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巴金：杨万里佚文《复斋记》考辨丨202107-118（总第1734期）
感谢杨巴金先生赐稿
杨万里佚文《复斋记》考辨
文丨杨巴金
作者简介：杨巴金，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江西省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解缙研究会副会长，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吉安市庐陵文化研究会理事、周必大思想研究会理事，省级“非遗”杨万里故事传承人。发表学术论术12篇、庐陵文史考析文章100余篇，已出版《庐陵史事考述》《杨万里家族纪略》《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主编《文章节义话解缙》，即将出版《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
摘 要：
吉水县盘谷镇谷村宣统版《仰承集》中载有“诚斋杨万里”所作的一篇记文。本文从介绍谷村、仰承集、李次鱼、复斋的相关背景入手，从作记时间、姻亲关系、作记可能、署名之疑、记文文风、假想推考等6个方面予以辨析，分析该记文的真实性，并指出此记文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杨万里 《复斋记》 真伪 价值意义
2020年7月，笔者赴吉水县盘谷镇岭背自然村李淦生老先生家，翻阅清宣统元年（1909）李氏族人编修的《仰承集》，发现卷9有一篇作者署名为“诚斋杨万里”的《复斋记》。笔者翻检四库本、四库荟要本、四部丛刊本和乾隆家刻板《诚斋集》，发现均未收录该文。再翻检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2006年出版的《全宋文》，也未收录该文，且当今学界无人为之专门撰文，于是笔者通过挖掘地方文献资料，就《复斋记》的真伪予以考辨。
现将谷村《仰承集》卷9《复斋记》抄录并标点如下：
复 斋 记
诚斋杨万里
乡先生李直卿，讳次鱼，为酒正于长沙之明年，遗余书：
“吾得一官老矣，林壑之弃而尘嚣之归，忽忽乎未知为官之乐也。吾即公馆之左右为斋房焉，旦则诣太府宪曹，公事已则独骑一瘦马，从三四老兵以归。归则休于斋，扫地，焚香，盥手，取架上《周易》、《论语》、《中庸》、《大学》、濂溪、伊川等书，纵观之，欣然若有得焉。渺渺乎吾未知古人之远，因取《易》之'不远，复’，与夫子所以告颜子之说，铭吾斋曰'复’焉。子盖为吾记之，吾将持子记以见帅府张公，求赋诗焉，子其勿迟。”
余曰：心无放焉有复，复无说焉有记，抑吾尝观物有感矣。
客有吴于家而蜀于游者，盖其所见天下之奇观未尝有也。见天下未曾有亦足乐矣，而有不乐焉，覉离焉，愁思焉，身在蜀也，心未始不吴也。何也？居者思行，行者思居也。思故归，归故乐，士之于学有如吴之家者乎？士之言曰：“人不可以孔颜也。”且夫见儒子之入井则恻然，强之为穿窬则艴然，士独无此心乎？士无此心，则信不可以孔颜矣！此心，吾之家也。家焉而不家其家，客焉而不归其归，又从而尤之曰：“家不可归”。惑矣哉！归之，近者心必觉，其中充然，其外愉然。先生之学以复为主，先生其初不知为官之乐，今乃不知古人之远。先生之复其近乎？其远乎？吾将候其愉然，以贺其充然也。
四个月之后，由盘谷镇泥田村一位周姓老师牵线，笔者又找得清乾隆年初谷村李氏编修的《谷村记》，该书《艺文记》卷3《诸记并铭》中也录有《复斋记》。将这两种不同版本相比对，发现共有7处不同，具体是：一是乾隆版“复斋记”标题下方录有编者标注：“乾道戊子二月望日，长房”，乾道戊子即是乾道四年（1168）。此时间记载是否正确，待笔者下文再作考辨。二是宣统版第一段“讳次鱼”句中，乾隆版少了一个“鱼”字。笔者认为，这应是乾隆版编修者的笔误，李直卿原名应是李次鱼。三是宣统版“吾即公馆之左右为斋房焉”句中的“右”字，乾隆版则是“方”字。笔者认为，假若此处用“方”字，其位置则是交待得很具体；假若此处用“右”字，则是一种虚指，并不影响其文意的表达。四是宣统版“与夫子所以告颜子之说”句中“之说”二字的前面，乾隆版另有“克己”二字。“克己”是指克制和约束自己，这只是对“颜子之说”内容的具体化。五是宣统版“子其勿迟”句中，乾隆版少了一个“子”字。这里的“子”字是对人的尊称，相当于“您”字。六是宣统版“盖其所见天下之奇观未尝有也”句中的“尝”字，乾隆版则是“曾”字。笔者认为，这只是遣字用词的不同，并不影响其意思的表达。七是宣统版“且夫见儒子之入井则恻然”句中的“儒”字，乾隆版中则是“孺”字。“孺子”是古代对小孩子的称谓，应是宣统版编修者之笔误。
依据该记文，可知求记人叫李次鱼，字直卿，吉水县盘谷镇谷村人，是作者杨万里第二个儿媳李氏的爷爷。尽管这两种版本存有七处不同，但整体内容是一致的，并不影响对《复斋记》真伪问题的考辨。
一、相关背景
1.谷村李氏
谷村位于老同江河盘谷段回水湾的西北侧，全村纵深四五里，左右宽六七里，现又开辟出数个新村，有近4000户，1.5万人。就一姓同宗聚居而言，自然是江西第一大村。谷村有上街和下街之分，辖老屋、翰阳、太园、文园、大池、池东、池南、桂园、元度、榨下、东街和西街等20多个村（组），段段相连，中无间断。
纵览江西任何一古村的族谱，都有“先祖卜居”、“村阳基图”等方面的内容，且多附有风水堪舆之说。关于谷村肇基和得名的由来，宣统《仰承集･居徙考》卷3载：
黄巢陷长安，国师杨筠松避乱过江南，舟至桐江，登陆，行至洋稠坳，见鸡笼山神龙踊跃奔驰，问其山名，人以实对。松曰：'笼破鸡飞，见谷即止。’祖龙自袁州分宜斗鸡岭而起，地仙亦有'鸡逢谷’之谶。至是吴杨溥乾贞元年（927）丁亥三月，祖尧祖挟堪舆龙鸡载酒，审视山水。忽鸡自笼出，堪舆者鼓掌贺曰：'此正笼破鸡飞，逢谷即止，为公万年基业之庆。’因不惜重价，得村之旧宅里，遂自高村徙焉，时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也。
细读上述文字可知，谷村肇基于五代十国时期，始迁祖叫李唐，字祖尧，因外出寻找新居址，走到谷村地段于此休憩，并以盘盛谷喂堪舆龙鸡，鸡食饱后即入笼，李唐等人认为这里是风水宝地，于是择此开基，此后共衍生为三派十六房，形成庞大的谷村李氏宗族的基本框架。明嘉靖年间状元、吉水盘谷人罗洪先曾说：“吉水同水贵族，以螺陂之萧、湴塘之杨、谷村之李、泥田之周为最盛。”[1]
2、《仰承集》
说到谷村的文化传承，自然离不开《仰承集》这部村志。“仰承”之名，出自谷村开基祖的祠堂名，本义是冀望后裔“仰承先德，世守而勿替耳”[2]。早在元代至正七年（1347），该村李尚文就开始着手编纂《谷村文献纪略》，至清宣统元年（1909）历经7次重修。乾隆年初时，该书更名为《谷村记》。嘉庆九年（1804），更名为《谷村文献》。道光年间，李氏族人认为普通士庶人家，不应该称“文献”，于是以开基祖祠堂名代替，更名为《仰承集》。宣统元年（1909），李荣钧、李淦、李浥涛等人又重新编修，并改名为《谷村仰承集》。该书分为世德源流、地舆地貌、家约家规、人物列传、艺文记诗、墓表墓志等12部分，共有30余万字，是江西省迄今发现的内容最全面、保存最完整的古村文献之一。
3.李次鱼
光绪《吉水县志･李次鱼传》卷36载：
李次鱼，字直卿。绍兴庚申举于乡，癸未授为长沙酒正。博学力行，味乎古先圣贤意旨。名其馆曰“复斋”，政余，斋中焚香漱盥，取《周易》《论语》《大学》《中庸》读之，充然有得，愉愉如也。杨万里取“《易》不远复”之义记之。朱子赠以诗曰：“请看屏上初爻旨，更识名斋用意深。”张栻诗曰：“请君细看复斋记，直到羲爻未画前。”观二诗，其人概可知矣。
宣统《仰承集》卷6也录有《复斋公传》，内容是大同小异。依据这2篇传文可知，李次鱼，字直卿，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中解试，隆兴元年（1163）入仕，官长沙酒正，即掌管相关酒政令之长官；他是谷村元潭长房文园的支派祖，因杨万里为其长沙寓馆作《复斋记》；他任长沙酒正秩满后，先是任湖南桃源县丞，后转任抚州金溪县丞，之后致仕还乡。
4.复斋
关于“复斋”之名，古代很多文人曾用过，如北宋胡宏，两宋之交的胡寅，南宋周必大、陆游和欧阳守道等均应邀为他人作《复斋记》，朱熹的老师刘子翚也有《复斋铭》。其义则是来自于《易经》64卦中的第24卦，即复卦。按照《易经》的说法，复卦外卦为坤，坤为阴为顺，内卦为震，震为阳为动，而内阳外阴，循序运动，往返无穷，所以称作为“复”。李次鱼任长沙酒正后，将其公馆的书室取名“复斋”，表明他注重心性修养，闲暇时好读《周易》《论语》等经书，推崇博学力行。诚如《复斋记》中所说：“思故归，归故乐”，因内心笃定“温故”，进而追求“知新”，这才是《易》“不远，复”[3]所要达到的目的。
宣统《仰承集･别业》载：“复斋，文园直卿公作，朱晦庵有诗，杨诚斋有记。”可见李次鱼致仕回乡后，亦将书斋取名“复斋”，并以它作为自己的号。
二、真伪考辨
1.作记时间
尽管该文结尾处未标明撰作时间，但通过开篇句“乡先生李直卿，讳次鱼，为酒正于长沙之明年，遗余书”，即为读者交待了撰文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起由。那么，乾隆版《复斋记》标题下方“乾道戊子（1168）二月望日”之标注，为何宣统版《复斋记中没有呢？缘由是谷村李氏族谱中录有李次鱼任长沙酒正的时间。再如宣统《仰承集･衣冠表》卷5载，李次鱼是“癸未特奏，任长沙酒正。”癸未即是隆兴元年（1163），“于长沙之明年”，由此可推算该文撰作时间应是1164年。
考察杨万里的仕履经历可知，绍兴二十九年（1159）除夕前夕，他携家眷启程赴零陵任县丞。任职第一年，曾三次拜会谪居永州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并被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于是他自名书室为“诚斋”。《复斋记》第二段末句“吾将持子记以见帅府张公，求赋诗焉”，笔者认为，文中的张公应是指张浚（1097—1164），并非说其长子张栻。那年三月，张浚因北伐失利被罢相，出判福州；而张栻年仅32岁，仅是幕僚之职，任严州知州是乾道五年(1169)后的事。因张浚于该年八月去世，后来李次鱼才改请张栻题写赠诗。第二年，杨万里曾请乡贤胡铨为他作《诚斋记》，并说“一日得二师”。第三年，他在零陵县自焚诗稿，焚废“江西诗体”诗1000余首。第四年初，他因零陵县丞秩满而回到吉水，该年八月又赴任临安府学教授。隆兴二年（1164）正月，杨万里因父亲杨芾患病而回家，八月父亲去世后在家丁忧。可见李次鱼写信给杨氏索记时，极有可能正在家乡照顾生病的父亲。因为按照惯例，官员开始丁忧后，不宜写诗撰文的。
清宣统年间，谷村李氏编修《仰承集》时，考虑到李次鱼任长沙酒正有具体的时间记载，而张浚已于1164年八月已去世，张栻是1169年才出任知州等实际情况，与乾隆版《复斋记》标题下方标注的撰文时间相矛盾，所以特意将这段标注删除。
2、姻亲关系
李次鱼有2个儿子，长子叫李概（1133—1200），字仲承，绍兴三十二年（1162）中解试，乾道四年（1168）再中解试魁首，淳熙十四年（1187）为特奏名进士，官武冈县簿、赣县主簿等。《诚斋集》卷132录有《赣县主簿李仲承墓志铭》，文载：“予中男次公之妇翁李仲承主簿，窀穸有日，其子仁羸然衰服来谒予，再拜，哭而请曰……女三人，长适承务郎、监衡州安仁县税杨次公。”该墓志详细介绍了李概的生平、仕履、德绩和子孙后人的情况，可见李概的长女即是杨万里的第二个儿媳。李次鱼的次子叫李渠，字仲石，也是绍兴三十二年中解试，系谷村元潭长房书院下的支派祖。依据李次鱼中解试的时间以及长子李概的出生年份，可推算他的年龄应比杨万里大15岁左右。
作者的次子叫杨次公，乳名叫寿俊。湴塘村杨氏族谱载：“次公，行八三，字仲甫，号梅皋，官终宣教郎、潭州湘阴县宰。葬伍家塘福寿院上，配李氏，系出谷平通直郎次鱼公孙女，赣州主簿仲承公女，慈孝温柔，翁姑称为佳妇。”[4]这里有必要作一点分析：杨万里共有4个儿子和5个女儿。胡铨为杨芾撰作的墓志铭中说：“孙男三人，曰：寿仁、寿俊、寿佺。孙女二人，皆幼。”[5]此外，杨氏族谱又载：“寿佺，旧谱失载。按诚斋《与朱晦庵书》云：'昔某有第三男，年十九，喜读书，方能作举子文，一夕不疾而殒。’集中有悼亡诗。”[6]因杨氏《病中感秋，时初丧寿佺子》诗题写于淳熙六年（1179）秋，可见杨寿佺是出生于1161年，长女杨季繁排行第四。又因杨长孺出生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由此可推算杨万里撰作《复斋记》时，杨次公仅有5岁，而娶谷村李氏应是淳熙六年（1179）之后的事。
3. 作记可能
笔者通过梳理《诚斋集》和谷村《仰承集》等文献资料得知，李次鱼虽然比杨万里年长15岁左右，但两人一直有较好的私人友谊。湴塘村距谷村仅20里，是作者赴新喻县并转道宜春、湖南的两条主选路径之一。不排除作者赴永州、奉新或去新喻县好友谢谔家的路途中，特意拐入李次鱼家做客或小坐。李次鱼喜爱读书，尤喜读《易经》，而杨万里也极喜爱《易经》，后来还用17年时间写成《诚斋易传》。可见他俩既有共同的爱好，又有老乡之情；既有好友间的诗文唱和，后来又结成儿孙辈亲家。书斋名又称斋号，是书斋主人为其所起的名字，不少人是恭请名家题赠。李次鱼仅中解试，入仕年龄偏大，官职不高，想必是极仰慕杨万里的才华，所以写信请杨氏为其书斋作记，这也是情理中的常事。杨万里应邀为这位老乡加兄长题写一篇记文，势必无法推脱，而且杨万里应邀作记在《诚斋集》中极为普遍。
也许会有人说，《复斋记》篇幅并不长，仅有426字，符合杨万里作记习惯吗？纵览《诚斋集》中的记文，篇幅普遍不长，且作者前期记文的篇幅更短，如《竹所记》仅有284字，《霁月楼记》仅为286字，500字以下的记文近50篇。于是笔者在此揣测：《复斋记》中李次鱼索记缘由的介绍部分有178字，杨万里撰文表达自己的意思仅有248字。也许杨氏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篇记文来对待，只是对李氏索记信件作一点文字回复，简要地谈一下对“复卦”的理解以及命名“复斋”的意义，故未收入自己的《诚斋集》；而李次鱼十分仰慕杨氏的才华和名气，于是他略加整理后作为一篇记文传给子孙，既作为自己的一份荣耀，又是对后人的一种勉励。
4.署名之疑
关于记文标题下“诚斋杨万里”之署名，相信每位读者略加思考后都会想到，这应是谷村李氏后人自行添加上去的。
《诚斋集》共收录杨万里记文66篇，分为6卷，每卷各11篇，如四库荟要本收录于卷71—76，四库全书本收录于卷72—77。这里需要补叙一下，乾隆家刻板《诚斋文集》总共才42卷，记文部分收录于卷25—27，才3卷，客观上造成部分记文未予收录，最后两篇《螺陂五一堂记》和《带经轩记》却是其他版本未收录之文。其中《螺陂五一堂记》录自黄桥镇《螺陂萧氏族谱》，当时编者标注了“补遗”2字，井冈山大学已故的萧东海教授曾于1990年撰写了《新发现杨万里佚文<五一堂记>述考》[7]一文发表。《带经轩记》当时编者标注“从《合璧事类》采补”，被江西师大王琦珍老教授收录于《杨万里诗文集》卷133《补遗》部分[8]。下面，我们再来作详细分析。
杨万里第一篇记文是《龙伯高祠堂记》，其文章结尾处既未标明作记时间，也未注明作者姓名或身份，依据记文内容，可知求记人是零陵县龙尧卿，由此可推论撰文时间应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类似无时间、无署名的记文共有2篇。作者第二篇记文是《玉立斋记》，文末处署名为“庐陵杨某记”，撰作时间已作明确交待，即隆兴元年（1163），类似如此署名的记文共有4篇。其第三篇记文是《景延楼记》，文末处也未交待撰作时间，但文中第二段有“隆兴甲申”4字，表明是1164年所发生的事，文末处署名仅有“杨某记”3字，类似如此署名的记文共有2篇。其第七篇记文是《水月亭记》，文末处仅标明“癸巳（1173）月日记”，未提及作者姓氏或身份，类似如此署名的记文共有2篇。其第八篇记文《严州聚山堂记》之后，多是标注“年月日记”或“是岁十月三日，某记”，类似如此署名的记文共有10篇。卷73第四篇《通州重修学记》文末处，则是署名为“年月日具位某记”，类似如此署名的记文共有7篇。但是，从《诚斋集》卷74第二篇《泉石膏肓记》开始，文末处都明确标明“……杨万里记”，类似如此署名的文章共有21篇，约占三分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杨万里前期的记文，不仅数量少，而且署名极为谦虚谨慎，基本上是不署名；但从绍熙三年（1192）九月作者辞官回乡后，时年已66岁的他才会直接署上“杨万里记”；此外，宋后文人后署名时，除给那些地位显赫、声望极高的高官显宦撰写墓志铭、神道碑铭、行状，或要上呈朝廷的重要奏件，会非常郑重地按官衔、姓名、里籍来署名外，其他文章的署名大都比较随意，不会那么刻板。在此，笔者不妨大胆揣测：《复斋记》撰作于隆兴二年（1164），记文末处极有可能与第一篇记文《龙伯高祠堂记》一样，作者并未作任何署名；或者是参照他第三篇记文《景延楼记》的署名方式，只写上“杨某记”3字；但对谷村李氏而言，在《仰承集》中如此署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如删除，于是将“诚斋杨万里”5字标识于记文题目之下。
5.记文文风
杨万里因诗成名，致使诗掩文名。其实，他作记时艺术想象宏大，表现手法灵活巧妙，语言风格鲜活多变。他尤其擅长思辨和议论，对世道和人心常会作一些精僻分析，归纳提炼的观点会让人觉得有“味外之味”[9]，这对读者而言是极有裨益的。《复斋记》不仅具有以上诸多特点，而且写作手法与其它记文有很多类似之处。
第一，在交待友人求记缘由时，杨万里《浩斋记》开篇说：“某所亲安福刘彦与以书来，曰……”《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记》开篇说：“予门人永丰罗椿，移书抵予曰……”《复斋记》开篇则说：“乡先生李直卿，讳次鱼，为酒正，于长沙之明年，遗余书：……”都是开门见山，直接以故人来信索记作为开篇语。
第二，在记文中融入哲理观点时，杨万里作《水月亭记》说：“自以为吾二人之乐，举天下之乐何以易此乐也！虽有语之以今昔离索之悲，肯信不肯信也？”《复斋记》中则说：“居者思行，行者思居也。思故归，归故乐，士之于学有如吴之家者乎？”字里行间常会流露出作者的一些哲学思考。
第三，在谈到矛盾的协调处理时，杨万里作《景延楼记》说：“山居水宅者厌高寒而病寂莫，欲脱去而不得也。彼贪，而此之亷也；彼与，而此之夺也，宜也。宜而否，何也？”《复斋记》中则说：“先生之学以复为主，先生其初不知为官之乐，今乃不知古人之远。先生之复其近乎？其远乎？”写作手法可谓很接近。
第四，在论述对《易经･复卦》的理解时，杨万里《诚斋易传》卷7载：“动而即复，不远而复也。动生于心，复亦生于心，复心一生，动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复斋记》中则说：“心无放焉有复，复无说焉有记，抑吾尝观物有感矣……士无此心，则信不可以孔颜矣！此心，吾之家也。”
第五，说到杨万里记文的美中不足，笔者认为，《复斋记》与其他记文一样，议论性文字相对较多，略显繁琐冗长，说教口吻颇浓，略欠艺术渲染力。此外，因该记文是应李次鱼之请而作，有着较为固定的行文格式，通篇读下来，觉得作者心静如水，无法产生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那种感情碰撞。其他类似之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6.假想推考
雍正《江西通志》卷76也录有《李次鱼传》，传文之后编纂者还写有一段按语，传载：
李次鱼，字直卿，吉水人。绍兴乡举，为长沙酒正，博学力行，名其公馆曰“复斋”。退食则读书，其中朱晦菴赠以诗曰：“请看屏上初爻旨，便识名斋用意深。”张南轩诗曰：“请君细看复斋记，直到羲爻未画前。”观二公诗，其人可知矣。
按，朱子《复斋》绝句一首，初不言为李直卿作，张南轩诗中所云复斋记，亦不详为何人作，姑仍旧志存之。
朱熹的《复斋偶题》诗收录于《晦庵集》卷2，作者确实没有标明为谁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其文集中也有一篇《复斋记》，结尾处载：“淳熙丙申（1176）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记”[10]，也未标注此记文为谁所作。而谷村《仰承集》中只说朱熹为李次鱼有赠诗，并未说他曾经撰作记文相赠，这样反而增加了《仰承集》关于此记载的可信性。
张栻的“直到羲爻未画前”诗，却是以《题马氏草堂复斋听雪》为诗题，收录于《南轩集》卷6。《南轩集》卷5中又有《庐陵李直卿以复名其斋，求予诗，久未暇也。今日雪霁登楼，偶得此，遂书以赠。顾惟圣门，精微纲领，岂浅陋所能发，只增三叹》作为诗题，此诗题仅有2首，并非是“三叹”。更可疑的是，元代诗人王沂《伊滨集》卷12也录有《复斋诗，为李彦方作》3首，其诗前序则与张栻《南轩集》卷5所录诗题完全相同，其中第一首诗又与张栻《题马氏草堂复斋听雪》诗的文字完全不同。
鉴于以上这些可疑情况，雍正《江西通志》编纂者也无法确定这几首到底是为谁所作，只好暂时同意是为李次鱼所作，并附上一段按语加以说明。但笔者认为，既然李次鱼能请到杨万里为其作《复斋记》，而朱熹、张栻与杨万里的私交深厚，不排除杨万里曾将此二人引见给李次鱼；后来李氏出任金溪县丞，而张栻曾被诏任抚州知州，尚未上任又改为严州知州，于是他赴浙江任职以及朱熹去福建武夷山等，必须路经抚州，在抚河中乘船又要过金溪县，请他俩为自己的书斋题写赠诗那就不足为怪；至于“直到羲爻未画前”等2首诗，作者应是南宋张栻，元代王沂《伊滨集》中已收录应是其后人或门生的编辑之误。
三、结语
对广大农村留存下来古文献进行研究，既要肯定它的积极作用，又要切实把握它的局限性。笔者从作记时间、姻亲关系、作记可能、署名之疑、记文文风、假想推考等6个方面，就《复斋记》的真伪作了初步考辨。尽管它仍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问，但记文中很多内容与地方文献材料的记载是能相互印证的，因此它应是杨万里撰写的一篇珍贵佚文，弥足珍贵。这篇佚文的发现，可增补杨万里文集、吉安地方志之缺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诚斋集》，尽管有133卷之多，但散失亡佚在所难免。谷村《仰承集》虽是一部村庄艺文志，但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得再作深入的挖掘。笔者将《复斋记》的真伪予以考辨，不仅有助于考察杨万里与李次鱼的交游，而且对“中国进士文化名村——谷村”的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注 释
[1] 《念庵文集》卷11《螺陂萧氏文献集序》
[2] 宣统《仰承集･序》（道光二十年李文澜李观敬序）
[3] 《周易注》卷3
[4] 光绪《忠节杨氏总谱》之《湴塘延宗公派总图》
[5] 光绪《忠节杨氏总谱･艺文》之《杨君文卿墓志铭》
[6] 光绪《忠节杨氏总谱》之《与朱晦庵书》
[7] 《文献》刊物1990年第3期
[8] 《杨万里诗文集》卷133《补遗》第220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诚斋集》卷78《习斋论语讲义序》
[10] 《晦庵集》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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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研究资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