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再认识

我学哲学的目的，一是调和自己内心的冲突，二是调和自己与他人的冲突，三是思考如何化解社会和世界性的冲突。

我认为，哲学虽然强调是认识自己的学科，但必须以认清别人和整个外部世界为前提——处理好外在矛盾，才能最终实现内在的平和。认识外在虽然是认清内在的前提，但其实这两者间只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实际却是同时进行的，因为“我”的思考本身就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如今我的第一目标已经实现，第二目标尚达不到，甚至经常走向相反方向，第三目标似乎感觉到一些本质，但无实际解决办法，只能提出建议，寄希望于人皆为圣的空想。从不能调和与他人关系看，认识外在矛盾与解决外在矛盾是两回事儿。这是一句不是废话的废话，与个人哲学化和社会整体哲学化之难均直接相关，因为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可以成功解决个人哲学化问题，但解决了个人问题的人却对同样解决其他人的问题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认为，哲学离不开空想，因为哲学讲究终极追求，而终极追求是超越现实的，只能靠推理去揣度与假设，就是说哲学化过程是一种合理的空想。正因为空想的逻辑推理只能自己进行，所以实现个人哲学化的人对人类集体哲学化才“无能为力”。

我认为，哲学是以和谐为终极追求。重申一下我给哲学的定义：所谓哲学，是人在不和谐的社会存在中，求得和谐存在的学问。如果非要并成一句，并且说明哲学的反思的基本方法，则可以这样定义：所谓哲学就是人反思其存在的不和谐而求得和谐存在的学问。

这就让我产生一个新疑问，如果未来社会真的和谐了，那么哲学会否因为反思没有了对象而消亡呢？当我想到反思只是哲学的方法，只要人类仍必须生老病死，反思便永远存在，我便不再疑惑，哲学总有新的境界去追求。

哲学追求的和谐，或者说政治学追求的和谐主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当政治不存在时，上述和谐关系依然需要人来营造，当是时，教化高度发达，人类高度文明，实际上应该是实现了这部分哲学的常识化——那时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已经不会再因资源的匮乏与分配的不均而起无谓的冲突，那时的哲学可能主要反思人自身的内在矛盾。

哲学的产生于人的进化历程，是帮助人之为人，实现真正成熟的人的学问。在人的历史中，人的社会性让人一方面享受彼此协作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又不得让人不忍受因资源匮乏和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勾心斗角的痛苦，所以哲学是因痛苦而生，为消灭痛苦而存。人的这种主观痛苦可以通过教化来减小其危害，这是社会进步给人带来的福利，是哲学之功。未来社会随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进步与丰富，人类完全有可能使这种社会性的负面作用归零。

真正走向哲学后，我愚顽于不妥协的作风让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处处碰壁的感觉，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蔑视，让我清晰地感受到痛感，但考虑到那些让自己痛的人给我设定的道路与方向不符合自己曾经朦胧但已日渐清晰的价值取向，想到找到初心的欢愉和不再随波逐流的自由，信心终在哲学之光的照耀下因明晰而更加坚定。

感谢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能让我有机会在虚拟空间内接触到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原来与我一样存世的人颇多，幸甚！在爱好哲学的同仁中，有人明确表达，在现实中与我一样倍受质疑，同样有被表述成“精神病”的经历。看来我们的这种不被理解是普遍的“正常”现象，社会群体中价值观的差异从来存在。

如此一来则不难理解，所谓的和谐，就是妥协，原来别人一直在忍让我的愚顽，我必须感恩于别人的忍让而同样忍让别人，这样就和谐了。由此可见，和谐是主观对客观的指导。

但有些问题、有些原则，在某些领域或者某些方面终究不能总被无限妥协，矛盾只要不能被主动化解，不可调和到一定程度，冲突的发生与存在就合理了。可见冲突之因是人的认识能力与水平的差异，再深究一下，可见现实世界的教育实践中重形式、轻本质的功利性局限，应该通过强化哲学教育根治。

我们都知道，人性有善恶之分，人之为人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求，人性与人的追求均存在两难选择问题。理性上，人是应该追求善的，应该更注重精神修养，可实际却并不这样：有的为善，有的为恶，有的先善后恶，有的先恶后善；有的物质与精神追求并重，有的只追求物质，不追求精神，有的追求精神重于物质，如此不一而足，世界就是在这样的不完美中将就着向前发展，一直带病运行，得治。

现世中，追求物质的人远多于追求精神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哲学与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其实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片面激发了那些追求精神多一些人的创造性，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是他们通过锐意改革引领了时代的进步，而那些只知追求物质的人，由于缺乏精神的引领，往往容易陷入口腹之欲的满足而不思进取（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思想，则无方向感，自然缺少革命精神），就如被统治阶级总被形容成“当牛做马”一样，因为精神贫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他们，在现实的压制中，在没有革命者的号召与引领下，他们只能如牛马一样顺从，直到忍无可忍。

这样的人，在革命之后，如果新领导不加强对他们的改造，他们自己再放弃学习改造，旧病复发就是必然。当下世界整体环境是和平发展了多年，人的大多数是追求眼前这点儿物欲的满足的，极少有长远规划和打算的。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反而让片面追求物欲的人更多，结果导致诸多棘手的、严重违背基本社会伦理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孰之过？人皆有之。

如今社会发展到转型期，其本质要求社会整体转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成熟的转型是涉及到每个人的成功转型，可我们是否做到每个人都做好转型的准备呢？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否有教会每个人做好这种准备的想法和决心呢？个人觉得，这是政府应当做和必须做的。

当下之社会，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至少那些顽固的即得利益者们不想改变，那些对自身现状不满的“牛马”们倒是想极力改变，而且喊的很凶（主要是发表自己的不满），可他们本质上真如牛马一样，是等着人家来喂的，他们不知、不想、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他们最缺少的便是明确的主观能动性。

以上现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悖，至少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不符。但一手软一手硬符合客观规律，孰对孰错？前面说了，哲学的终极追求是某种意义上的空想，小平理论也一样，有合理性，但更须注重理想性与现实性差异的主动弥合——实践中实难两手都硬，经济指标好量化、便于实现，精神世界的进步没法量化，不好考核，所以两手硬不等于两手一样硬，如果把两手硬理解成两手一样硬，就容易导致理论的僵化和教条，是不利的。只能时软时硬，软的暂时性中不能忘了硬的必然性要求。

当前的世界格局还存在国际竞争的压力，经济落后就挨打始终是共产主义者的梦魇，发展经济优先是必须的，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如今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整体转型的内在要求需要新思想指引，需要更加关注百姓的灵魂，这时候再不抓住机遇，在精神文明上激进些，便是失职，所以这几年的反腐与“四风”的整改是必要的，但如何将人的精神追求更加深入人心地开展下去才是真正的着力点——没有精神与灵魂的社会主义不是真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精神匮乏、灵魂扭曲的人太多，再不拯救，再不改观，危险极大。这一切都是哲学问题，当然要用哲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党是受哲学指引的党，宣传中总是最注重哲学的，可实践中却似乎总是走偏，第一共产国际、第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实践都有挫折，中国革命也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这都有指导实践的认识不足的原因。

历史充分说明，再伟大的哲人，也有片面性，我们可以将这种片面性引发的错乱行为定义为任性，而人一旦任性，必然是要遭报应的，这是规律，因为任性违反的便是规律。列宁任性过，斯大林任性过，毛泽东也任性过，我们的哲学什么时候才能让人不再任性呢？无知导致任性，盲目导致任性，偏激导致任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无知、不盲目、不偏激呢？

熟悉我的人会反问，为什么你自己整天象斗鸡似的，批判这个，又批判那个的？我觉得这是哲学的革命性使然，社会进步就是靠不停的革命推动，革故鼎新是哲学化的人的本性。我所斗争的都是现存的不良现象、不合理成分，是那些盲目的损人利己的自以为是现象，只是我的方法需要调整而已。

人只有通过不妥协的斗争才能促进对方的反思与改过，不然傲慢与偏见会让人犯更大的错（我批判、斗争的那些人的行为本就违反公序良俗，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我的不妥协是故意的，受伤是必然的，但都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是刻意为之的，是带着宗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赎情怀的。

我的行为，在被我批判的人看来，是无比偏激的，但我知道，我的偏激产生于与被批判对象的三观的对立，按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的逻辑，我与对方互判偏激是正常的，合逻辑的。我深知，我的偏激不盲目、不自私，是带有理论自觉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偏激，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偏激。我的行为在表面上看似偏激，我的内心却是温暖、平和的，这便是哲学带给我的觉悟，我能承受这样的恩典，其他人当然也可。如果有人也想结此善缘，投身哲学吧！

其实社会上如我一样的人越来越多，只不过还很分散，还形不成合力与流派，这似乎与管理过严有关，社会管理在思想上管控过严，便可能使哲学被束之高阁，因而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其结果必然导致哲学的发展只限定在官方的小圈子之中，这便是一种极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很不正常。

而今的中国经济不再落后太多，政治上的适度开放成为可能，不放必导致僵化、保守和落后，有序地放是智慧，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中华文明史再造一次百家争鸣也是有可能的。

启发民智，是上层应该考虑且必须考虑的。民需要加强精神世界的修养，需要培养正确的反思习惯，这是时代的要求，只希望我们的官与民都尽快做好这方面的准备？（2016.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