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 云: 临时工跑销售的经历

临时工跑销售的经历

文/若 云

同工不同酬

我这个临时车工被第二个老板卸磨杀驴“炒鱿鱼”后,第二天是星期天,检验工小陈跑来找我:“杨姐,厂长让你去一趟。”

“干什么?不是才放了我吗?”

“不知道,去一趟不就明白了。”

见了厂长,他态度很和气:“小杨,想让你回厂跑销售,你觉得怎么样?”

“可我从来没有做过销售啊,怕做不好。”

“没关系,让陈丽带你走一趟就行了。”

“那试用期又是多久呢?”

“没有试用期了,你现在的工资就是470元。”

销售员出差的差旅费,省外35元一天包干,省内30元一天包干,节约归己,超出自己贴,车船费全报。还有销售奖,产品售价的1%。

后来我打听到,他们正式职工的销售奖是2%,临时工却只有一半。好在工资是固定的。工作不好找,将就做吧!

过了两天,陈丽(她是厂里的出纳,兼做销售,做了几年了,经练丰富)带我去了宜宾。

宜宾清溪有个大王山,一条盘山公路直通山顶,有公交车可以上去。我俩一早就在公交站等车,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车来。等车的人越来越多,问等车的上山做什么?回答是去看病。车站边有几辆摩的,他们劝我们:“乘摩托走嘛,一人四元钱。”

陈丽说:“太贵了,我们乘公交车才五毛钱一个人。”

小伙子说:“看你们的穿着、说话,不是本地人,是上山办公事吧?”

“是啊。”

“我给你们车票,你们回去可以报账嘛。”

“那也报不了。”

“为啥?”

“我们领导给他们打了电话的,知道有公交车可以上山。所以我们得按规矩办事,有公交车就不能打的,只能用公交车票报账。”

“哎呀,你们领导太抠了。告诉你们吧,这趟车说是一小时一班,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一天只有两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你们在这里傻等,不是把正事耽误了吗?”

我俩觉得他说得有理,见等车的人越来越多,等会车来了肯定很挤,我们都不想挤车。于是跟他讲价钱,最后以两个人五元钱成交。

上山的路,坡度有点大。我穿着羽绒服,个子看起来有点大,陈丽比我个子还大一点。我有点担心:“一辆摩托乘三个人行吗?”

小伙子问:“你们俩有多重?”

“差一点230斤。”

“行,那没问题。”

很快就到了山上。陈丽向他要了车票,说如果事情办得顺利,厂长可能会给我们报账。

山上是一个劳改农场(那是20多年前,现在不知道变了没有),还有一个医院。农场的工作人员和干部都穿着军装,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也穿着军装,医生在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山上很冷,办公室里边都在烤火了。

见到了医院的领导,说明了来意,院长叫立刻开会。我们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产品,拿出了价格表。院长叫人去找管设备的人来,接下来就是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签了合同。两万四千元被砍去了整整四千,而且还不是一次性付款,先付一万五千,尾款要几个月后才付。

事后,我问陈丽:这个价格低于我们的规定价格,我们也要卖吗?

陈丽说:“他们是部队医院,资金卡得比较严,不容易卖出好价钱。优点是信誉比较好,一旦签了合同就不会赖账,款比较好收。比规定价格稍微少一点点,还是可以卖的,少多了就不行,这些我们自己掌握。我们这个产品,销路比较窄,只要对方真的需要,我们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卖给他们,不能错过。”

回到重庆,厂长叫我休息两天,说还有任务要叫我去。

我感觉,跑销售虽然风里雨里比较辛苦,但是比当车工站8小时还是要好得多。只是我儿子在成都读书,我妈妈老了,一个人在家,没人陪她说话、给她做饭菜,她一个人肯定很寂寞。可是我不去上班也不行,想起这些觉得很无奈。

一天,二姐夫出差顺路到重庆看妈妈。妈妈跟二姐夫摆龙门阵,很高兴的样子,我打算去做饭,姐夫说:“若云,今天就不用做饭了,我们去下馆子。”

“还是我做吧,馆子挺贵的。”

姐夫说:“我难得回家一趟,花一点钱没关系。我已经订了菜,到时候去用餐就行了。”

到了餐厅,姐夫悄悄对我说:“我订的鱼是45元一份,如果妈妈问的话,你就说是30元一份。”

“好的,我知道了。”姐夫怕妈妈心疼钱,故意说得便宜,我心里有些感动。

一会儿,一大条鱼端上来了,妈妈一看这么大的鱼,忙问服务员:这条鱼多少钱?

服务员微笑着说:“30元。老人家,您慢慢用。”

我想起姐夫刚才在给服务员说什么,原来他给服务员也打招呼了。

妈妈笑着点点头:“你们这家饭馆还比较公道。”

我记得,姐夫在的时间里,妈妈的脸上都是笑。

第一次单独跑销售
周二,厂长叫我出差,地方自己定,范围云、贵、川各市县。我看了地图,选了遵义。
先去菜园坝火车站买了车票,印了名片,把家里的果珍瓶腾出来当水杯,早上又可以当漱口杯。看着厚厚一叠产品资料,很漂亮的彩印,纸质是最好的,每份是三层折叠,带了几十份;加上笔记本、价格表、一本全国地图,这些都不能弄皱了,特意去买了放资料的带锁的密码箱。该买的东西、该带的物品都收拾好后,一天就没剩多少时间了。
出发那天是星期三,临走时我对妈妈说“再见!”妈妈说:“等等。你出差带金戒指做什么?你这样很危险。还有,你那手提包也换一个吧。”
我说:“好吧,戒指我不带。包是我特意买的,里面就是资料,没放钱。妈妈,我是出差,都是白天跑医院、药厂,每天吃了晚饭就呆在旅馆休息。不外出,不跑荒郊野外,没啥危险。我们厂的销售都是年轻的男女,有四五个人,最小的是20多岁的女生。没危险的。”
妈妈终于放行:“好吧。带这么多钱,别让人看见。”
坐了约7个小时的火车,还是快车,慢车要坐20个小时。后来会计老吴对我说,按规定,坐火车超过六小时就可以买卧铺。这些厂长都没有说。不过我知道了就行,今后该买的时候我会买的。
12月的遵义比重庆冷多了,一下火车就觉得又冷又饿。出了火车站,赶紧在车站旁的饭馆吃了晚饭,才觉得好多了。
火车站左边的一栋大楼就是遵义铁路宾馆。想着行路人的惯例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于是走了进去。
本想住一个单间,可是一看价目表40元,太贵了。厂里给的补贴一天只有35元,住宿都不够。要设法把一天的吃饭住宿都控制在35元以内才行。只好住了个4人间15元。
跟不认识的人同住一个房间,得防备钱财被偷,否则身无分文怎么办?别说跑业务了,只想想吃饭住宿怎么办?怎么回家?那才是寸步难行(这是1996年,绝大多数人没有手机,我只有一张电话卡,可以在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好在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贴身的衣服缝了个包,还安了拉练,把几百块钱和身份证放在里边,晚上穿着毛衣裹着厚被子睡觉,这样就安全了。
写好旅馆,把两个包放在寄存处,出门走上大街。火车站前面是一条很宽阔的公路,约200米前的十字路口中央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坑,一问才知道,是在修地下商场。随意走了两条街,在路边的报亭里买了一张遵义地图、一张贵阳晚报。看天快黑了,路灯亮了,才回旅馆休息。我把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做好,无非是打开地图,找到最大的几个医院,需要乘哪几路车,全部记在一张纸上。然后早早地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2元钱的早饭,黄糕、稀饭、卤鸡蛋。信心满满地跑了遵义市中心医院、遵义市医院、遵义市第二医院,不巧,医院院长都没见到。我们这个产品,必须要找医院院长、药厂厂长,因为价格上万,只有领导才能拍板;也可以找医务科的领导,把资料留下。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应该比较有希望。
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大冷天的,再去跑也找不到人了。我再看看地图,发现离遵义几十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遵义县,又叫南白,那里也有好多家药厂,也有县医院。于是决定到南白去,从南白回来再去这几家大医院。
在去南白的车上,跟一个大姐聊起来。她建议我住县招待所,又便宜、又安全、又干净,离车站也近,带卫生间的单间才20元。我听了她的话,同意了,觉得很合适。后来看见她跟里面的人打招呼,才知道她就是里面的人。
安顿好以后,上街吃了一碗羊肉米线,3元钱。只见老板把米线烫好后,舀一瓢大铁锅里滚开的奶白色羊肉汤,又放辣椒、油酥黄豆、香菜,抓一把切好的羊肉,热气腾腾的一大碗端上来,羊肉有半个巴掌大的六七片。我正吃着,进来一个人,喊道:“老板,一碗羊肉米线加一块钱的羊肉。”我看老板抓肉时就抓了两把。
我吃得鼻尖冒汗,全身都暖和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羊肉米线,特别香的油辣椒、油酥黄豆,羊肉也很香,吃起来特别解馋(后来又去吃了两次)。
买了一张贵阳晚报,就回旅馆了。睡觉前依旧是打开地图,先跑哪家药厂、再跑哪家医院,记在纸条上,这样可以按计划做事,节约时间。
后来,我索性把第二天的早饭也买好。通常是馒头、煮鸡蛋、几毛钱一包的榨菜,早餐时倒上一杯热开水就行了。寒冷的冬天,冷馒头吃起来满口钻,吃到一半,重新接一杯烫开水,把馒头泡在里面,就是一碗热粥了。在外面跑了这么久,从来没有拉肚子,人也挺精神的,没瘦。这是后话。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按计划跑了三个药厂。但这些药厂规模很小,用不上我厂几吨重的大家伙。于是又来到县医院。县医院规模也小,我将资料给领导看,他说我们用不着这个。看我有点失望的样子,他告诉我,到xx药厂去吧,他们要生产大输液(就是500毫升的葡萄糖或生理盐水,兑好的药水灌装好后放进灭菌柜里,经过高温高压消毒,最后贴上标签出厂送到医院。我厂最小的型号是一次消毒500瓶),可能需要你们的产品。
我拿出遵义地图,想让他告诉我具体地方。他接过地图看了一下,说:“这是几年前的地图,上面没有。这个厂是新开的药厂,离我们这里不远,你出门坐个小火轮(摩托车改造的)告诉他厂名,两块钱就到了。”
到了该厂,我直接到了车间。车间里没有工人,我看见车间里用砖隔出了一间屋子,这屋子墙上怎么有一个约2米的大洞?我从洞里看进去,里面有一个灭菌柜,锈迹斑斑的,只能卖废铁了。
见到厂长,小个子,脸红红的像红苹果,说话不慌不忙,很和蔼,随时带着微笑。我问:“你们不是新厂吗?怎么会有这样旧的灭菌柜?”
厂长满脸无奈,说了实话:“我们买了一个二手的灭菌柜,谁知还没生产,还是实验的时候,门就炸飞了,把墙都打穿了一个大洞,幸好还没有伤着人。”
好险啊,真的伤了人,你的厂可能就办不起来了。我为他庆幸。
很快,我们进入正题。厂长问价格,我把价格表给他看。他说:“2万4千太贵了!我是自己的厂,又不要回扣,能不能少点?”
“少一点可以,就2万3吧。”
“还是贵。2万以下不行吗?”
“厂长,我们的产品是冷门,市场需求量不大。这个价格包含了运输、安装调试、两年内的上门服务。上吨重的大家伙,行动一下就要花钱,你让我们厂也有点利润,行不行?”
“还是太贵。我要到别处去看看。”
我说:“厂长,据我所知,贵州没有这种生产厂,只有上海、山东、北京才有。你派人出差去联系,不是又要花钱吗?说不定更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这些钱不能省。好,我给你看这个,”我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给他看,上面是另一个价格表,其中500瓶单层灭菌柜的售价是24000,最低价22000,“这就是最低价了。厂长规定,我们的笔记本不能让你们看的。怕我们不小心卖便宜了。”
“那就22000吧。”
我说:“你不能用最低价买,否则我们厂长就知道我给你看了笔记本了,他会怪我没有努力跟厂家谈判。我是第一次跑销售,第一次就卖最低价不好。你们不是等着用吗?我让厂里优先给你们送过来,行吗?你就再加一点嘛。”
最后,以22500元签了合同。
第一次单独出来跑就有了成绩,心里的愉悦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不仅仅是我可以得到225元的销售奖励,而是那种证明了我还“行”的成就感。
脚步轻快地走在街上,路过一个私人开的小超市,决定买点零食来犒赏自己。(得意忘形了不是?有了这种情绪最容易出事。这是我后来的反思。)
我穿着明黄色的羽绒大衣没扣,露出一套灰色的西装,皮鞋也很干净,一看就是标准的职业装。手提一个小巧的密码箱(我在朝天门花30元买的,外形洋气漂亮),在这个小县城里,周围就没有我这样装束的人,在外人看来,密码箱里就有钱或者值钱的东西。
我进门后,一个年轻女人拦住我,说不能带包进去,有存放包的柜子。我一看,就是一排小柜,每个门上有一把小锁。我想,反正密码箱也没啥贵重东西,就把箱子放进去,锁好后就进去了。
过了十来分钟,我无意间一转身,一个人影飞快地躲在别人身后。我心里不舒服了:是怕我偷拿东西吗?为什么要监视我?我又向前走了七八步,在不该转弯的地方突然转过身来,那人没地方躲了,很尴尬地笑笑,拔腿就跑了。我随手拿了一包无花果干、一包七珍梅,就去结了账。打开柜子门拿出密码箱,看看外表没有损坏,就出了超市,往旅馆走。
路上,觉得刚才超市里那些人的做法很可疑,于是又仔细观察我的密码箱,这才发现,锁有点松动。我将三组齿轮转到我设定的数字上,才发现密码锁已经被弄坏了,我自己都打不开了。
人人都说世上好人多,我看不见得,坏人也不少。特别是那些没有道德观念、没有信仰的人群,随时都有可能做坏事,不惜伤害别人、破坏别人的东西来发不义之财。
我还能怎样?去派出所报案吗?说他们监视我,并且弄坏了我的密码锁?他们矢口否认,我也拿不出证据。说不定派出所的人还会嘲笑我:你以为我们一天没事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叫我们来破案?
想找个地方把锁修好,问了两个行人,哪里可以修锁?回答都是“啷格?白晓得(不晓得)。”想起临走妈妈的叮嘱:钱要放好,不要让别人看见,要少管闲事。
我单身在外,不愿意去找麻烦,明天又是双休,各单位领导都不上班。就是上班又怎样?资料在密码箱里拿不出来,事情就没法谈。我还是回重庆吧。
于是给厂长打电话,说签到了一份合同,因为临走时妈妈身体有恙,都77岁的人了,心里不放心,想趁着双休回家看看。厂长同意了。于是我当天就乘夜班火车回了重庆。
后来我才想通:真不该这么就回重庆了。密码锁打不开算个什么事?30元买来的密码箱,不过是人造革和纸板做的,买把剪刀几分钟就剪开了,再花点钱买个不起眼的包就行了。何至于让我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了呢?唉,真是后悔莫及。
2021年1月19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杨小琥,网名若云、自由自在。生于1952年10月,老三届初68级学生。曾参加过赤脚医生培训,后来进了重庆工具厂,后调到重庆丝织厂工作。喜欢文学、喜欢读书,曾在重庆晚报和晨报发表过小文章。1996年工厂停产下岗后做了几年临时工。2002年10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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