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人化功用（14000字）

通过意识行为在逻辑认知层面具有类似空间的多维同构关系的常识化明确，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无论曾经的生物进化在神经系统形成的科学机理方面怎样复杂，它的哲学机理都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的概括能力得以常识化解析，而且是常识化解析到终极自圆其说的程度。

相对于旧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建构而诱变终极哲学，是因为通过循序渐进的反复论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渐渐发现，语言文字的产生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内涵先天对未知基于感知的归纳收敛能力，然后形成可指导提升人的知行合一境界的认知，这是文以化人和文以明人的逻辑前提。

为了终极自圆其说，没有逻辑天花板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又发现，作为自我意识所内涵的洞察力所展现出来的归纳收敛能力，从不是人的专利，而是一切动物都具备的基本意识功能，只因人的自我意识相对最明晰，所以能归纳出以文字为载体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已。

这里为什么不强调语言的载体作用与功能呢？那是因为任何动物都有自己的形式化语言体系，只有文字的形式化是人所特有表义体系，它是语言表义的形而上学升华，是由直观、形象的意到辩证、抽象的义的递变，是语言可以深度体系化的工具媒介，是意识的逻辑运作机理基于语言现象的再升华。

基于以上认知，本书会雄辩地论证，哲学常识化转向一旦成功，就是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终点，因为哲学一旦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常识化转向，首先意味着旧哲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开放性的封闭，其次意味着语言文字借假名真的会意表意机制可以证明逻辑具有绝对辩证属性，最后通过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的明确，可以在正确认识只有局限辩证功能的形式逻辑一直在阻碍终极辩证的常识化建构之后，通过终极辩证法的建构直接诱变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终极自圆其说实现终极思想自由。

这样通过常识化视角以终极自圆其说标准再看人类文明史，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人的文明内，基于归纳、演绎经验的交叉作用，因为时间成本足够，所以在特定时点到来时，人的文明会因语言类比功能的极致运用而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因为语言现象的一个本质就是在反复归纳、演绎中进行循环类比。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在“语言现象的一个本质就是在反复归纳、演绎中进行循环类比”中蕴含着哲学与人的文明同步实现终极主观成熟的全部文明密码，因为“在反复归纳、演绎中进行循环类比”是对人的文明在历时态意义上循环辩证于终极自圆其说的最精准表述。有人看到这或许会问，为什么与共时态无关呢？答案在于共时态是基于错觉的假设参照系，是在理论成熟后需要清除的参考变量，因为只有这样，每个成熟的人才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关于归纳、演绎、类比，有逻辑学学习背景的人可视其为常识，但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相关教育背景的人来说，相对就困难一些，但对中国人关系不大，因为中文在文字和语法上先天具备与象形字全息表义配套的绝对辩证功能，所以即便没学过逻辑学，只要接受过正常的中文教育，在逻辑思辨能力上不会比学过逻辑学的人相差太多，因为语法即逻辑的规律。

明确了语法即逻辑之后，便可以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一致性方面反证，只要西方的逻辑学不能展现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具体诱变能力，便可据此判定西方哲学界没人真懂逻辑，进而判定西方哲学界一直在误把逻辑学当逻辑，是混淆本体和本体论的无知。

这是本人不完全相信西方哲学而重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哲学内涵的关键诱因，因此本书还会常识化论证，盲目相信形式逻辑，才是最普遍的诡辩成因，但诡辩也是确保人的文明自觉走向成熟的重要参照系，因为诡辩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立场的坚定维护意愿，而人的文明的终极成熟不过是彻底打破小我立场与大我立场之间不可调和的分界线而已。下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在旧常识的基础上对归纳、演绎和类比三者关系进行终极常识化解构。

以任何一门语言在发展历程中都有基于经验而自觉形成一字（词）多义的语言泛化现象为例，旧哲学和旧语言学都忽视了这种泛化现象中所隐藏的与形而上学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文化内涵。比如西方哲学为人类的理论认知在视野上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视角，但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有终极自圆其说标准的思考发现，三个视角之间有基于主客观一致性所展现出来的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这三个一致性之间便蕴含着人的全部文明密码，一旦就此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西方哲学通过语言转向所下意识开启的哲学自救之路便被动走到尽头了。

概而言之，哲学与人要想同步终极自圆其说，肯定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因此可以把人与哲学同步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理解成是语言运用技术的不成熟。如果语言运用技术是方法体系，那么指导建构这个方法体系的显然就是方法论，由此可见，不把哲学的诞生起点前置到人之初，并在哲学认知体系当中引入广义哲学命题，是西方哲学的重大认知缺陷，因为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贯穿人的生命始终的本能，不是有了专业哲学之后才有的。

自此，当西方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荒谬便已昭然的时候，那么导致语法所代表的语言技术不成熟的逻辑内因是方法论、认识论，还是本体论呢？答案显然是本体论，而不会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因为方法论和认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是本能地承接于兽，但自我革新能力极差，其次才是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之后，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强名机制产生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人的经验迭代能力方得显现，人的文明与文化自救历史方得开启。

关于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显然是语言学的基础命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是在用西方哲学翻译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精华《道德经》的过程中发现的。

常识化视角下，“强名曰道”的道如果具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终极概括能力，那么这个概括能力的语言学基础，显然可以从泛化角度强名二字为语言文字诞生机理中找到答案，而我就是借此发现强名即借假名真，有绝对辩证属性，进而通过追根溯源把这种绝对辩证属性与《易》经的阴阳学说建立起一致性关联，从而明确中华文明之所以人化水平最高，皆源自这种朴素的终极辩证能力的普及化传播。

这样一来，当语言文字诞生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机理明确之后，语言文字的本体问题就解决了——任何语言文字的本体都是逻辑，也就是人通过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对自己所观测到的对象进行与语言文字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现象，逻辑才是语言文字的本质，是人的主观存在的本体。既然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明确，那么与主观存在有同构关系的客观存在本体就呼之欲出了，这样一来，当我们把旧哲学与旧科学一并探索的世界本原定义为客观存在本体的时候，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便已终极常识化诞生，旧哲学一贯无视常识化建构终极本体论的荒谬便已彻底解决，面对科学主义哲学已死的威逼，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就此死而复生。

既然任何语言文字的产生都是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人通过主观能动性对所观测对象进行主客观一致性赋能，那么这个观测过程显然就是个“在反复归纳、演绎中进行循环类比”的绝对辩证过程，由此可见，从语言学的角度，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早在三千年前就已为西方哲学在现代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文化标尺，差的只是能够将两者进行互译的敏锐性而已。

人的文明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不可能任由这种敏锐性永远缺位，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文明一体化融合趋势中应运而生的。

从宗教的角度，中国的道文化也有修仙的传统，但道家思想是中式哲学，不修仙，却能通过悟而实现人类文明史意义上最高明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这是一种个体意义上无困于心的终极思想自由，只因受制于文明局限，暂时不能把相关心法向他人直接复制传递而已。

如今通过与西方哲学在语言文字本体认知方面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互译成功，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系统揭示清楚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之所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内因了——只知形而上学于归纳和形而下学于演绎，却不知形而中学，也就是再形而上学，的类比（详见插页图－1）。

具体而言，所谓的形而上学，即客观见之于主观，这个心理机制可以解读为宏观类比之下的归纳，而道命题的产生，就是中文语境的归纳极点，类似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语汇，在西方哲学中最典型的是“存在”，在古印度是梵。

参照中文对道命题的形而上学泛化，西方哲学的许多本体命题，比如逻辑、理念、实体、数、火、水等等许多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命题，都可以像中文的道一样泛化为终极本体论命题，但西方文明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的逻辑认知缺乏类似阴阳互根于同生共死的有一致性同构关系的绝对辩证认知。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把个体意义上悟得的无困于心的思想自由心法进行常识化普及呢？答案也在于不能常识化解析阴阳互根所内涵的一致性同构关系。

具体而言，所谓道分阴阳就是阴阳同构于道，也即阴阳是一对低维的本体论命题和认识论命题，经过形而上学的绝对辩证泛化之后，二者同构出来的道命题便有了终极本体论意义和终极认识论意义。

关键是，经过有意无意的系统分析所诱变的思维跃迁，过去的道家思想进而诱变了朴素辩证法，今天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可以据此诱变终极辩证法，这都是通过绝对辩证所产生的终极方法论意义。

这些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意义之所以只有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互译才能常识化显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就是因为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表述中，通过有无同构可以解释“道生一”，通过阴阳同构可以解释“一生二”，但“二生三”只能通过主观与客观同构解释，“三生万物”只能通过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同构解释，可是传统中文语境没有主观与客观、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命题区分，传统西方哲学语境有主观与客观同构命题，却偷换了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命题，因而导致西方哲学只能一贯南辕北辙地进步于错误的方向难以自拔。

那么参照西方哲学的主观与客观同构怎么就能解释“二生三”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用主观视角观得的是人生观，用客观视角观得的是世界观，但观世界、观人生不是目的，用主、客观一致性视角共同观得有限必死的人的生存所必须考量的价值观，才是人的文明存在的真正意义，于是有了这三个基本视角再看人的认知概念体系，显然是更复杂的同构关系链条中的“二生三”基础上的“三生万物”。

这就是西方文明一直理解不了的中国传统所谓“一即一切”和“一切即一”的准终极本体论思维的终极常识化解读，是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逻辑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这其中的主客观一致性最便于常识化解析天人合一境界中人的绝对主体性，因为无论再怎样想象，神的主体性都绝对不会超越人了，而且在实践层面，中国传统政治早在周朝就开始摒弃宗教伦理的干扰，直到独尊儒术，便是彻底摒弃宗教伦理的干扰成功，可见中国人的世俗人生人化水平从来最高。

反之，西方文明在物质文明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也达不到中国政治两三千年前的水平，因此通过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于终极自圆其说，实际意味着老子所建构不了的天下大同方法在方法论层面的贯通，因此一切皆一言以蔽之于泛化的形而上学的同构关系，就是终极方法论，对应的，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就是终极认识论，都因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而得以常识化建构，三者相合，便是终极哲学，之后所建构的终极辩证法，不过是基于终极哲学所必然衍生的形而下的方法体系而已，是终极哲学的副产品。

综上，所谓哲学，即人的文明存在自觉贯通人的本体认知与本体论之间关系、人的认识体系与认识论之间关系、人的方法体系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学科。

这样再看人类要想通过语言技术的终极成熟而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就必须建构起与语境相关的认识论层面的整体一致性，但具体在方法论层面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却必须正本清源地从文字如何诞生的本体论层面着手，这样再看阴阳在低层次本体论命题和低层次认识论命题向高层次主客观一致性本体论道命题和高层次整体一致性认识论道命题的跃迁过程，显然同时也是一个有因果一致性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人化心理机制形成过程。

这样一来，一切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命题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心理机制中得以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化解读，这意味着人的文明可以通过终极自圆其说封闭哲学的开放性了，这既代表哲学科学化理想的最终实现，又意味着科学哲学化的开启，因为对未知的继续探索虽然有了终极方法论的指导，但客观存在本体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受科学哲学指导的科学理论创新来回答。

这样再看作为建构终极哲学起点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显然只有通过常识化视角发现并明确逻辑作为人的主观存在和语言文字的一致性本体，是进一步在本体论层面明确语言与人的存在一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逻辑前提，然后才能在理论层面明确，任何概念与命题之间，不但在认识论层面有整体一致性同构关系，而且在方法论层面有因果一致性同构关联，通过逻辑的主客观一致性多维同构关系的明确，是明确这一切同构关系与关联的逻辑前提，因为人类认知一切的工具，在本质上，不是语言文字所代表的思维，是语言文字所代表的思维的本体——逻辑。

反之，如果没有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即便有人意识到语言文字之间有整体一致性之下的因果一致性，例如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佛学，也无法终极自圆其说，其中道理就像现代计算机技术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但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明确这种技术的成因也只在于人的智能具有主客观一致性，是人的文明利用主观能动性反向翻译自然进化成人的机理，之后，人的文明才不会再担心人工智能会反噬人类，因为人工智能在不具备与人一样的主客观一致性之前，只要不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代表的主体性，就永远不具备反噬人类的能力，就像旧哲学早就论证了现代化大生产模式下，人虽然具有作为机器的奴隶的表象，但机器从不主动杀人，是一个道理。

关于人工智能能否反噬人类，对于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来说，其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前提，是人类的科学进步能给机器人系统制造出类人的神经体系，只是这种科技进步的速度会远晚于因语言技术即将成熟而诱变的天下大同的速度，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正在讨论的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性，就是语言学的终点，而且这个终点对于思辨能力足够强的人来说，马上就会实现，因为哲学归纳相对与科学归纳的区别在于，从不过多关注细节。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语言的归纳收敛与洞察能力上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随着人的经验人生的日益深化发展，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定义循环类比为广义的循环归纳和广义的循环演绎，因为归纳与演绎命题在本体论意义上不但是对立统一的同构关系，而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认为类比命题由归纳和演绎同构而来，这其中就涉及在人的语言现象中先天就有本体论视角向认识论视角进行自觉跃迁的问题，正因为这一切跃迁都由神经现象所控制的逻辑主导，所以本质上也是逻辑认知的跃迁，正因为神经的运作机理是生物电现象，所以逻辑的主观跃迁机理源自自然的电现象跃迁机理，由自然电现象进化出来生物电现象，是偶然中的必然，人的科学发现就是通过一切偶然认知一切必然，然后用技术手段反向演绎必然，正因为这种反射演绎具有现实可行性，所以可以实证，逻辑的多维同构也源自自然空间的同构关系，因为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已然证明，自然存在是多维的量子同构关系跨越不同空间维度的集成。

关于这个逻辑认知跃迁，结合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一致性归纳为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上学、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再形而上学、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而下学（详见插页图－1）。

此前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不够通俗，是因为自下而上地批判旧哲学的缘故，所以解析得不像现在这样清楚，因此少有人乐于接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现在如果读者能从语言学角度不抵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上述认知视角变换的逻辑内因的常识化解析，那么一旦在个体人生层面建立起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信心，再结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发现的“一切命题皆同构于语言的整体一致性”理论，就可以彻底打破自己的一切逻辑天花板，尽早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主观成熟。

当是时，当读者个体层面的可知论终极战胜不可知论的时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自下而上地全面铺开的开始，当然也是人类集体走向终极主观成熟的起点，愿更多人更早接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

基于这其中的可行性再看旧可知论，之所以一直无法战胜不可知论的原因，比较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常识化建构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就可以常识化发现，正因为旧可知论者都放弃了对终极本体的执著追求，所以导致他们只能在别人所建构的本体论基础上卖弄非终极性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明——非终极本体论是一种低层次的方法论——从而让哲学成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这样再看哲学史，哲学的每次死而复生背后，一定都有本体论的颠覆式创新的支撑，直到相应支撑作用消耗殆尽之后，必然有新本体论认知的再颠覆创新。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敢自诩高明地诱变终极哲学，就是因为主客观双重本体论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由此诱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都具有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因此通过哲学开放性的封闭，再归纳起来的哲学，就是科学化的终极哲学。

那么科学是什么？就是对已知的分科设学。哲学是已知域是什么？就是对已知和未知的终极一致性同构认知。有了这种同构性，最先应该统一的，就是数学和物理学，因为二者解构的是同一个世界，但缺乏同构概念的物理学人相对数学人傲慢得多，而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物理学似是而非的熵命题将在数学的同构命题关照下变得明朗化起来，这样的物理学才能因为冗余概念的尽早清除而变得更加通透，比如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吵就可以定论于同构关系了。

这样再看局限文明条件下，因爱智慧而爱哲学的人虽然很多，但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诞生前，所谓文明局限，就可以理解成从没有明确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人和从来没人能终极自圆其说，因此只要哲学的开放性不能人为封闭，人类整体就只能继续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苟且中互害着活，因为人与人之间只要未整体步入终极文明，就一定有与资源分配相关的互害性，只有人皆终极自律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主观成熟，人的文明的资源紧张现象才能消失。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参照草原上的牛羊不会因吃不到草而相互残杀，如果没有就业率压力，人的文明如果已然整体成熟到没有过度消费的浪费现象时，现代工业化大生产能够满足一切人的基本需求。

这说明，当下的人的文明存在的思想自由已经远落后于物理自由了，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非终极自觉所必然导致的浪费现象，亟待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有效扭转。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有效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具有终极文明与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

基于与终极可知论相关的文化自信，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的哲学化过程即人化过程。比较而言，人的科学化就不具有相应能力，因为科学，尤其是狭义科学，只能改变人的物理自由，不能改变人的精神自由。

关于人的精神自由的改变，只归因于哲学，而且具体是狭义哲学，而科学则是狭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可以选用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所以从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言，哲学依然相对形而上，科学依然相对形而下。

正因为终极自圆其说是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唯一标准，需要通过持续的形而上学思考，才能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证实或证伪，所以哲学不是不具有实证能力，而是一直以人化标准在追求以终极价值观为目标的终极实证，相对而言，科学的人化能力问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中诱变战争的必然暴发，从而通过僵化的局部辩证能力把自己有限的人化能力归零。

这样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便再伟大，也没能逃脱其哲学母体的先天局限。这样再看中国传统文化，定义其为儒家文化，其实是非终极性认识论错觉，从终极本体论而言，中华文明从来是道家文化主导的人化水平最高的文明，因此终极文明只能由中华文明诱变。

正因为终极本体论的建立可以直通于终极人化标准的常识化建构起点，所以当旧哲学界把曾经的逻各斯这一本体论命题下意识泛化为逻辑这一方法论命题之后，便注定了西方哲学的日益没落，直到康德弄出来一个似是而非的物自体命题之后，西方哲学界终于再没人关注本体是什么这一终极本体论命题了。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当现代西方哲学转而集体陷入第一性与第二性的立场冲突后，随着哲学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彻底难以调和，从实践层面意味着由唯心主义主导的西方哲学整体堕落的开始，因为有难以排解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情结，所以面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矛盾的难以调和，占据主流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开始断言否定形而上学的一切合理性了，这是在科学主义误导下的哲学自杀现象，是形而上学向形而下学的彻底妥协。

这意味着，只有域外文明的参与，西方哲学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正因为一切科学主义者都因此而陷入过于自负的功利主义而不能自拔，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频繁有颠覆性科学理论创新的情况下，只要能有效安抚愚民群体的情绪，自己的既得利益便一劳永逸地稳固，这就是西方所谓的主流哲学界一贯盲目依赖只具有局部辩证功能的形式逻辑所必然导致的功利心理，背后其实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一贯与宗教神学相苟且的惯性使然，这种惯性的难以改变，就是顽固的待突破的文明局限指向所在。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有效瓦解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界这种不自觉的变态心理就变得更加畸形了，因为在突然失去本来具有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唯物主义对手之后，随着对抗性的学术环境丧失，已然注定唯心主义哲学将就此彻底丧失自主诱变终极哲学的能动性了。

哲学丧失能动性，对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是重大利好，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一贯擅长绝对辩证的中华文明一旦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通过与终极辩证相关的理论创新将其无限放大，直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代表的西方哲学的先天不足，便意味着哲学常识化转向注定即将成功诱变终极哲学的机会。

这个机会一旦出现，便意味着可直接复制于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转向将对不能终极自圆其说旧语言学的开放性进行彻底封闭，这当然意味着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哲学发展史的寿终正寝，当然也是人的文明物极必反地走向人化成功的新起点。

这其中的逻辑内因在于，相对于形而上的哲学，科学是形而下的，因为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是绝对辩证的，而科学活动离不开实验试错的非终极辩证，正因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辨具有非终极辩证属性，所以虽然有利于诱变现代科学，但科学理论创新再多，也都直接止步于终极本体论命题的常识化建构，因为终极本体论具有主客观二元一致性，也就是基于进化的因果一致性，这是靠自然哲学所诱变的形式逻辑所万万理不出头绪的，只能靠有阴阳互根的绝对辩证属性的终极辩证法才行，因此建构终极辩证法的最简捷路径，显然只有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

正因为科学无助于人的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所以科学即便在过程上能帮人突破一些逻辑天花板，实际也是科学哲学的功劳，但科学哲学是哲学，不是科学。

如果非要说科学哲学是科学，也是广义科学，比如数学和物理学，都既是科学，又是广义的哲学，因此广义科学这一命题与广义哲学一样，是为了终极自圆其说所必然进行的语言泛化现象，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判定在语言的自觉泛化现象中隐藏着全部的文明密码，然后将这种广义的泛化现象最终定义为广义形而上学（详见插页图－1）。

这意味着，人的文明存在要想在终极自圆其说中走向主观成熟，必须主动进行以上诸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义泛化，因此也只有通过哲学理论创新，才能常识化解析清楚这其中的语言学机理和行为心理学机理，而且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一旦哲学常识化成功，相关语言学和心理学将和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一起，或者消失，或者彻底回归哲学母体。这其中的本质都与语义的终极消歧之后的终极一致性认知体系的常识化建构与普及直接相关。

正因为这其中的语言学机理和行为心理学机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形而上学谓之道”相同，所以仅凭形而上学所内涵的绝对辩证属性，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未名为语言学的相关问题思考方面就已步入人类文明前列，而且只要经过与现代西方哲学常识化互译成功，就必然展现出终结哲学语言转向的能力，因为在广义科学命题中还有科学哲学化的内涵，这种内涵只有在哲学的开放性被人为封闭，在哲学实现了科学化之后，才能被阐述清楚。

其中的要点之一，在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证明，任何具有终极性的哲学与科学理论创新，从诞生起就有了全部可普及的常识属性，这是对旧哲学认为科学与哲学相对于常识具有超验性的绝对否定，因为真正超验的，只是作为逻辑先在的未知部分。

这样一来，面对已知的科学和哲学理论成果，再定义其具有超验性，是混淆通过探索未知而获得已知的此消彼涨的一致性的非终极理性行为，而且混淆了这个一致性，就混淆了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主客观一致性的无知。

关于有常识属性的科学与哲学知识此前未能普及的原因，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就是因为相关知识体系有太多冗余命题干扰，导致理论体系之间在命题上的一致性被缺乏一致性的科学各自为政地肢解。

这样一来，相关科学在理论上虽然都不乏创新空间，但相关创新成果却因为缺乏语境层面的终极一致性关联，所以在展现出进步性的同时，也都因缺少与逻辑天花板洞开相关的终极一致性而展现出不能常识化普及的消极性。

由此可见，一旦因哲学的终极成熟而洞开一切逻辑天花板，随着冗余命题的绝对清除，人类将在基础教育领域迅速实现教育标准化，也就是说，只要愿意，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打满分。

显然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是思想真正自由的文明，更为关键的是，当人的文明存在连分数都不重要的时候，就业率还会很重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终极自律的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将再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所以现代化大生产会因此而满足一切人的基本需求，社会整体也将再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样再看所谓的局限文明，正因为有未破的逻辑天花板的整体束缚，所以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科学人和哲学人都会不自觉地迷失于忽而基于实验的相对辩证，忽而迷失于科学哲学的绝对辩证。

但其实，参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只要在西方哲学辩证法当中植入阴阳互根性，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冲突将立即消失，然后这些专业人士的逻辑天花板将率先整体洞开，因为任何人要想洞开个体内在的逻辑天花板，都需要把个体的知识体系通过积累扩张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相关认知的整体一致性即将形成的时刻。

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传统圣人悟道于圆融的那个临界点，无奈受制于文明局限，中国传统无困于心的圣人无法把自己的心法直接传授于人，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恰恰是借助于西方哲学的帮助，得以将这种心法以心理机制的形式彻底常识化解析清楚而已。

正因为能思考清楚相对辩证与绝对辩证的差别，所以我才能在封闭哲学的开放性之后，进一步明确哲学科学化以及随后所必然引发的科学哲学化之间的一致性关联。也正因为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作做了大量的类似基础工作，所以才有了我现在自上而下地宏观清除旧哲学冗余的机会。

这样再看西方哲学之所以会整体堕落，除了先天缺乏绝对辩证认知的原因之外，其历史渊源一贯的政教合一文明阴影决定，占据主流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哲学陷入低潮之后，必然丧失基本的学术理性。其中道理与草原上没有狼之后，羊群的机能会弱化一样。

以本体认知为例，中文语境相信万事万物各有其本，而西方哲学语境却绕开万事万物各自的本体，转而缘木求鱼地追求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尚难明确的自然之本，这相当于通过专业的语言技术割裂了作为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人的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主客观一致性。

缺乏主客观一致性认知是导致人类集体愚昧的逻辑内因，谁最希望民众保持一贯持续的愚昧？是保守的政治与宗教，这样再透过现代文明比比皆是的神权政治，就很容易看清民主的虚伪，对于缺乏主体性的民而言，是永远不可能做得了政治的主的。

由此可见，人的文明之所以会展现出进步与保守的一致性，就在于普遍下意识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人一直在消解政治与宗教存在的不合理性，但在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出现之前，政治与宗教就必须极力维护自身存在的暂时合理性，因此政治和宗教虽然经常展现显而易见的反文明性，但世人又不得不集体忍受于终极挑战不能的苟且。

这就是当今美国总统为什么可以在一切公共场合肆无忌惮地撒谎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在任何虚伪的政治民主环境下，只要缺乏类似中国传统道德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观束缚，只要缺乏终极辩证能力的思想家建构不出有终极价值观的终极哲学，政治势力作为全体社会成员人性恶的形而下学集成，就有了全部欺世盗名于为所欲为的空间，西方哲学还美其名曰政治无道德，这是一个附条件的真理，是阻挡具备终极理性的人不能享受终极自由的人为原因，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正本清源地清除之。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之所以政治是全体社会成员人性恶的形而下学集成，首先是因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群体受制于文明局限，在形而上学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集体解放不能之后，必然形而下地选择利益相对最大化的集体苟且，于是阶级和政治会在文明局限中顺其自然地产生。

正因为这其中的利益只是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持续相对最大化，不是绝对最大化，所以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蓄积，到了一定程度，战争就会以历史惊人的相似状态循环发生。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战争不过是在报复缺乏终极自律所代表的终极理性的人，因为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先天内涵主观能动性所代表的终极革命性，所以所谓文明局限，不过是人通过代际传承在空间维度自主挖掘潜在能动性的过程性表现，它的结果性表现，就是老子所预见的天下大同和马克思预见的共产主义，绝不可能是宗教团体预见的天堂。

这其中的一个理解难点，在于作为主观存在的时间命题的似是而非，那么时间到底是什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定义为空间的位移，从位移的绝对性角度，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但将其定义为时间，就有了相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是谓时间命题的主客观一致性，其中蕴含着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只有通过理论层面终极自圆其说的知行合一实现，人性的先天分裂的消极性才能被终极克服，人的文明存在才能真正成熟于整体和谐。

这意味着，时间命题虽有客观性，但绝对不可以将时间命题绝对客观化，否则就注定南辕北辙于离题万里，遗憾的是，此前一切旧权威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只要迷信一点儿权威，就没有自主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任何可能。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够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借助于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命题，我发现，面对存在的绝对运动属性，人的文明要想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像做实验一样假定一个纯粹的静止空间，而时间命题就服务于这个假定。

只是旧思想界都一致性未意识到，任何通过假定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最终要想终极自圆其说于整体一致性，都必须彻底清除时间这个冗余命题，然后才能更好地同构于有一致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而同构命题最早建立于数学理论，恰好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佳逻辑通路——基于同构关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像中国传统的理认知同构于道认知一样，共时态同构于历时态，都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借用历时态区分完低层次的本体命题之间的差异性之后，用历时态对命题之间的一致性进行高层次的本体论命题和认识论命题整合，就是人的文明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进行人化基本过程。

本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与融智学的深入碰撞，这是哲学常识化理论体系最终概括性诱变终极方法论的关键诱因，因而本书可以作为系统阅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起点，因为这样会高屋建瓴于一致性的迅速建构，反之则会在广义的语义冲突中浪费时间。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存在于人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所以当内涵人的认知源头的本体论追求被以偏概全地设定为纯客观的自然本体寻求时，只要不能自觉回归本体探源与人自身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不能因此建构终极本体论，人的文明就永远没有终极自圆其说的任何可能，因为终极自圆其说的人生必须彻底摒弃神造人的荒谬。

这样再看科技文明最发达的西方文明，其宗教信仰不但不内敛，反而极其嚣张，竟然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要配合政治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全面铺开。这样的宗教，于共时态尚可暂时忍受，于历时态而言，实际展现的就是邪教的狂妄，它的逻辑内因就在于，凡自欺者，必欺人！根本源自基督教诞生之初的革命性在变成国教后的彻底丧失。

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类似的文化与政治的苟合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的历史同时期也发生过，就是汉朝的独尊儒术，但差别在于，中华文明一归于儒家文化后，文明的主体性得到了稳定的维护，但古罗马帝国却在分崩离析中一步步走向毁灭。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仍是本体认知问题，经过孔子改造的儒家思想以道为核心对其他众家思想进行了相对有效的融合，而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却通过异端的打压而把西方文明带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这意味着，任何文化，只要不能终极解放人，就一定会以权威的身份愚民，这就是文明进步与局限共存的关键原因之一。

我在学习西方哲学史时发现，西方哲学的每次复兴都与本体论有重大突破相关，而且实际演绎的是不同本体论之间对立统一的一致性突破，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当代西方哲学，因为没有与唯心主义同生共死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衬托，所以当他们放弃建构终极本体论的时候，就是自我阉割于保守的文明进步义务的丧失，与邪教的帮凶无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并成为以暴制暴的政治工具。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哲学就是对成见的无限批判，而宗教就是先于政治而发生的人类文明一以贯之的最大待终极瓦解的成见，所以当唯心主义哲学配合资本主义政治瓦解了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必然消失敲响了丧钟，因为作为西方哲学当中革命精神最强的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与擅长绝对辩证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其融合的极点一旦出现，就是有主客观一致性的终极哲学出现的时候，当然也就是传统在二元对立中无法统一于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退场的时候。

所幸终极哲学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其强大的终极自律属性不但可以有效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而且通过文明与文化的终极整合，还会让政治彻底消失，是谓天下大同。

由此可见，缺乏阴阳互根的绝对辩证认知，是一切西方哲学理论最终必然走向没落的宿命之因，也是西方文明在野蛮扰动中华文明的独立性之后，必然把文明发展主导权交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内因，因为绝对辩证的人的文明终点是天人合一于天下大同的，那是一个无神的人性自足的文明，不是有主客观一致性，还要向虚无跪着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