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林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  要：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

关键词：中国北方地带；游牧；匈奴；戎狄；蒙古人种

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中，第十三章是专门写中国北方地带的早期历史的。章名为“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原书885-966页），作者是尼古拉·狄·柯斯莫。2002年第2期《北方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李海荣的《〈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一文介评》，对该章作了专门介绍和评论。但只着重译介了该章的前言部分和北方地带诸文化分期概述（原书885-893页），而且译文中有一些不能正确表达作者本意的地方。例如，柯斯莫在使用pastoral（牧人的、也可指田园的）和nomadic（游牧的、也可指流浪的）两词时有严格区别，李文把pastoral也译成游牧，这样在介绍柯斯莫的观点时就出现了“作者认为，早于或是商时期，人们相信一些北方地区的文化已经有游牧的因素了”以及“在西周时期，……大多数的周边民族，……表现出更加增长的游牧专业化”这样一些不符合作者原意的话。又如把柯斯莫的原文“这一时期（按：指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经历了完全成熟的草原游牧人的出现。他们被认为是匈奴的文化上的祖先，并可以称为‘早期游牧人’”中“文化上的”一词译漏，意思就大变了。这就未免使人有一些遗憾和不足之感。

柯斯莫说，当秦汉之时在中国史上本来只占次要地位的中国和北方游牧人的关系，一下子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因之解释匈奴以及与之有关的游牧文化在中国北方的起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难题。他还强调他写的这一章目标就在于回答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匈奴草原帝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起源是怎么样的？”我和杨建华、滕铭予、王立新、张文立、郑君雷、汤卓炜等同志，从2001年开始从事“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一课题的研究，其目标同样是为了探讨匈奴游牧文化在中国北方形成的历史背景。现在该课题已进入总结的阶段。对照柯斯莫在同一研究领域内1999年已达到的认识并比较看法的异同，从而思索今后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探索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此我想从这一角度对柯斯莫写的这一章再作一次述评。

《剑桥中国先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书影

柯斯莫在本章中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我觉得是应该称道的。

第一，和我国在北方史研究中的传统看法不同，他从世界考古的视角出发，把中国北方地带游牧文化的出现，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人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上来考察。中国的史学界，从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起就认为中国北方地带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和汉代匈奴一样的游牧人。直到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声称：“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猃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这种传统观点影响着中国现代考古学者，也影响着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一些论著。柯斯莫在本章中对公元前8世纪以前中国北方地带和欧亚大草原地带各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的分析，一般都认为是有比例不同的牧业成分的农牧混合经济，是言之有据的。

第二，一方面，公元前8世纪左右有很多文化相似性的游牧文化在欧亚大陆广泛传布，另一方面，柯斯莫正确地指出：“验证汉以前文献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异族（猃狁、戎、羌、尤其是狄）为游牧文化的无数努力，迄今均未能取得坚实可信的结果。游牧人只是到战国晚期才成为历史上可验明的”。^[1]（P887）对于这种考古现象和中国文献记载在时间上的差距，他提出了一种相当精彩的解释：“可能表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异族诸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地区之间起了缓冲器的作用”。^[1]（P892）他认为，到战国后期燕、赵、秦向北方扩张领土时，使上述“缓冲器”消失了。“现在已有的证据，包括从文献和考古调查两方面得到的，表明半牧业人群占居的中间地区的缩小，逐渐被强占或并入中国的领域，致使北方各国与游牧人直接接触。接触很早以前就可以发生，但是游牧人对南方历史强有力的冲击应该断代在公元前四世纪末。”^[1]（P951）

我在1992年写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2]一文中，其实已经提出了基本上相同的看法，可谓所见略同。

第三，他强调了中国的北疆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一个地带，这里是若干各自独立文化的发生地，是青铜时代以来在生活方式、经济行为、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越来越和中原文明有差别的诸多族团的栖息地。这个地带有其自身的发展演进过程。总体上说有一个牧业成分不断加强和半游牧化甚至游牧化过程。中原和北方地带之间的界面是变动不居的。长城只是长期的文化差别达到顶点的象征。我们这次的研究课题也正是在相似的思想框架下开展研究的。

下面来谈谈我们和柯斯莫的不同的看法。

首先要说明的，我们说的“长城地带”（有时也称“北方地带”）和柯氏说的“北方地带”实际所指范围是有差别的。

柯氏在本章一开头第一次谈到中国的“北方地带”时，就说它“包括东起黑龙江、吉林西达新疆连绵的沙漠、草原和森林地区”^[1]（P885），而且这句话的注释中还说，引用了我的《商文化青铜器和北方地区（按：此文在用英文发表时“北方地区”作Northern Zone）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其实我在那篇论文中虽然没有对“北方地带”作一明确的界定，但分明说道：“如果单就青铜器这一种遗存进行区系的研究，则整个商周时代，在商周式青铜器即中原式青铜器分布范围的北面，曾有两种不同系统的青铜器，可分别命名为北方系青铜器和东北系青铜器”，显然是把东北排除在北方地带之外的。而且也没有谈到任何新疆地区的青铜器。在我看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从新石器时代流行平底筒形罐，其文化背景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中南部在仰韶、龙山时代就是中原文化分布或强烈影响的地区显然有别。而在西周晚期以柱脊曲刃青铜剑为代表的独特青铜器兴起后，成为和北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判然有别的另一个青铜器复合体，和朝鲜半岛、日本、俄国滨海地区构成一个大的历史文化区。所以，柯氏说：“在西周时期，以进步的金属技术为特征的东北文化复合体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地带的扩展”^[1]（P890）是全然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柯氏把和东蒙草原毗邻的黑龙江和吉林西部地区的汉书二期文化和平洋文化（按：所谓“平洋文化”实际就是“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遗存）也放进北方地带，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因为这些遗存中的确出有他说的早期游牧文化的器物。不过，大安汉书遗址二期遗存中实际发现过晚期曲刃剑的柄端加重物，曲刃剑则已经发现于黑龙江的双城、阿城等地，所以如果把黑龙江西部和内蒙东南部一样看作东北系青铜器和北方系青铜器同时到达的文化交叉地带，可能更合适一些。

至于新疆地区，把它笼统地归属于“北方地带”也是不合适的。从陶器来说，甘青地区从齐家文化开始的鬲和双耳罐的文化传统没有进入此地，该地区陶器有其自身的特色。这里发现的青铜器和其他器物也都表现出更强的与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联系。就人种而言则出现了欧罗巴人种。因之，是应该另划一区的。

除了上述考虑之外，我们把北方地带考虑为比较狭窄的长城地带，还着重于考察历史上匈奴、东胡往来驰骋和秦汉边郡发生频繁接触的地带。所以我们把这个地带具体定义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3]其中青海究竟应不应该归属这一地带，课题进行到现在仍有不同看法。从写通史的角度看而不是单纯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着眼，把中国北方地带的范围扩大一些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如果把东北和新疆也包括进来，那么本章在如何写出这两个地区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和历史特点，特别是积累考古资料已经颇多的东北地区就显得不足了。

再说说时段方面的问题。

柯斯莫批评了田广金和乌恩早先的分期，他把北方地带的文化发展划为四期：一、公元前第二千纪；二、西周到春秋早期（约1000-650B.C.）；三、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650-350B.C.）；四、战国晚期到秦（约350-209B.C.）。关于第一期，他虽然指出了北方地带最早的青铜文化，年代早于公元前2000年，但认为要到商代晚期（1200-1050B.C.）北方地带才显现一个和中原显然不同而使用相似青铜器的文化复合体。这次我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用新近发表的资料，比较充分地论证了我过去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中国北方地带有特色的青铜器复合体在夏代已经产生。它是在兼受到来自北亚和中亚方面和来自中国中原方面的文化影响下，从自身的土壤上产生的。而且特别强调了当时北方地带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所以这种有特色的青铜器和游牧生活无关。^[4]

柯氏所批评的田广金和乌恩的分期，都是纯粹施于考古资料的分期，所以是以可区别的物质文化特征为基础的，否则就失去起码的可行性了。田广金的分期的确过于粗略一些，这是因为他分期的对象主要是鄂尔多斯地区的资料，所以他才说，“春秋以前的资料不多，又是采集品”，便把商至春秋合为一期了。乌恩把田广金的第一期即青铜时代一分为二，商和西周前期这一期，约相当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的式样，西周后期到春秋中期这一期，实际是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掘品为基础，约相当于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前半期的式样。所以有较强的可行性。另外，乌恩把田广金分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时间从战国早期提早到春秋晚期，也更符合北方地带铁器开始流行的实际。从共存的中原式器物式样来说，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器物本来比较难分，合为一期也更加合理。而且，从西方传来的所谓“斯基泰式”器物，如触角式剑，也是在这一期特别流行。所以乌恩的分期方案至今在北方地带考古资料的分期断代上还是可行的。

吉林永吉汪屯出土“触角式”剑（摘自张锡瑛《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 触角式” 剑》一文）

柯氏对考古资料的分期断代其实并非内行，比如他说北方系短剑特征时，就把西周才出现的鹰首、短柄有槽和镂空等都说成是商代的特点。^[1]（P893）他想要建立一种历史性的综合的分期的愿望是好的，但因而对纯考古的分期方案进行不切实际的批评，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因为他在论证北方地带的经济、社会、历史进程中所依据的仍然主要是考古资料，他的分期方案势必使他在使用考古资料时产生一定的困难。好在他对很多考古资料的年代把握是不准确的，放在哪一阶段也有相当的随意性，才使他并不察觉这些困难而已。

考察柯斯莫的分期方案，把第三期的开始定为公元前650年理由特别奇怪，既不是那时中原或北方地带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也不是因为北方地带在这时兴起了新的考古学文化（他纳入此期的考古学文化有汉书二期和平洋，被他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沙井文化，被他定为可能春秋到战国）或发现重要的考古遗存群（他纳入该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如军都山、崞县窑子、桃红巴拉他都说是春秋晚期或春战之交的，毛庆沟则说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而是因为在《春秋左氏传》中这一年有“狄灭温”和“许男伐北戎”，按柯氏的说法是“最后一次提到北戎，并兴起了此后成为北方最重要力量的狄。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是北疆政治天平的一个转折点，在北疆史中可能比西周结束（公元前771年）更为意义深长。”其实随便翻一翻《左传》就知道，狄在庄公二十八年和三十二年（666、662B.C.）已见于史，而戎在公元前650年以后也仍然作为单独的族称而多次被提到，不像柯斯莫说是只在“戎狄”一词中出现。^[1]（P924）而且，“戎”在春秋以前本是泛指一切非华夏的好战族群的名词，狄人也可称戎。柯斯莫也看过的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中，已经考定《古本竹书纪年》提到的晚商时期的“鬼戎”就是春秋时隗姓的狄人，已为学界所公认。所以，《左传》中狄和戎有时可以互相换用（参看《庄公二十八年》：“则可威民而惧戎，……使俱曰：狄之广莫，於晋为都。……”等条）。总之，柯斯莫假想出公元前650年以后有一场大规模族群迁移，即“狄在中国北疆的出现，表明一场取代了稀疏的戎人社群的向南的人群大迁移，戎人社群被排挤到更南的地方，或是被华夏诸国统治，或是在各国的夹缝中保持其半独立地位”^[1]（P948），是根本不曾出现过的。

战国和汉代游牧族群的分布图（摘自柯斯莫《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一书）

柯斯莫虽然臆想了狄和戎在中国北方地带的大更替，但他对文献记载的了解，使他并没有轻信狄人为骑马游牧民族的见解，认为狄和戎一样是农、牧、猎混合经济，强调狄人不骑马，使用步兵。^[1]（P479）虽然狄人建立的代国以产马著称，柯氏认为是藉草场的天然条件养马，用于输出和军事目的（战车），而不是游牧。^[1]（P950）

在兼营农牧的戎狄是中原和草原游牧人之间的“缓冲器”这点上，我们和柯氏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有两个问题应该讨论一下。

我认为中国北方地带的诸戎（狄也是戎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战国之前长期居住在这一地带，其历史是基本连续的，没有突然的转折，并不需要在春秋中期切一刀。从分布上看，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东面的戎，西周早期已见到河北元氏县发现的臣谏簋铭中和邢侯相搏之“戎”。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很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即《春秋》所载山戎。在西面的，就是在陕甘青地区留下寺洼、辛店、卡约等大体相近又各有特点的文化遗存的人群，这些文化多从商代延至东周，即文献中的“西戎”。而中间一大块，即陕西和山西地区，主要应该是文献上的“狄”及其祖先（如鬼方等）。而这个地区的戎人遗存目前发现最少，这次搞课题研究，我着重收集了这方面的可作为线索的资料：已经定名和有一些发掘点的李家崖文化、新近在河套地带发现的西岔文化、汾阳杏花村商代墓地出土的非商式鬲、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中出土的非商式鬲、侯马上马两周墓地出土的非晋式鬲、陕北米脂张坪墓葬、内蒙清水河县西麻青村墓葬，并按探索春秋时在晋陕很活跃的狄及其祖先的思路进行了初步串连和推测。^[3]我觉得，我国现在在寻求戎狄考古遗址方面有两个误区：一是把遗存的性质设想错了，以为是游牧文化的遗存；二是把时空设定错了，所找的时段太晚，地区太北。柯斯莫对遗存的性质倒还有较清醒的认识，但对中国考古发现毕竟知道不多，而且在对遗存的认识上又难免受中国考古学者的误导（如信从靳枫毅说延庆军都山是山戎遗存），所以他写的那一章里对戎狄所遗留的实际遗存并没有作多少针对性的剖析。

臣谏簋铭文（拓片）（摘自杨文山《青铜器臣谏簋与“邢侯搏戎”——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五》一文）

戎狄在北方地带有没有人群的迁徙？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不过不是象柯斯莫那样设想为从北向南的，而主要是从西向东的。例如白狄原在河西，即陕北地区，后来远迁到河北北部，先建立代国，后建立中山国。这次课题研究中，我根据椭方形铜釜、虎形牌饰、“秦式剑”的分布情况，论证了白狄东迁是实在的。^[5]北方地带的自西向东的人流是多次发生过的。这可能和气候的改变首先使西部地区的恶化更为明显有关。

现在再谈谈中国北方地带经济类型变换的问题。

柯斯莫认为在春秋中期以前，中国北方地带虽然畜牧经济的分量不断增加，也开始了骑马，仍不是匈奴式的游牧经济。但到春秋中期之后，在长城地带（即他称的“中—北段”）“有的遗址表现出已经预示匈奴文化出现的特征，另一些遗址则尊重前代而改变的程度较小”。^[1]（P931）在他分的第三期中，他认为属第一类情况的首推桃红巴拉和毛庆沟这两批墓葬。而凉城崞县窑子墓地则属第二类。我对此看法不同。

柯斯莫心目中什么是最有匈奴味的？就是他说的“典型游牧器物”———直锷双刃短剑、马具、大型的仪式性的釜、饰牌和带扣。^[1]（P944）此外有没有铁器也很重要。其实，是不是游牧和是不是匈奴不是一回事，延庆军都山墓葬，以上五类青铜器全有，但从其他方面看，不是游牧人。当然也不是匈奴。毛庆沟二至四期墓葬，也是五类青铜器俱全，还出铁器。而且殉牲中羊最多，还有牛和马，从畜群结构看可能游牧。但是，在人种鉴定上，毛庆沟东西向墓和南北向墓是有差别的，但均属蒙古大人种的东亚人种。而匈奴墓中出的人骨，均属北亚蒙古人种，故可确认毛庆沟墓葬不是匈奴人所遗。桃红巴拉墓葬虽然五类青铜器俱全，也有铁器，M1殉马头7、牛头4、羊头2，M2殉羊头42、马头3、牛头4，确有游牧色彩，但因为只有M1保留1具男性残颅，其部分可测数据“显示出与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人种相近”，由于数据不完整，又只有1例，还很难说是不是匈奴人。

现在反过来看崞县窑子墓地，崞县窑子的人骨经鉴定带有较多的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而且，像汉代匈奴人那样的低颅和长颅结合的颅型，只在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标本中见到过唯一的1例。该墓地还出土铤劈为双叉的骨镞（流行于蒙古、外贝加尔），陶器还有圜底的，这种有从更远北方游牧到中国长城地带迹象的遗存，却因为不出青铜短剑、青铜马具就排除在匈奴式游牧文化之外，这是不可取的。其实，从人种起源角度来看，现有资料表明北亚人种的匈奴人起源于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的可能性大，所以寻找早期匈奴的线索，不能以西方起源的“斯基泰式”为唯一标准，而应该考虑外贝加尔、东蒙的特点。像崞县窑子墓葬中殉马头、牛头、羊头，这表明该人群具备适于游牧的畜类，多随葬骨器而少有金属品可能是贫穷所致。骨镞、骨弓弭和墓中殉马鹿头表明骑射存在（马具可以用骨木质的），女性殉猪头也可以解释为在水草肥美的地区设了长期的据点而养猪。所以，我们应该多作细致具体的分析，才能从考古资料中窥见历史的真相。

从上例还可以看出，柯斯莫在考虑中国北方地带的历史时，似乎忽略了他所说的“缓冲器”的人群的人种问题。他在谈到北亚地区在广大范围的文化分野时曾提到“在东方，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南戈壁地区，是以石板墓、柄上有特殊的人形和动物纹饰的青铜刀子为特征的复合体，以及同诺音乌拉匈奴墓相同的北亚蒙古人种类型。在西蒙古、阿尔泰地区和图瓦，像巴泽雷克那样的木椁墓，青铜器，哈萨克斯坦、图瓦和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区典型的野兽凤纹饰，以‘鹿石’闻名的图腾雕刻，以及欧罗巴种特点的人种类型。”并说在中国的北方地带也可以探察到这种文化分野：新疆有乌孙和塞种是欧罗巴人种，而宁夏公元前500年左右有北亚人种（彭堡于家庄）。^[1]（P925）不知道他是用于家庄墓葬为北亚人种代表了全部宁夏以东的古代北方地带居民，还是只用它代表那时宁夏以东的游牧人。其实，我在1992年写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起源的考古学研究》^[2]和1995年写的《戎狄非胡论》^[6]中，都讨论了我国北方地带先秦时期的戎狄都是东亚蒙古人种。要到战国时期才有北亚蒙古人种渗入的迹象。柯斯莫看来没有看到这两篇文章，所以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白。朱泓在近年来从我国古代人种资料的综合研究中，还得出了对古代东亚蒙古人种的进一步分类，大体上说，先秦时期长城地带东段的居民是古东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杂处，中段是古华北类型，西段是古西北类型。其中古西北类型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类型最接近。无论是古东北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都以高颅为特征，和以低颅为特征的北亚蒙古人种判然有别。^[7]这是我把先秦古籍中的“戎狄”和战国才出现的“胡”区别为不同人群的基本依据。

既然中国历史上的“戎狄”和“胡”是不同的两大人群，那么当中原人和胡直接接触后，原来的戎狄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而目前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柯氏的主要倾向似是认为戎狄被中原各国吸收了。不过以毛庆沟为例，这个墓地柯氏相信是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晚期的，其实据杨建华年代排比的研究，应该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8]在这样早的时代，这个墓地一方面反映可能在来自南方的人群进入了这个社群（以南北向的只葬中原式带钩的墓为代表），另一方面表现了畜牧业可能已有游牧的倾向（以东西向的殉马、牛、羊头的墓为代表），至少后一种人在血统上应该是戎狄的后裔。那么，这种在战国早期已经有游牧倾向的戎狄，在中原强国逐渐向北扩张之时，会选择融入华夏农业文化，留在新建的长城以南，还是选择退向长城以北，融入胡人的游牧人大联盟？

这个问题之所以目前难于作确定的回答，首先是因为战国后期北方地带的考古发现太少（柯氏在图13-5“第四期（350—209B.C.）北方地带遗址”中列出的地点，只有西沟畔和阿鲁柴登真是战国晚期的），而且都没做人种鉴定。西汉前期的匈奴遗存在中国发现也几乎空白。我们只能从楼烦白羊王后来被称作匈奴来推测北方地带的原居民后来投入匈奴是很有可能的。长城沿线的匈奴中混有戎狄的后裔也是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个历史的谜团，就是北方的游牧族团的南下，是一种自然的扩张过程，还是有北方草原的气候恶化为动因？由于我们对中国境外北亚地区环境考古的近期发展缺乏全面了解，现在还不能解开这个谜团。柯斯莫对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也使我们不免有遗憾之感。

最后还想说说关于中亚和北亚来的文化影响问题。

柯斯莫批评中国学者在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历史时，没有充分重视和中亚、北亚广泛的交流和这种交流对北方地带的变化和发展造成的强有力的刺激。我认为总的说来是中肯的。中国学者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应该加速和加大力度走向世界，开拓视界和思路，把中国史的研究作为世界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不过在这方面我也有两个问题想谈谈。

柯斯莫的分期方案之所以要在7世纪中叶划一刀的真实意图，是为了便于讨论8世纪形成的早期游牧文化诸成分如何传进中国北方地带。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研究和表达都只是相当粗略的。杨建华比较细致分析了所谓早期游牧文化因素在中国长城地带的传播，发现从东到西是有时间差的，而且有的器物出现数量也是自西向东递减的，如鹤嘴斧则只传到中段而未进入东段。但柯氏在处理资料时大多是跟随原报告作者的断代，没有自已作过分析排比，所以时代往往错乱，无从进行历史的考察。另一方面，既然要作外来影响的全面考察，外贝加尔和东蒙古既然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那里向南的影响，和中国北方地带的交流，却基本没有提过，看来是对那里的材料生疏之故。

既然是交流，影响应是双向的，中国北方地带作为欧亚大陆草原文化带的一个部分，它对整个文化带当然也有自己的贡献。比如滕铭予最近研究了中国北方地带的铜釜问题，经过全面收集资料和类型学排比，我国最早的铜釜产生于西周中晚期，比斯基泰文化的铜釜发生要早。^[9]乌恩最近也作文论述所谓斯基泰文化的不少因素，在我国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都已经存在，^[10]所以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现象，恐怕还是用我在《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漩涡论”作为解释的模式，破一破单向的自西向东传布的思维定势好。

参考文献：

[1]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Chapter Thirtee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A].林沄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68-386.

[3]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J].台北中央研究院纪念张光直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3）：1-37.

[4] 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12.

[5]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A].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94-105.

[6] 林沄.戎狄非胡论[A].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101-108.

[7] 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01-313.

[8]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D].长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1.

[9] 滕铭予.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鍑的再探讨———兼论秦文化中所见铜鍑[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4-54.

[10]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437-470.

公众号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页79-85。本文增加了插图，引用请以原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