，其实整个旧思想界对常识的定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常识如果真是任何人都能懂的，那么专家和权威与普通人之间的常识认知差异便无解，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任何知识在形成后，都具有常识性，但是否能够常识化普及，是逻辑认知问题，不是常识问题，而常识命题的根本在于常，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常即规律和规律所内涵的规定性，所以任何关于规律和规律的规定性的认知都是常识，也即常识是对常的认识，这样一来，《道德经》翻译的难度将极大降低，版本冲突也将不是问题。换个角度，正因为整个思想界都有太多知行合一于语言应用相关的逻辑天花板，所以只要不接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不脱离差异性的一致性新认知框架体系，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科学理论当中仍然会重复演绎削足适履的尴尬，原因就在于，唯心主义科学家所笃定的上帝就是个创世的逻辑先在，但他们却用言之凿凿的非终极本体论、非终极认识论和非终极方法论割裂了自己的理论成果与上帝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一致性。相对于唯心主义科学家的顾此失彼，唯物主义者在否定上帝与其他创世之神存在的合理性之后，只要不能有效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诱变终极哲学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就同样避免不了犯削足适履和以偏概全的错误，下意识地割裂自己的理论成果与认知对象的整体性之间的因果一致性，就也是历史的必然。综上，本书将通过人的语境根本没有脱离偶然的必然来常识化厘清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只要没有清晰的整体一致性认知背景，任何人不但必然断章取义地割裂认知的因果一致性，而且必然无视任何认知成果都与人的存在一样，具有主客观一致性，因为作为人的认知成果，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创见都必须通过语言文字赋名，然后才能被有效纳入人的认知体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从因为具备系统反思能力而出现了人类之后，人就一直在常识化区分万事万物的追求中展现自己的本体论追求。作为追求的结果之一，就是万事万物各有其名，因此万事万物之间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之名就有了对人的有整体一致性本体论追求进行具体分割的狭义本体意味，以内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在具体落实人的曾经不明确的本体论追求。正因为中文语境的物有本末和事有始终实际就是类似的终极本体论认知，所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系统演绎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旅，原因就在于只一个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所内涵朦胧的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就让中华文明的本体论认知始终举世最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在整个用哲学视角看来一直处于似是而非状态的文明进程中，只要对万事万物能适当区分其内涵与外延，无论清楚与否，人都要通过命名行为来落实自身的本体论追求，所以任何名实关系实际都体现着人在哲学方面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一致性认知追求，也即在一个大的宏观本体追求中，实际有无穷多个小的已知的微观本体追求和未知的微观本体追求的同构关系。透过已知与未知之间此消彼涨的一致性减弱，我发现，人所发现的已知和能够洞见的未知之和可以统称逻辑先在或者道，因此上，既然人的认知体系与逻辑先在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映射关系，那么人通过语言文字对个别认知对象进行命名之后，相应名实关系就是对个别认知对象的本体认知和本体论追求之果，但旧哲学界却一贯忽视了局部与整体之间不脱离差异性的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正因为人的认知语境从始至终将一以贯之地循序渐进扩张，所以就语境的建构形成机理角度，在任何有局部不脱离整体的一一对应的名实关系当中，都同时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据此发现，人的任何命名行为都是对相关语言文字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这样就容易理解，通过常识化互译，把借助西方哲学语境所创新概括的人的认知对象——逻辑先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生万物的道之间建立起一致性关联，是进而诱变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的基本前提，我也将其称之为通过方法拓展认识的认识论便利和方法论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