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不再有人是存在的无

自从用哲学帮我实现理论自觉之后，在不间断的辩论中就再没人用雄辩的逻辑征服过我，但我现在却面临这样的尴尬，认可我的人不与我辩论，但不能完全接受我的思想；不认可我的人，即便与辩论输了，也不承认我的理论有任何合理性。

为了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我已经把现实生活中不认可自己的人都变成了存在的无，转而通过文字与不特定的一切人交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在一个相对纯粹的空间思考终极哲学问题，我认为这是对东方哲学知行合一的极致追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终极颠覆中将具有终极颠覆资质的哲学思想系统地建构出来——我不下地狱，谁下？！

这样的生活虽然表面孤苦，但内在绝对充实，因为人生只是不同形式的刷存在感，这种形式恰好让我的存在感最显深沉与厚重，同时在虚拟空间的即时交流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最方便的实战检验。

想来作家都应该有这种孤独感，只是哲学写作的孤独程度会更深些，因为哲学的终极形上追求受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限制，无法像其他文艺创作那样飘逸于漫无边际的题材。

透过我这个自以为已经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个例审视现实人际交流的无效——人与人之间虽然极尽热络，但彼此之间依然避免不了都是内在情感方面存在的无。

有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系统理论，我当然自信于终极化解人与人之间有内在方面存在的无的尴尬，只是无奈的现实告诉我，即便面对终极有效的终极真理，只要传播对象不会持续发问，我便无法帮其打通相关逻辑障碍，因为持续的追问代表一个人对终极真理旺盛的求知欲，因为终极自圆其说的整体一致性必须自主建构，也就是必须自主悟通于终极形上，人才能实现内在思想的圆融无碍。

我的无能为力说明，不认可我的人宁可守旧，也不相信因我而终极自救的可能。更可气的是，基于立场冲突的不可调和，他们还会因为潜在心理支柱的崩塌而应激地展现自己的极端非理性于我，只是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们就不再遵从必要的公共逻辑规则，于是让彼此的辩论无效于为了否定而否定的偏执。

回看大量无效辩论之后的徒劳，唯一的安慰在于，他们既然否定不了我基于严谨的前提批判展开的严密逻辑推理，那么我的自圆其说能力当然随之日益丰满，只是我若真的是颠覆了旧逻辑的人，那么他们则丧失的是自主打破逻辑天花板的机会。

他们的共同点是，只惯性地沉迷于哲学的局部，完全不理会我用雄辩的逻辑揭示的东方道文化和梵文化内涵的哲学整体性，更不明白我用整体性补强西方哲学后对逻辑的先在性的确定性论述，更不想尝试如我一样，用逻辑的先在性对上帝进行全面瓦解。

终极真理只能通过辩证的理论体系才能系统展示清楚，其间要对旧理论体系进行针对性整体颠覆。上帝本是与道和梵一样的哲学整体性，当西方唯心哲学错把一切因归于上帝时，上帝就事实构成了西方哲学与西方人的集体逻辑天花板，当西方文明主导人类文明后，上帝也事实变成了人类集体的逻辑天花板，只要不能用常识化哲学终极清除之，人类就不可能实现终极自由，所以哲学实现常识化转向后的一个必然福利是，一旦承认逻辑于人的先在性，上帝作为一切因的无边神性就再不能自圆其说了，一切神仙鬼怪将随着上帝一起变成书本上的娱乐性存在。

可见逻辑先在于人与否，事关古今中外思想者的集体性无知，所以才造成了人类各分支文明在文化方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所谓哲学常识化，就是用清晰的辩证逻辑实现人人对世道人生的终极自圆其说，如今我已经用逻辑的先在性和其他理论创新论证清楚，只要用新的辩证逻辑认知和清晰的哲学整体性指导人的哲学实践，人人都能像我一样发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本质联系与区别——只要人人都能明白，形式逻辑只是潜意识存在，是构成意识的辩证逻辑的理论前提，不是现实前提（现实的形式逻辑只存在于人的本能中）——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就算成功。

可惜世人受旧唯心主义哲学和形式逻辑的误导时间太长，强大的生活与思维惯性使不经常识化转向理论指导的人无法摆脱形式逻辑陷阱束缚，因而导致旧哲学与狭隘的政治之间形成一种不自觉的默契，事实成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推广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

从极力否定我的那些不真懂逻辑的人来看，他们的逻辑理性相当不足，所以导致他们只能活在肤浅且顽固的立场中，虽然言论自由给这些人带来了抒发上的快感，可惜思想自由从来与他们无缘，因为不真懂逻辑的人，只要存在一点儿逻辑天花板，便不可能有内在的思想自由，于是只能意淫于外在的政治自由——可惜政治自由从不等于思想自由。

用自己的思想说服一切人，当然是我的理想，但当下说服这些愚人于我并不重要，因为只有率先说服了中国政府放弃不能自圆其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地位，进而将其置于经过重新解读并具有哲学整体性的道思想的附属地位，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算真正启动，因为愚民只相信权威，或者只接受权威的请君入瓮才能终极改造成功。

《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的写作目的就是用以说服专业人士，因为他们的自圆其说一旦与我的自圆其说碰撞，高下立见，只是我现在的白丁身份距离他们暂时还远，所以我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挑逗群众逗群众的手段把专业哲学请君入瓮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

参考我对老师身份的惊世骇俗式解读——平民化时代，人人都要自主超越圣人，所以常识化哲学主导的世界没有老师，只有通过启发布道的人——如果没人能从逻辑上否定这个论断，那就应该相信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可信度其实很高，基于起码的逻辑理性，也应该给予我不明觉厉的肯定。

我说自己实现了终极自圆其说，就是说自己实现了思想自由，因为处在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而我自以为用在互译中互补的中西方哲学便利实现了老子梦寐以求的大道至简。这个过程中，我通过自悟实现了超越老子的可常识化表述的思想自由，因为我对旧逻辑学进行了颠覆式解读，这是我自信于哲学必因此而常识化的理论前提与基础。

为了应有的谦虚与谨慎，这里需要提示一下，即便只是可能，在当今这个亟须开创文明与文化共同出路的时代，每个遇见《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的人都应该据此而认真地校验一下自己的思想，毕竟没人如我一样认真系统地做过哲学常识化努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便再荒唐，他的勇气与魄力也值得赞赏——但请务必注意，用雄辩的逻辑否定我，其中的难度只有尝试过才知道。

再说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如果其成就超越了他曾经问道的师者——老子，那么从孔子教不出一个超越自己的学生来看，从行业特点看，他相对于自己的老师，反而注定是个启发他人心智到圆融境界不能的失败者。这就是我轻易颠覆传统老师概念性认知的理论基础。

从道家与儒家出世与入世的互补性当中，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于儒道融合，而不在于各自为政，所以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孔子在形下的入世方面超越了他的师父——老子——但要是没有道家思想为本体论支撑，他的这种超越会是空中楼阁的虚幻与不能。

旧文化系统受文明局限制约，更多强调知识授受的技术性，不求思想解放的终极性，但未来的文化传播，注重的是思想的终极解放，更加注重道的传承，仅靠一般的技术性传播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我对逻辑的颠覆式定义才具有终极方法论意味。

对逻辑的颠覆式认识，相当于完善了西方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因为我用主客观双重本体论论证了——没有正确本体论的认识论，只相对有效，最终一定无效于终极自圆其说。

归根结底，西方哲学因为只单一关注世界的物质本体，因而错失了对人类文明的精神本体研究，因而西方哲学与文明虽然在近现代开始学会了注重人权，但只要上帝这个曾经被错置了的哲学整体性的逻辑天花板不除，人的主体性就永远无法在人类文明项下自足。

所以，从人性自足和人的主体性的全然建构的现代文明需求看，中华道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必须在哲学常识化视角下得到重新解读与定位，因为作为天人合一理念基础的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理念具有辅助人性终极解放的超道德价值，而天人合一理念只不过是这种超道德价值的辩证认识的最终结果而已。

恰好，只有承认逻辑于人具有先在性，才能将这种辩证认知所一直克服不了的形式逻辑束缚彻底清除，因为形式逻辑只有在常识化视角下才能被发现，所以面对我这样一个可能实现了逻辑认知创新的人，面对一贯莫之奈何的文明局限，尝试着承认我已经超越了老子，顺便又超越了一下孔子又有何妨？！

再者，即便超越了孔子，我连老师都不愿意当，只图帮世人摆脱一贯的人类文明主观局限，即便有些圣人情结又何妨？！热衷于哲学的人，谁又有没有点儿圣人情结呢？！所以恳请大家本着可能的哲学理性给予我的理论创新以适当的理性鉴证，给我一个机会，就给造福人类集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一个可能的机会，人类需要据此终极消灭存在的无的人际隔阂。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只要在思考，思想内在的革命性就时刻伴随每个人的现实存在，用常识化理论激发一下，无论成功与否，都是追求理论自觉的双赢之举。哲学一贯具备内在的革命性，其指向的就是上帝对世人原罪的讥讽和政治的阶级劣根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是对上帝和政治的共同消极性的最大逆反心理集成，对世人思想束缚的整体解脱具有史上最强的终极性。

只求大家都本着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认真地按我的思路试上一试，毕竟，与人方便，便是于己方便，我不愿让别人相对于我是存在的无，因为那意味着我于别人也是存在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