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从子部类别转移到文学学科（《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的演变》之二）
1903年，金天翮在《新小说》撰文称：“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1]
金天翮书对联
金氏的论述固然受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启发，但他以小说在日本学校的分科情况来说明小说是文学学科之一种，以中国的小说家施耐庵在日本被列为世界百杰人物来肯定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是很值得关注的。
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一直在四部分类的子、史之间徘徊，基本定位为子部的一个类别。[2]而按照日本学校对《水浒传》、《西厢记》的学科分类，小说则是文学学科的一种，这与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日本人的小说观念其实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文学观念也是西方的。
1912年，管达如在《说小说》中试图对小说做一次全面的系统的理论总结，其第四章《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说：“文学者，美术之一种也。小说者，又文学之一种也。人莫不有爱美之性质，故莫不爱文学，即莫不爱小说，斯言是矣。然文学之美者亦多矣，而何必斤斤焉惟小说之是好也？夫物不可偏废者，必其具有一种特别性质者也。惟然，则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可以研究矣。” [3]
他列举小说与他种文学之异点有：“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事实的而非空言的也”，“理想的而非事实的也”，“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也”，“复杂的而非简单的也”。
《小说月报》
管氏的小说观念中最可注意的是四点：一是认为小说是文学之一种，其本质是审美；二是强调小说要用通俗的白话来描写，不能用文言来表达；三是指出小说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是对理想世界的描写；四是认为小说靠塑造理想的形象感染读者，与其他文学形式有异。这几点认识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且与当时知识界的知识结构和学校的学科结构的衍变密切相关，所以尤其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中国自古即有文学的概念，然而，管达如这里所谈文学绝不是孔子所说“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之文学，也不是史学家笔下《文学列传》中的文学，而是从日本引进的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即金天翮所说“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自晋人荀勖、李充等将传世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唐人魏征《隋书·经籍志》确立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后，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就固定下来，形成以经学为核心的“四部”之学。传统的学校教育也以经学为核心，并没有学科的概念。
因此，古代的文学并非学科，而是指文治教化之学[4]，孔子的“文学子游子夏”是其始，汉代各郡设文学官是其证。现代学者多以为四部中的集部就是文学，这种理解其实是有问题的。集部文献其实可以包括经、史、子的内容，并不限于今人的所谓文学。
例如，宋人欧阳修别集《欧阳文忠公集》就既有属于经学的《易童子问》、《诗本义》，又有属于史学的碑铭、墓志、书目、谱录，也有属于子学的《归田录》、《集古录》、《笔说》，还有大量的内制、外制、表奏、书启等，今日所说的诗、词、赋等文学作品，其实只是其别集中的很少一部分。
《欧阳文忠公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种四部之学在近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改变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1860年签订屈辱卖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结束。中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白银，开放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于英国，准许英、法在中国招募劳工，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等等。
这次战争，让清廷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惊醒，一部分看到中国落后的士大夫有感于国耻，企图借鉴洋人的科学技术来重振大清帝国，“洋务运动”因此展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先后兴办，一时似有复兴气象。
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自然科学开始为士人所重视，清廷于1888年设算学科取士，打开了科举改革的一扇窗户。
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最终中国战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士大夫失去了最后残存的一点复兴希望，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除了学习日本的经验，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良中国的教育制度，树立新风，培养新人，中国已别无出路。
《康有为全集》
于是，维新思潮勃然兴起，废科举、兴学校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诉求。“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奏疏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皇上睿虑，内断于心，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5]
他建议清廷废黜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这些建议还来不及实施，“戊戌维新”百日失败，清廷又恢复了八股取士，废除新设的经济特科。
1900年“庚子国难”后，慈禧在国内外压力下，实行“新政”。
1901年，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清廷不得已恢复经济特科，并确定次年科举考试中加试中国政史和各国政治、艺学策。“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后，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等接连上疏，请求废除科举、推广学校。
1903年，清廷同意递减科举，增加特科。
1905年，迫于社会压力和形势发展，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后，慈禧下诏停科举以广学校，下令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将育才、取才合于学校一途。从此，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是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主持制定的为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的学制纲要，具有现代学制意义，或者说是旧学制转为新学制的纲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1902年8月15日（旧历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七月十二日）颁布的由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略仿日本例”，以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教学生，“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这时的“文学”学科包括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而1904年1月13日（旧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则将经学、理学等从“文学”学科中独立出去，但“文学”科目中仍然包括了史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辞章、文法等内容。这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很不相同，正逐步向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靠近。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具体分为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十三门，经科有诗经、周礼、春秋左氏传，法政科有政治、法律，文科有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格致科有地质、化学，农科有农学，工科有土木、矿冶，商科有银行保险。这时的文学与史学已经分家，学科特征逐渐明晰。
到1913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其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将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才真正与史学、哲学在学科上完全划清界线，文学观念也朝着更加西方化的方向演变。[6]不过，对于应用文体和审美文体的明确区分，则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才为人们所重视。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曾佑卷》
将小说视为追求美的文学之一种，是近代才有的观念，而学校学制改革将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以后，这一观念才得到加强而被大家普遍接受。这种观念不是源自本土，而是来自西方。在近代中国，则主要依靠那些较早认识和了解西方的学者，通过他们的宣传介绍以及他们的小说论著，人们才逐渐认识小说的文学特性的。
1903年，夏曾佑撰《小说原理》指出：
人生既具灵明，其心中常有意念，展转相生，如画如话，自寤彻寐，未曾暂止。……盖人心之所乐者有二：甲曰不费心思，乙曰时刻变换。……惟人生所历之境，至实亦至琐。……如在目前之事，以画为最，去亲历一等耳，其次莫若小说。且世间有不能画之事，而无不能言之事，故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
史亦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秾艳，人心去平淡而即秾艳，亦其公理，此史之处于不能不负者也。……人使终日常为一事，则无论如何可乐之事，亦生厌苦，故必求刻刻转换之境以娱之。……于是乎小说遂为独一无二可娱之具。[7]
这是从小说的艺术特点和美感作用方面来理解小说，认识到小说可以描画“转换之境”，其主要作用是娱心。这与梁启超利用小说进行政治宣传所体现的小说观念是有区别的，梁氏提到的“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其实是偏于政教的，而夏氏对小说的理解是偏于艺术和美学的。
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析《红楼梦》，开创了小说审美批评的先河。
《小说林》
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提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层者乎？”
他所理解的美学包括：醇化于自然——“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个性化——“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形象性——“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之形象而起”；理想化——“由感性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等。[8]强调小说是通过塑造个性化的实体形象来给读者以审美感受，这比夏氏对小说艺术性的解析更为清楚明白。
在《小说林》同期，黄人也撰文指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一小说也，而号于人曰：吾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恐阅者不免如听古乐，即作者亦不能歌舞其笔墨也。”[9]
黄氏不仅明确指出小说是文学之一种，而且特别强调小说对于美的追求，它不是靠道德说教去征服读者，而是靠文学的美感去感染读者。
这些认识，都是在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指引下来理解小说的，是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样理解小说，是对主张小说为宣传工具或要求小说做教科书使用的一种补充，而且是基于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审美特性的补充，对完善小说观念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黄摩西抄本《箧中词》
《小说林》是由曾朴、黄人、徐念慈等创办的小说杂志，他们没有追随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强调以“政治小说”新民的主张，而是强调“个性化”“、“形象性”、“艺术审美”、“理想化”等观念，对新小说的发展和小说观念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1908年，周作人说：“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10]接受的就是《小说林》的小说观念。
1914年，吕思勉在《中华小说界》撰文指出：“人类之好恶，不能一成而不变。其变也，导之以情易，喻之以理难。能感人之情者，文学也。小说者，文学之一种，以其具备近世文学之特质，故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广行者也。则其有诱导社会，使之改变之力，使中国今日之社会，几若为小说所铸造也，不亦宜乎！”[11]
更明确地指出小说是“文学之一种”，不是靠“喻之以理”，而是靠“导之以情”，所以能够“诱导社会，使之改变”。这一认识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启发下所形成的普遍认识，与传统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判然有别。
正如许指严所说：
夫以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乃纯系独裁政治、统一学术时代之代表言论，绝对与现今共和群治、学术竞争之主旨不同。故欧美之小说，即文学也。一切记载诗文，无不可纳之小说中。
其范围殆即曾湘乡所谓“词章一门”者是也，而又兼有义理、考据之长。其影响普及，与戏剧相表里，有风动人心之效。社会之对于小说家，咸崇拜趋奉之，举国若狂。其态度甚于唐人之绘图十八学士，明清人之爱慕状元郎。人人心目中，固以为文学家与小说家二而一之，未尝强为分判而歧视者也。[12]
《小说新报》
许氏强调属于子部的传统小说观念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从欧美引进的属于文学的新小说观念却是现今“共和群治、学术竞争”的产物，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一认识十分深刻。
他不仅强调了小说与文学的关系，而且强调了小说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民众心理的联系，尽管其所提到的文学的学科概念和小说的文体概念仍然不是十分清晰，但意识到新小说与旧小说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却是非常明确的。
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章讨论“文学之定义”，以为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而西方狭义之文学“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足以当之。……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其专知，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13]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
1920年，朱希祖为其四年前所编《中国文学史要略》作叙称：“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14]说明文学学科的意识在1916年后已经逐渐明确。
后来曾毅修订出版《中国文学史》时也感叹：“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也。”[15]曾氏所论文学已经具有清晰的学科概念和文体概念，以为文学有纯文学和杂文学之分，而小说属于纯文学。
这一认识，就比许氏清晰得多。即是说，到192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在人们的知识系统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16]
由于古人与近人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存在巨大差异，古代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与近代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也有显著区别，因此，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差异。
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士人小说观念是一种学术的视野，小说以“丛残小语”的笔记形态呈现，采用文言表达，其内容或“近子而浅薄”，或“近史而悠谬”；[17]以《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为代表的市民小说观念是一种伎艺的视野，小说乃“说话”之一家并成为讲唱伎艺的代表，采用日常的白话表达，其内容或为“市井之常谈”，或为“野史之传说”；[18]而近代小说观念是一种学科的视野，小说以文学学科的一种体裁呈现，采用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依靠形象和美感去感染读者，其内容主要关注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试图引导社会发展和改善人生状况。
《汉制考 汉艺文志考证》
正是因为近代小说家已经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文学学科标准来要求小说，所以他们对小说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学者们的理解的就有着显著的不同。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人讲究小说文法，甚至对金圣叹的《水浒》评点给以很高评价，然而，更多学者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小说，尤其是理解宋以来的通俗小说。
1907年，黄人在《小说林》撰文称：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
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19]
这是以人物形象塑造这一小说的主要手段来论述小说描写人物与历史记载人物的差异，即不能用史述赞的形式在小说中评价人物，也不能像戏剧定场白那样来定型人物，必须尊重小说自身的文学描写技巧，让小说人物自己呈现自己。
《“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
吕思勉则认为，作小说“第一要理想高尚”，“第二材料要丰富”，“第三组织要精密”，并且指出：
理想者，小说之质也。质不立，犹人而无骨干，全体皆无所附丽矣。……有其悲天闵人之衷，自有其移易天下之志；有其移易天下之志，自有其芳芬悱恻不能自言之情；发之吟咏，遂能独绝千古。惟其真也，惟其善也，惟其美也，作小说亦犹是也。
无悲天闵人之衷，决不能作《红楼梦》；无愤世嫉俗之心，决不能作《水浒传》。胸无所有，而漫然为之，无论形式如何佳妙，而精神不存焉。犹泥塑之神，决不足以威人；木雕之美女，终不能以动人之情也。此作小说之根本条件也。[20]
这里提到的作小说的根本条件，正是时人所理解的小说主要特点，尤其是对真、善、美的强调，更是近代文学学科的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至于君实所说：“盖小说本为一种艺术。欧美文学家，往往殚精竭虑，倾毕生之心力于其中，于以表示国性，阐扬文化。读者亦由是以窥见其精神思想，尊重其价值。不特不能视为游戏之作，而亦不敢仅以儆世劝俗目之。其文学之日趋高尚，时辟新境，良非无故。”[21]则是对强调小说是“游戏笔墨”的休闲娱乐和以“儆世劝俗”为目的的小说理论的纠偏，而纠偏的手段就是强化小说的文学艺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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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原载1903年《新小说》第七号。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2] 参见拙作《在子史之间寻找位置——史志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管达如：《说小说》，原载1912年《小说月报》。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793页。
[4] 参见拙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原载《戊戌奏稿》。转引自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90页。
[6] 参见琚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别士：《小说原理》，原载1903年《绣像小说》第三期。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59—61页。
[8] 觉我：《‹小说林›缘起》，原载1907年《小说林》第一期。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398—399页。
[9]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原载1907年《小说林》第一期。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172—173页。
[10] 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原载1908年《河南》第四、五期。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712页。
[11] 成之：《小说丛话》，原载1914年《中华小说界》。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808页。
[12] 许指严：《说林扬觯》，原载1919年《小说新报》第五年第四期。转引自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九册，第3481页。
[13]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编《绪论》第一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第4页。
[14]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卷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北京大学文科参考书，1920年。
[15]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版，第20页。
[16] 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的过程，参见拙作《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检讨——以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发展为例》，《人文论丛》2000年卷（现代化进程研究专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参见拙作《汉人小说观念探赜》，《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8] 参见拙作《中国古小说三音三义说》，《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9] 蛮：《小说小话》，原载1907《小说林》第一期。转引自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四册，第1468页。
[20] 成之：《小说丛话》，原载1914年《中华小说界》。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849页。
[21] 君实：《小说之概念》，原载1919年《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一号。转引自黄霖编著《小说话》第八册，第3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