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雁：谜一样的姿态 | 上海文化 · 重温
谜一样的姿态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及其他
文 / 马雁
选自《上海文化》2009年第4期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首次纳入中国文学史。张爱玲、钱钟书在此书中被抢救出土，至今是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骄傲。
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
也不知是有趣的巧合，抑或隐蔽的抗议，1976年，久已绝迹于华文报刊的张爱玲发表了一篇《谈看书》。其中，提到一部不知名的30年代社会小说，“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有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真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力捧张爱玲一样，好处都是否定式的。这是否意味着她的作品，也和这类社会小说一样无法找出肯定性的好处呢？
《谈读书》下文里解释这类社会小说多是小报编辑随手写成，不传奇化，保留一点真实性便算不易。隐含台词即将自己与其撇清，社会小说到底不是正经的文学创作，其结果顶多也就是“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再版……料想不会蚀本……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而张爱玲对自己的定位显然高于此。文章接着远兜远转回到上海时期创作谈的主题：“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把“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阐释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且容易辨认”。一贯强调的“真实性”有了新注脚。但当时华文读书界印象里，张爱玲已久疏创作，并不知道《小团圆》正在写作中。因此，《谈看书》虽然颇有所指，当时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结合张氏在《小团圆》写作同期的若干文章、书信，应当可有新发现。当然，这只是对文学评论工作一个理性化的想象。事实是，《小团圆》在张爱玲离世十五年后出版，所引发的仍没超出一场朝野瞩目的情爱官司，甚至一班研究张爱玲的专家也没能保持住清醒和理智——
止庵在关心“比如盛九莉多大程度是张爱玲，邵之雍多大程度上是胡兰成，我们无法找到那个确切的点”；陈子善在考证“贯穿《小团圆》始终的正是张爱玲对自己与母亲关系”；一般爱好者则认定《小团圆》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清算，向世人给出了生平的谜底——不论水平高低，一律是八卦心理，虽则肉麻有趣，却毫无意义。
往远里说，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塞万提斯就是《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原形，或者他曾出于奇思妙想去当过流浪汉；也没人会以为吴承恩有像《西游记》一样的异邦历险，哪怕他曾以客商的身份一路与强盗搏斗；即使不少评论者引证《红楼梦》考据学（以便多少取得一些合法性，继续拿盛九莉的故事来八张爱玲的卦？），也不敢说曹雪芹一生就是和贾宝玉一样处处留情，或曹家也有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泼辣到前后几个妾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是，邵之雍提了一箱钞票给盛九莉，胡兰成资助张爱玲这事就坐实了是发生过；竺蕊秋的遗物交给外人拍卖，变成钱了才给女儿，张爱玲就坐实了是被提防了几十年的贼，没见过母亲身边的金银细软……之所以《小团圆》中似是而非的背景、人物、情节，搅得人方寸大乱，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不把张爱玲作品当文学；二是没有对张爱玲作品做文学评论的能力。
两种情况都有例可证：时值今日，文学史要么以“不按常规”、“奇迹般的”、“耳目一新”、“最耀眼”、“最具影响力”以及“最有争议”来给张爱玲的创作空泛定性，要么在新一轮与“鲁郭茅巴老曹”一样暴力逻辑、匪寨风格的论资排辈中，给她个好位置。试图进行文本细读的专著无力从叙事层面进行分析，并不突破一般读者的读后感或“严重剧透”。仅有的两个异数是傅雷和胡兰成，但前者进行文本细读的工具仅有19世纪自然主义小说理论，根本使不上力气，开出的药方更与作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不相匹配；后者则从中国传统、骑士文学、殉道意识到希腊精神，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力所不逮，流于浮夸。少数否定张爱玲文学价值者也找不到着力点，只好纠缠于其是否拿过日军的津贴，将创作的理论态度与本人的生活选择直接挂钩，贴上“汉奸文学”的标签便可发配论处。只是，作者本人的爱憎情仇，联系不到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文学就是文学，翻烂张家的家谱，找出三亲六戚间的奸情，也无法如此洞察创作的源泉和真谛。
如今理论高度发达，更当肃清为“文本就是文本”。这才是文学研究的本分。
张爱玲在文学史上一直保持着一个谜一样的姿态，与她自称疏离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创作主流、始终不明确交代自己的文学师承，以及不就外界的评论发表任何意见有关。而《小团圆》的出土价值至少在于其中涉及人物角色众多，叙事时间横跨几十年，几乎将所有少作的故事重新书写一遍，情节与此前作品形成广泛的互涉，类似故事的多个解释向度或许可以交织出一幅较可信的矩阵。序言中引用的若干书信，更透露出作者创作态度和价值倾向。
首先，《小团圆》提示了一个有趣的因素：张爱玲对叙事时间的重视与把握。《小团圆》从阅读第一印象即可判断存在两个时间，情节的时刻和讲述的时刻，小说一开头：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
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著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
闹钟都已经闹过了，抽水马桶远远近近隆隆作声，比比与同班生隔著板壁，在枕上一问一答，互相口试，发问的声音很自然，但是一轮到自己回答，马上变成单薄悲哀的小嗓子，逐一报出骨头的名字，惨不忍闻。比比去年留级。
也许关于斯巴达克斯一段很难判断其所处时刻，但日记及后一段则应当是在三十岁或之后，“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这一段就毫无疑问是在三十岁之后了，也正是“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的价值判断实现了两个时刻的转换。下一段顺利过渡到大学时的某一次考试。这是主人公第三人称倒叙带来的便利。
而比较隐蔽的一层时间因素需从序言所引书信中发现，“《小团圆》……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这“后来”指向什么时间？当然不可能是现在的后来，不可能指向未来。憎笑于写信前已经发生，但又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之后。情节的时刻、叙事的时刻及憎笑的时刻（甚至还有一个写信的时刻），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书中的态度与当下不牵连，联想到“我在《小团圆》里……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不否定”正是通过有意设定的叙事时间实现——不论小说如何表达，都不代表作者此刻的态度（这多少意味着某种自我辩护）。“总清算说”可以休矣。
需要注意到的是写信是在《小团圆》成书同时，因此叙事时间前置是有意为之。小心地将取材于身边题材的创作活动，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划清界限，不仅是为了自我辩护，更是因为创作题材源于自身经历，必须保持足够的疏离才能免于个人恩怨——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有赖于专业技巧才能实现。因此，叙事时间的存在从侧面强化了《小团圆》在根本上是一部虚构文学作品（即使有自传成分，也不能做信史）。所有通过文字给出的一切，都与文本之外的任何其他因素无关。这是作者在不得不以自身经历为创作题材时，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书信里又提道“……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近年来觉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松动了些……所以把心一横，写了出来，是我估计错了……改成double agent这主意非常好，问题是我连间谍片与间谍小说都看不下去……”
通常外间把张爱玲在这里提到对monolithic nationalism的顾忌，看作是她害怕早年的准汉奸身份对作品发表的障碍。甚至宋淇夫妇也简单把nationalism当作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一味坚请把有影射嫌疑的男主人公履历进行改写。但其实都是道三不着四，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达：
她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就是上班下班路上中弹片。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著为英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
这话人家听著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著才这样那样。
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需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
这一段把monolithic nationalism只译出了nationalism，但也矛头分明地指向了20世纪、现代国家概念、机械进化论、威权主义和实证主义。
也许这么说有代人立言的嫌疑，但别忘了张爱玲曾准备赴英留学，英国是经验主义的基本阵地之一。30年代显学牛津哲学从语言学出发，强调“词语的意义依赖于如何被使用，而不是支配词语和事物之间关系的某些语义学的规则”，从而支持经验主义进一步反对黑格尔道德哲学——她要考伦敦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不至于没听说过这些。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张爱玲不关心政治，目前只能看到她从不在作品中谈论时代大潮、讲述投身革命事业的故事。政治冷漠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典型态度之一。
她在作品（包括散文）中塑造了一个清朝遗民家庭的天才，如《谈吃与画饼充饥》：
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有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讲《纲鉴易知录》的老先生沉着脸在句旁连点一串点子，因为扰民。总是捐税了——还是贷款？
根据《私语》，这同一个人物幼年热中于历史政治素材的游戏：根据正史故事，用身边器物扮打仗，“征伐苗人”、“埋锅造饭”。10岁前开读《纲鉴易知录》（《纲鉴易知录》是严格遵循传统主流政治观点的中级蒙书，毛泽东17岁那年开读），进新学前已形成坚定的“大国寡民”的政治观点（《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正式身份是君人南面之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为最高政治理想。因此，在这个人物的心目中，青苗法之类是不受认可的政府干预行为，即使临危受命，最后真的扭转了国运，还是要落下个扰民的罪名。早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足以作为自由主义的背景。
事实上，不能说张爱玲是政治冷漠或道德冷漠。在小说中谈论生活价值、生活目标、社会生活的趋向，社会中人们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善与恶、真与假、对与错，都是典型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话题。政治哲学不是权力理论（单纯的权力理论或社会学，只做纯客观的分析比较）。《中国人的宗教及其他》与《有女同车》等早期散文、《金锁记》与《茉莉香片》等早期小说中已表现出对政治和道德的关心，早期作品对女性生活核心价值的关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所有的出发点都非确定无疑。《小团圆》中塑造的人物也许是政治冷漠的（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权力冷漠），但一句“邵之雍像是要当皇帝的样子”，又有蕊秋和楚娣不说“做官”因为认为那样“不民主”，都表达出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张爱玲早期作品通常拒绝给出伦理问题的答案，也避免做出明确评价，也许仅仅是为了符合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一种策略选择，但如果相信她作为一个作者的诚实（如《自己的文章》、《谈读书》中所说），则更可能是她并不清楚怎样是好的。虽然她以政治冷漠的面目出现，但却始终关注主流价值体系的变化，外部变化在她内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多元论基础上起作用的结果就是反monolithic和反nationalism。因此，早年对“时代纪念碑”式文学的不置可否，到了《小团圆》时无法避免地变化为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政治理论潮流——《小团圆》不再回避政治话题，全力塑造了一个真正政治冷漠的女主人公：九莉冷漠到毫无政治敏感、仅仅因为情感因素就做了一个有政治争议人物的有争议的妻子。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不是因为作者不懂政治，而是作者根本不把政治态度列入自己的小说人物的关键问题清单。政治身份不在她的小说人物属性之内。强烈的政治态度体现在坚定的反monolithic、反nationalism的思想立场。于是，早期作品一贯的反浪漫主义与反民族主义，顺着其内在逻辑得到了发展，《小团圆》使遗民家族教育形成的自由主义态度在现代理论思潮中借尸还魂。《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张爱玲终于通过语言的游戏，高强度地表达了她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态度，并以大众文化的途径实现了广泛读者的潜移默化。这未尝不意味着一种超级政治野心的实现。
“没有信仰”也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可以说是一个隐患。柯布西耶羡慕回教徒“信仰的是叫他们不必害怕死亡的宗教”，“这是一种没有限止的信仰”，“可惜我却只知道一种让人痛苦的信仰”。基督徒信仰的痛苦源于这是一种叫他们不必害怕失败的宗教。这种宗教使罪人都不放弃上帝。因此，波德莱尔一生致力于危言耸听和以诗渎神——夸大自己在现世的失败，就是向上帝的容忍度提出挑战，把自己的获救与上帝的获救绑到了一根绳子上。对错误的承担并非不甜蜜。而对于张爱玲情况则不同。通过易于市民阶层接受的通俗小说形式，动员了最广泛的人群来参与对既定善恶标准、通行道德法则的发现、质疑、颠覆——这就是她之异于其他作者的独特之处。实现这一工作，必须依靠亲民的态度和疏离的理性。因此，虽然《金锁记》、《倾城之恋》、《十八春》等早期作品着力记述感情的故事，却是以理性的态度来安排角色和剖析人物（有时显得冷漠）。为了保证作品的动员效果，作者只是呈现故事，并不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而是要读者自己判定。
张爱玲整个创作生涯以晦涩始，早期作品借助感官刺激的诱惑、利用态度暧昧的叙述，试图在写作中逐渐明确（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十八春》是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小团圆》也试图遵循这一原则，不对九莉及其他人的生活选择做出评价，也不进行反思，只是不断地回忆和描写，但又努力对生活进行理性的辨别（有时甚至让人心寒，如九莉与母亲的关系）。但与之前作品不同，《小团圆》的主人公最初有着明确的个体思维和判断体系，对生活价值有着明确的衡量和选择，但到了小说结尾，经过几十年，却仿佛失去了最初的明确：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同样的文字安排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是将全部的生活定格在一次考试前，以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为譬喻，极言其恐慌、混乱，结尾则将经历过的生活以比喻进行总结，仍是战争的恐慌、混乱，结论已经显而易见——生活没有给出更多，更不是一次能够清算评分的考试。因此，小说最后的结局仍归于晦涩
但是有一次梦见五彩片“寂寞的松林径”的背景，身入其中，还是她小时候看的，大概是名著改编，亨利方达与薛尔薇雪耐主演，内容早已不记得了，只知道没什麼好，就是一隻主题歌《寂寞的松林径》出名，调子倒还记得，非常动人。当时的彩色片还很坏，俗艷得像著色的风景明信片，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著，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与《小团圆》之前已逐渐成形的明确相比，这种晦涩貌似一个倒退，但又不尽如此。之所以晦涩，是因为明确必须建立在超然的基础上，就像她早期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叙事者自称“仿佛云端里看厮杀似的”。不超然，便不能再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外在者，便必须选择在作品中表态。可能的选择不多。《小团圆》选择让九莉最后做了一个美好的梦。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快乐，而不是一个交易——也就是说真正的宽恕。这一次，太上没有忘情。
最后，关于《小团圆》的命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说，“张爱玲的一封信有说《小团圆》是一连串的小团圆，比如说她去香港大学读书，妈妈从上海到香港，她去接妈妈，那是其中一个小团圆；到了她自己回上海跟姑姑住在一起，那是另外一个小团圆，所以那本书其实不是一个小团圆，是一连串的。”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于是马上领到了令箭：“《小团圆》这个话肯定是，就是说从现实意义上……确实有一个含义是针对大团圆的……这个小绝对是对大的一个颠覆，就是不完满……一切落幕了，这就是做不到大团圆……小团圆就是不团圆的意思。”但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富有文学野心也具备文学策略的作者，阐释的可能是多样的：除了戏仿剧本写作所要求的剧情模式，向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电影致敬之外；也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创作生涯的团圆，以一部虚构作品作为全部文学创作活动的谜底，通过文本互涉使过去所有作品（包括失败作品）重新有效，形成一个巨大叙事圈套的团圆。
同时，也是一个抗议——她的自负与天才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得不自己为自己的创作献上圆满的阐释。
马雁，女，诗人，书评人，散文作家，1979 年2月28日生于四川成都，1997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2001年毕业，逝于201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