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个生命的死亡
见证一个生命的死亡，是我这次回到老家在市人民医院的一段经历。
回家七天，我在市人民医院陪床六夜，就是在医院，在父亲的病床旁，见证了这个生命的死亡。
写下这段经历，是想记录当前的社会乱象，以及掩蔽在这个乱象下的弱势群体的无助，平民百姓的悲苦。不仅因为是在我的故乡，而受到我的关注，而是作为同一类生命群体，我在倾听生命最后时刻的呻吟。我在关注，这种呻吟，是否能够微弱地撼动我们这个时代？我在思考，这种呻吟，是否能够唤醒我们对于生命同类的悲悯情怀？
2013年5月26日，是我在人民医院陪床的第一个夜晚。我从北京飞到宜昌再到松滋后，没有回家，直接让司机送我到医院。家中无人，父亲住院，母亲已经陪床两天。这个夜晚，我让母亲回家休息，我来照顾父亲。母亲担心我不熟悉，说要和我一起陪床。
父亲住的是个三人间普通病房，三个病人都是消化系统出血，父亲住中间病床，年龄最长，左边病床的老者75岁，右边的病人看起来不到60岁，都是胃出血。父亲的左邻右舍都很乐观，常常开着玩笑，谈着生死。两人都是胃出血，却都没有想深治，都是想把血止住了就出院回家。左邻的四个儿子都在广东打工，似乎还是小老板，陪床的老二从广东赶回，每天晚上在病房的呼噜打得震天响。左邻天天吵着要出院 ,他怕疼不愿意做胃镜检查，说“回家搞个炖钵炉子（火锅）吃了算了”。右舍也说要出院 ,和护士说自己没钱了，要停药，等卖完地里的油菜籽再来治。我看他那样子也不像差钱的人，我也知道农村都有合作医疗，自己用不了几个钱，就和他开玩笑说：“您要是说没钱治病，邻里四方不会说您不对，会说您的孩子不孝顺哟！”他也不恼，就是想回家。
包括父亲在内，这三位患者，是一群看透生死、从容乐观的病人。
我在医院值完第一夜班后，上午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去外面炒菜陪母亲吃过午饭，才回家洗澡睡午觉，下午再来替换母亲，晚上继续值班。几天下来，这个日程成了我在家期间的生活定式，也加深了我对医院和病人的了解。
我下午来到医院时，原来的右舍已经出院。新来的是一个枯瘦矮小的中年人，满脸胡子拉茬，似乎很久没刮，左胳膊少了半截，身子裹在白布床单里面，好像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他浑身插满了管子 ,鼻子上插着氧气，看来病得不轻。看见我进去，在父亲床头的凳子上坐下来，他用眼神扫了我一眼，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我那时却没想到，这张病床竟是他生命最后的归宿。
因为陪床时坐在床头，我不经意间看见床头患者卡片上姓名张平，52岁，来自松滋市z镇社会福利院，也是因为胃出血住院。
傍晚的时候，一个头目模样的人带着一个身材低矮得有些猥琐的男人进来，俩人好像都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的。头目反复叮嘱猥琐男，用心看护病人，有事给他打电话。猥琐男有些不知所以，又像是漫不经心，诺诺地应着。头目临走前又塞给他两包烟，留下些钱，就消失在夜幕中。
第一夜还好，他坐在凳子上，趴在病床上睡了一会儿，后来干脆躺到病床上睡。好在两个人都瘦小，也还挤得下。
第二天，猥琐男就显示出他猥琐的本性。一早起来，他自己跑到外面吃早点，也不管病人，后来经我们提醒，他才极不情愿地去外面端回来一碗白粥。病人没有左手，右手输液，让他给喂一下，他竟然很不高兴地反问：你自己不会吃啊？
第三天，白天晃荡晃荡过去了，下午我到医院时，就没看见他的人影。晚上输液瓶空了需要换药，都是我们邻床帮忙呼叫护士。到了半夜，病人需要照顾，护士到处找不到他，只好给头目打电话，头目过来找了半天，发现他躲在外面抽烟。头目只好一个劲地给他说好话，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左邻劝头目换个像样的人来，头目为难地说，就他这样还算齐整的，其他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智障，照顾自己都困难。
头目走后，猥琐男又和病人嘟囔着要回去，说医院太拘束，不好玩。我听见张平像哄孩子一样哄他：你用心照顾我几天，我还攒了十斤菜籽油，就放在我床底下，回去我给你两斤，你可以油炸东西改善伙食。张平说着说着就叹了口气，让一旁的我也觉出了人生的凄凉。
第三天，左邻病人出院后，病房里就父亲和张平两个病人。猥琐男常常不在，只有邻床一个人，经常是我或者母亲在捎带着照顾他。我和母亲基本都在医院陪护父亲，兄妹下班后就到医院，前来探视的亲戚朋友每天络绎不绝，让害怕孤独的父亲多少感到安慰。我80岁的姑妈更是每天早晚两趟往医院跑，就是为了看看她的病弟弟情况怎样。每次临走时，我都劝她少来，跑这么远太累，有什么情况我会通知她老人家的。姑妈还是坚持每天来，问问父亲，有时问问邻床，和他聊聊天。也是，我的大表姐都快六十了，比张平还大。
听张平说，他在福利院承包打扫卫生，每年可挣200元钱。他们有三四十个人，自己种有菜地，还养了猪和鱼。每周改善三次伙食，却只用一个猪头。如果遇到吃鱼，基本只有鱼头和鱼尾。姑妈好奇地问他：猪肉和鱼中段到哪里去了？张平摇摇头说：福利院院长的家就在旁边，他家有两个高大壮实的儿子，很多东西都拿回家去了。
当过村支书的姑妈听得义愤填膺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你们搞公家的搞了也就搞了，这样欺侮残疾人要不得的，将来要遭天谴的。一向说话平和的姑妈嗓门高了起来，惊得在一旁看书的我赶紧劝她声音小些，笑着提醒她这是病房。姑妈这才余怒未消地小心看看病房门口，却依然嘴硬：我都七老八十的人了，怕谁？！瞧这老太太，还挺疾恶如仇的。
第六天早上起来，张平似乎感觉好些，话也多了起来，和我的母亲聊他的老家，聊他早逝的父母，聊他20多年前帮人榨油时轧断了左小臂，聊他在福利院用一只手打扫卫生。中午我回家洗澡补觉时，就听见他说要出院，让护士给头目打电话来接他。
我那时却不知道，他早晨的这番聊天，是在和这薄情的人世作最后的告别。
下午四五点钟，我从家里来到医院，看见张平又像第一天刚来时一样，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上了氧气，被子上还有殷红的血迹，显然是刚刚吐过血。母亲告诉我说，头目来接他回去，刚刚走出医院门口，突然大吐血，才赶紧送回医院抢救，这次看来有些弦。母亲还告诉我，刚才清醒时，张平交待头目一定要把他埋回老家，和他妈埋在一起。那天是2013年6月1日晚上，是我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就要回到北京。哥哥让我回家睡觉，他来值班。推辞不过，待到十点多钟，我就和妈回去了。
第二天清早，我和妈一起来到病房时，病床上已经腾空。不用说，张平已经去了天国。哥哥说，你幸亏昨晚不在，要不你绝对受不了，他吐得被子上全是血，屋里尽是血腥味。直到吃午饭时，哥哥仍然说感到恶心，吃不下去。
我没有看见张平离去的场面，却可以想象，那该是怎样的一场血腥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瘦弱的张平该是怎样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吐尽身体内最后一滴鲜血，在和他天国的母亲相会之前，与凄凉的人间作最后的告别。
我离开故土26年了，我离开那年出生的孩子也该“过会期”（老家俗语，结婚的意思）了。一个社会经历了一代人的成长，应该能够增加一代人的富足，享受一代人的成果。我原来设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老家人的生活状态应该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变，却没有想到，现实中的老家人生存状态，和三十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不过是，不该富的富了，不该穷的还穷。穷奢极欲者如官员或老板，在酒席、牌桌上一掷万金；穷困潦倒者如张平，一生积蓄不过是藏在床下的十几斤菜籽油。
从老家回京一个多月，我依然天南海北地飞来飞去，到处都是美酒和佳肴、鲜花和掌声，在这看似繁华盛世的人间，我却常常被一种凄凉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常常想起张平，想到那样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惨淡走完生命的历程。
在我的老家，亡人去逝后“五七”（35天）时，亲人们是要为他超度祈福的。张平既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没有老婆孩子，断是不会有人为他超度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和我有过一面之缘，就让我以这篇文字来为他超度吧，以这篇文字记录一个生命的死亡，记录一段社会的凄凉，记录一种人类的沧桑。
(2013年7月6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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