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特赦后的第十年，82岁重返战犯管理所：希望在2号监室住一晚
1949年11月，淮海战役最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并一举歼灭敌军的第12兵团。
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有一群被押往俘虏营地的人群缓慢地前行，其中那个身材魁梧的人便是国民党第12兵团总司令——黄维。
1975年，度过了27年牢狱生活的黄维终于得到了特赦。后来他还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众多文史类官职。到了1985年，也就是黄维被特赦后的第十年。
82岁高龄的他重返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苦思良久感慨万千，并于当晚向上级提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要求，黄维希望能够回到曾经关押自己的2号监室再住上一晚。如此惊人的举措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
黄维沦为“阶下囚”，内心反感牢狱生活
1949年1月，黄维被送进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昔日手握重兵的黄维突然变成了“阶下囚”，对这种身份转变他十分的反感。我军向来优待俘虏，但黄维对“改造”却始终保持怀疑态度。
“顽劣”的黄维在改造期间经常制造麻烦，在他的最终经常重复着一句话“我们再有罪也没有日本人的罪过大，凭什么日本俘虏可以待着，而我们却需要劳动”。
而管教人员也只能不断地重复道“因为你带领的部队杀害俘虏，并向我军投掷甲种弹，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公约。因此作为战犯的你必须进行劳动改造”。
黄维对自己的罪行拒不承认，他将一切罪过都推卸给自己“不听指挥”的部下。更可笑的是他经常拿出《石灰吟》、《正气歌》来标榜自己的正人君子形象。
殊不知，官职比黄维高的杜聿明都在主动忏悔改造，以致于他在第一次特赦中就被释放。性情刚烈的黄维却端起了架子。
逃避改造，顽固至极
黄维曾说过：“我刚被送到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内心十分抵触。甚至是根本不想活，但却也死不了，就是很顽固”。
“在淞沪会战期间，我带领部队将数万日军抵挡在外。可到头来却和那些杀害我士兵的日本人关在了一起，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黄维在回忆录中写到：“我认定共产党所谓的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罢了。不过事已至此，自己也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了。改造就改造吧！改造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吧！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总之那时我对战犯管理所非常的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是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黄维的女儿黄慧楠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道：“父亲经常称自己是一块顽石，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
黄维十分的顽固，改造时不断逃避，学习时精神涣散。积极配合改造的杜聿明将自己《论持久战》的读后感给黄维看，黄维还坚持为蒋介石集团辩护，甚至还将很多派发给他的读物撕毁。
对于那些主动忏悔改造的“同学”，黄维时常讥讽他们。他曾亲口说道：“你们这般模样实在是可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早日得到特赦而拉踩自己罢了”。
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监狱的管人员不仅没有责罚他，反而是关心他的生活。
黄维曾说：“当时我非常感激共产党的照顾，但却始终无法说服自己不为蒋介石效忠，这让我十分矛盾。”
由此看来要想让黄维从一个“一仆不侍二主”的顽固派改过自新，对战犯管理所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黄维的“永动机”梦想
黄维在功德林监狱服刑期间始终沉浸在一个幻想中——研究“永动机”，也正是在这个梦想的驱使下，黄维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我党的宽容大度。
郭沫若院士得知此消息后还专门写信给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这无非是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上层却决定尽可能的为黄维提供研发场地、设备以及陪同人员，其中就包括杜聿明。虽然人人皆知永动机是不存在的。
但黄维在研究永动机期间变得异常“乖巧”，他不再制造麻烦。管理所也将此事作为一个突破口，尝试去改变黄维的思想。到抚顺后，每当黄维实验失败的时候，管理所所长都上前安慰，并鼓励他。
此时此刻，黄维的内心开始动摇，他开始觉得“优待俘虏政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糟糕。
“优待俘虏政策”中的三菜一汤，再次动摇黄维
在功德林监狱中，国民党战犯每顿都有三菜一汤，每周都配有五斤白面。但监狱中的工作人员一个月才能吃到一次面粉。
黄维的女儿黄慧南在《国家记忆》节目中说道：“当时吃猪肉是很困难的，而我的爸爸他们却还享受着每天一斤牛奶，一个鸡蛋，三两肉的待遇”。“管理员他们自己是没有吃的，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监狱中的管理员反而胖了起来，其实这就是已经浮肿了。”
人心非木石，就连最为顽固的黄维都因这样的“优待俘虏政策”为之动容。这也直接促使后来黄维主动参加劳动改造，体验劳动的艰辛和快乐，最终也促成他思想的转变。
黄维突发重病，痊愈后低头认罪诚心服法
1952年的一天，相关单位报送了黄维患有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的情况。
在那个医疗水平落后的年代，这种疾病几乎被看做是绝症。上层决定通过特殊的渠道，花费重金从香港及国外购买药品为黄维治疗。
在黄维重病的那四年中，我军军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黄维提到：
“当时我的心中大为感触，人人皆知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连我自己都已经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了。从躺下那一天开始，我就不能动了，我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时间。可谁知我作为一个战犯，却能得到这般待遇，实在是惭愧。”
黄维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他逐渐从永动机的幻想和永远不接受改造的固执中走了出来。随后他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全心全意地服从法律。
国民党战犯集体外出参观，黄维思想发生改变
1957年的一天，一则消息在功德林监狱中炸开了锅。中央决定组织国民党战犯集体外出参观。
当坐满国民党战犯的火车开到武汉时，黄维对这里既陌生又熟悉。一向态度冷漠的黄维在参观途中竟然说道：“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到了”。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黄维曾经长时间在武汉担任军校校长一职，他看着武汉长江大桥拔地而起黄维内心十分激动，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国民党曾统治武汉20多年，社会一片残破。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三镇建立起了钢铁厂，整个城市焕然一新，短短几年时间，共产党是社会面貌发生改变”。
在近九年的战犯改造生活中，黄维第一次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
特赦释放，黄维构想未来
1975年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所有服刑人员全部集合在会议室。最高法院代表宣布黄维得到特赦释放。
27年的牢狱生活就此结束，黄维颤抖地走向台前，低头弯腰接过特赦书。当他看到封面上的“黄维”二字时，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随后黄维作为本次得到特赦的战犯代表上台发言：“党恩浩荡激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这首诗是黄维临场所作，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随后他还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建设祖国和解放台湾”。
他曾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个曾经顽固不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27年的改造，终于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中对生活充满了期望。
重获新生，心怀感激
黄维被特赦释放后，不仅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毕生致力于军史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黄维前往香港探望自己的旧友。此时远在台湾的蒋经国得知黄维在香港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前去游说，请他离开中国，前往别的国家居住。
蒋经国当时提出的条件是“台湾将按照中将待遇补发黄维被俘虏至今的所有薪水，合计有一百多万新台币”。面对如此利诱，黄维却断然拒绝。
很多人都在质疑黄维是否具备特赦释放的条件，尤其是怀疑他的改造是失败的。但黄维回应道：“我转变得慢，因为我要看事实”。
黄维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我长期改造的过程中，是我激动和铭感于心的事多不胜举”。“中国共产党对我宽大再宽大之一斑，温故而知新这句名言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的。我感激人民，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给予我政治上、生活上的照顾，我愿意与全国人民一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努力”。
而赋予黄维新生的不仅仅是因为我党的伟大，还因为这27年的战犯管理所生活。甚至在黄维看来，曾经关押自己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思想净化的医院”。
黄维与他的家人
黄维之所以对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着独特的个人情感，这与他家庭原因有很大的关系。
黄慧南在《父亲走出秦城监狱之后》中口述道：“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65年，那时我正在读高二。有一天教导主任找到我说要去锦江饭店见父亲，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但学校和家人不断做我的工作，这是我才明白这不仅是一次父女相见，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
“在历史书上，我曾记得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投放毒气弹，这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狂魔。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原来黄维就是我的父亲”。“见到父亲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虽然那时他已经61岁，但却十分精神干练”。
黄慧南还说道“1975年3月17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终于出现了父亲黄维的名字，那时我的家才变得完整，那也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但幸福太短暂了……”
“父亲特赦后，母亲（蔡若曙）本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毕竟这27年来，母亲不顾众人的劝阻，坚持等到父亲出狱的那一天”。“可当父亲出狱并重新回归生活后，母亲的精神负担逐渐加重。因为她总是害怕父亲被人带走”。
黄慧南含泪说道：“母亲每天中午、晚上都会提前赶到父亲上班的地方等候，有时父亲晚出来几分钟母亲都担惊受怕，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后来母亲一直在服药，但副作用太大，致使母亲整天都浑浑噩噩”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蔡若曙跳河自尽。黄维虽然尝试营救但也无力回天。“家”再一次变得不完整。
黄维与蔡若曙重逢仅仅一年，就再次“相隔两世”。面对这样的打击，虽然他还有女儿，黄维内心对“第二故乡”无比思念。
“第二故乡”——抚顺战犯管理所2号监室
1985年11月，是黄维得到特赦释放的第十年。黄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重返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他已有82岁高龄。
黄维站在这个被自己誉为“第二故乡”的地方久久不能平静。在这里他曾与杜聿明、邱行湘、宋希濂、周振强等中所国民党高级将领改造服刑。思想的转变、对罪过的反省、对共产党的感激，都发生在这里。
他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当晚并没有住进安排好的宾馆，而是向上级提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要求：
黄维的女儿黄慧南说道：“父亲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在那个当年关押自己的2号监室，这样便在那里住上一晚。随行的人员都十分惊讶，但我却十分理解，因为父亲早就已经将那个关押自己的地方看成了第二个故乡”。
后来有人问到黄维为什么要在2号监室住了一晚，难道之前还没有住够吗？
黄维说：“这么多年的耐心教育，终于让我这个顽固分子，重新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还能活到现在”。
黄维说道：“那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的表现一直不好，但国家却并没有放弃我”。正在这个简陋的2号监室中，黄维的人生得到了蜕变。这也正印证他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