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有机农业发展，有几个阶段？清华大学老师来解读
推文第10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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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
1、有机农业渊源和哪几位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关？谁首次提出了“有机农业”的概念？提出背景是什么？哪些地方体现出了革命性？
2、为什么说“做有机农业是用最前瞻的眼光，做最前瞻的事”？
3、绿色革命的实质、贡献和弊端是什么？与有机农业有什么关系？
4、有机农业具有哪几个标志性的转向？
5、有机农业与生俱来的特点有哪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宋丽丽副教授
研究方向：环境文学
图为宋老师在北京房山耕读大学第三期集中学习授课
2018年6月28日上午
（课堂录音截选片段）
（以下内容整理自课堂全程录音）
今天我们讲有机农业，需要先提出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希望未来吃的食物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不希望吃根据营养配方配出来的食物；
第二个前提：我们不希望在不远的未来被机器替代，成为历史的过渡者，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地生存。
另外胡（跃高）老师刚才提到四大危机，尤其是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现状表明，我们人类已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走到悬崖边缘了，急需思考一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农业是可能给人类带来希望的转变。
有机农业的出现并非偶然。就像达尔文是在加拉帕戈斯岛上观察了动物的进化过程，回到英国之后通过实验证明，才有了开启进化论理论的《物种起源》一样，有机农业可以追本溯源，追踪有机农业产生的根源。
其实，我们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有机农业不是中国传统农业。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有机农业”这个词汇并非源自中国，中国传统农业并不叫做“有机农业”，这个术语来自于西方；不对，是因为“有机农业”与我们的传统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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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追踪国际有机农业的发展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有机农业的渊源（1911-1940/1943）
为什么会有两个年份呢？这是因为《农业约书》（或《农业圣典》）1940年在英国出版，1943年在美国出版。
第二阶段 有机农业初长成（1940/1943-1972）
1972年，国际有机运动联盟成立
第三阶段 有机农业开枝散叶（1972-）
自国际有机运动联盟成立后，有机农业就像大树一样开枝散叶了。
01
第一阶段 有机农业渊源：与东亚农业的关系
（1911-1940）
首先，可以这么说，有机农业源自东亚农业传统。
说到有机农业的渊源，必须从两本书讲起，从两位重要的农学家讲起。第一位是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H.King）。他是美国人，威斯康辛大学教授，1909年他来到了东亚，在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国家走访了9个月。在这9个月里，他仔细地观察了我们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农业生产过程，回到美国之后就写了《古老的农夫，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这本书被称为有机农业的“圣经”之一。
从时间上来看，1909年，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共和国(republic china)，清政府还没推翻，民国还没建立，但是这个时候美国的农业已经出问题了。俄克拉荷马州因为农业的问题，土地已经开始出现荒漠化，大批的俄克拉荷马人开始向西逃离，跑到加利福利亚州淘金，俄克拉荷马州就被荒弃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美国的农业忽视了土壤的重要性，在中西部的草原地带开发集约化、单一种植的农业严重破坏了土壤整体健康，指导农业的科学家发现美国的农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F.H.King作为一个农学家来到中国，仔细观察了中国的农业，写了这本书。我摘录其中与中国农业相关的段落与大家分享：“如果美国要长盛不衰、要像黄种民族那样规划我们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而且要把这段历史写成长治久安，没有重大饥荒和虫灾的历史，她必须自我东方化。她还必须摒弃目前的做法，保护资源，而后者正是生存之本。”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追赶西方脚步前进的中国农业而言，如雷灌顶。
这本书在2013年出版了新的中文译本，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James Harkness在译本前言中写到：“这本百年前描述中国农民管理土壤以增进肥力的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这本书的作者也成为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先驱。
然而，书中描写的许多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已经被依靠化肥、农药的现代农耕技术所取代。当前，化学农业的弊端逐渐显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中国人民改造化学农业的热情，并将积累了几千年的丰富、卓越的农耕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更加有效地现代生态农业体系。”
今天我们中国人看到这段话，应该苦、辣、酸、甜、咸，五味全有了。
这本书按照作者游历过程的空间顺序书写而成。作者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描述了农民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F.H.King不仅写下他所看到的现实事情，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比如书中关于中国神话故事，如“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故事也作了详尽的描述。
书中对有机农业的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国人肥土智慧的观察与描述：书中介绍了中国农民通过紫云英肥地、用秸秆肥地、利用粪肥肥地、堆肥肥地、割草肥地、利用河泥肥地、麦子、蚕豆、棉花套种肥地，间种肥地等等。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观照意义。
现在我们农村烧秸秆反倒被指责为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觉得很可笑，因为我们不强调汽车的尾气对雾霾的影响，不去强调建筑施工造成的尘埃污染，不去指责地面硬化造成的尘埃污染，反倒把雾霾的矛头对准有利于土壤活力的秸秆焚烧，实在令人费解。
河泥肥地在中国传统的农业当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年长的人们都记得每年的秋冬季节，农民都会去河里挖泥，放到田里肥土。而现在河流里的河泥不再被挖，河流还任其污染着，富氧化着，然后多少年以后才清理一次，清理出来的河泥被大规模的丢弃，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比我们粪便的浪费还大。
第二部被称为有机农业“圣经”的书籍是《农业约书》（也有翻译为《农业圣典》）。这本书的作者是Albert Howard。他是一个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农学专业。他毕业后在太平洋西印度群岛工作了三年。1905年被英国政府派驻印度当农业顾问，直到1931年，共26年的时间。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AlbertHoward负责指导印度人种地，但是当他仔细观察了印度人种地后，他被东方人的智慧所折服。从肥地、灌溉到留种，他发现印度的传统农业教会他的远大于他能指导印度农业的。
Albert Howard在《农业约书》里写到，农业的关键在于土壤。他提出了“土壤、动物、人、植物的健康是合一的，无法分离的。”AlbertHoward还在书里对东方人的自然观和天人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仔细观察印度本土农业之后，Albert Howard发现保持土壤的肥力是任何农业保持长久的首要条件。所以《农业约书》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土壤是农业最大的资本”。如果土壤没了，人类就失去了干任何事情的资本。
他在书中写道：“在亚洲农业中，我们发现我们面对一种农耕系统，本质上而言，这种农耕系统早已经变得稳定。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小田野里所做的很久以前就出现了。东方的农业实践经历了最高级的试验，它们几乎如原始森林、草原或者森林一样的恒久。”这是Albert Howard在印度26年里得到的启示。书中强调土壤中保护腐殖质、土壤水分，以及土壤菌群的重要性，并指出与自然循环和与自然过程同步是农业生产策略的关键。
Albert Howard把印度的农业叫做“自然农业”，和F.H.King一样，认为东方的农业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原则。
Albert Howard《农业约书》的重要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还表现在文化上，还具有突破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意义。我们现在似乎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判断，现代的就是先进的，现代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那么与之相对的，经历长期沉淀的传统文化或者土著文化都被打上了落后的标签，不值得学习。
但是Albert Howard打破这种思维定势，他在书里提醒人们，应该“从多种文化与社会中研究农业历史”，其他的文化不能简单地用“现代”和“落后”、“进步”和“原始”来区分。我认为这是这本书另一层重要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把多种文化的重要性引入到现代文明发展视野中。可以说霍华德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了文化中心论。
美国著名的农业书写作家Wendell Berry对《农业约书》给出这样的评价：“《农业约书》中有关土壤使用的论述对农民与园艺极有益。他把对农业的观察与研究放在历史的视角内。他引发我们对文明重新思考和判断。那么判断一个文明正确与否，不在于胜利与战利品，而在于能否履行把肥沃土地不过度破坏地传递给下一代这一神圣职责。”
Wendell Berry是一位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批评者，他认为Albert Howard是一位非常有前瞻性的作家，是一位从整体性的角度引导人们思考农业的农学家。他的农业写作可以被看做是对科学还原主义以及现代割裂地认识知识的早期逆动。
做有机农业实际上用最前瞻的眼光，在做最前瞻的事情。霍华德之后，在英国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科学家——Northbourne勋爵。他是第一个使用“有机农业”术语的农业科学家。
Northbourne勋爵在1940年出版的《注视土地》（《look to the land》）里，第一次使用“有机农业”这个词。
为什么用“organic”这个词来代表“有机”？northbourne勋爵深受奥地利社会哲学家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的影响。施泰纳提出农业是个有机体。就如同人体是由不同的器官组成的整体一样，任何一个器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一个器官都必须相互联系存在才能构成一个生命体。
Northbourne勋爵就在《注视土地》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相对于化学农业而言的“有机农业”这个术语，书中说“从长远来看，试图用化学农业取代有机农业的结果，其破坏性比可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这本书里直接批判化学农业。这要从化学农业的源头说起。化学农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二次世界大战有着某种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化肥、农药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开了化学潘多拉的盒子，氮化合物和有毒气体在一战中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疟疾成了影响美军战斗的头号敌人，治疗疟疾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一个神奇产品的出现最终解决了疟疾的传播，这个神奇的产品就是DDT，DDT是一种化学合成的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
1948年发现DDT的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战后《日内瓦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氮化合物有关的窒息性有毒物质或者其他生化武器。但是把氮化合物用于农业上却被政府看作是科学进步的表现。
Northbourne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认为把战争中使用的化学品用于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如此对待土地资源是不正确的。作为农业科学家，他提出：“让我们试着用爱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吧。”他认为对于生命福祉而言，大地的健康与完整至关重要。人总是要依赖大地，对于农业来说，不能把农场作为工厂来操作，“把农场当作工厂来操作的农业会导致虫害、营养下降、疾病、土壤肥力流失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这种工厂化管理的宣传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最终不会长存，会死得很惨（die hard）
这本书揭示了战胜自然的荒谬性。书中说“战胜自然”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把它与其他器官割裂开来，以便显示出头比其他器官高级。我们发明或者想象一场我们自己与自然之间的斗争，而在战争中包含我们自己和土壤在内的自然整体都遭殃了。我们试图用知识与武力征服自然。现在该由我们试试用爱的方式了。
Northbourne勋爵认为有机农业概念内涵是：“农场本身必须具有生物完整性，它必须是一个活的整体，必须是个具有内在平衡的有机生命单位。”
这种思想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不仅关乎农业生产，更关乎一种新的对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信仰。是对西方信仰传统的逆动。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上帝造了万物，造了人，由人来管理自然万物，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一个整体的关系，而是等级关系。Northbourne勋爵提出整体关系，显然与圣经传统不相一致。。
另外，在西方传统信仰体系中，线性历史观贯穿始终，但是Northbourne勋爵提出“有机农业”，蕴含着生命循环往复的再生观念，接近我们东方生生不息的“永生”概念，他后来的哲学思想可以叫做“永生”的哲学思想。
我们人不是战胜自然来表达自己的胜利，而是通过融入自然整体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他认为“万物存在取决于土壤的肥沃状态”，我们和土地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依存的，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人类应该围绕一个“永生”的主旨来发展。
他的另外两部著作进一步反映了他的反叛精神：《反观进步》和《现代世界的宗教》。这两本书直接影响了E.F. Schumacher (1911-1977)及其著作Small is Beautiful: A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s (1971）。即提倡发展小而美的农业。
02
第二阶段 有机农业初长成
（1940-1972）
《古老的农夫，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和《农业约书》出版后，对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美国的罗德尔，自称阅读了Albert Howard的《农业约书》后，彻夜难眠，感觉必须马上买一个农场做有机农业实验。从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有机农业在西方开始出现、发展。
但1940-1972年这三十年间，有机农业发展很缓慢。因为与此同时现代农业经过绿色革命之后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说到现代农业就不得不提回顾一下“绿色革命”。
为什么叫“绿色革命”？
1968年3月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威廉高德说：“农业领域这些发展成就包含一种新革命的形成。他不是暴力的红色革命如苏维埃那样，他也不是白色革命如伊朗王室那样，我要把它称作绿色革命。”
百度上对“绿色革命”的解释和维基百科上对“绿色革命”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在百度上查阅“绿色革命”，主要把它解释为正面的科技进步，是用科技手段来提高粮食产量的一场农业革命，给农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近几年，维基百科上对“绿色革命”影响的解读稍有不同。不仅介绍了科技进步的一面，还提到了科技进步背后的故事。
揭开绿色革命面纱的是一位印度作家VandanaShiva。她是一位具有物理学背景的印度作家，她在《绿色革命的科学与政治》一文中非常犀利地向世人揭露了“绿色革命”背后的故事。
40年代末，二战刚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冷战的格局，用Shiva的话说：绿色革命是人为设计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设计出来的，是由政治的驱动来达到经济的目的所进行的农业革命。用Wendell Berry的话说，是把粮食生产当做武器的一场革命。
二战结束后，洛克菲尔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三大基金会资助发起，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共同组织，在墨西哥境内成立了农业规划研究所。研究所邀请Norman Borlaug加入。Norman Borlaug原来是在杜邦公司一个秘密实验室里专门研究植物种子的科学家。到了墨西哥后他参加了新的种子研究。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放在当时的年代背景，就有着特殊政治意义。
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1914-2009】
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为发明了半矮秆小麦种子而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种子其实是一个打包的化学农业科技。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化肥刚刚进入印度农业生产中的时候，印度当地的种子因为不耐化肥纷纷夭折，无法生长。于是只好使用墨西哥农业规划研究所研发的种子，因为这种种子是和化肥配套使用的，耐化肥，在化肥的作用下，实现了高产量的经济目的。
这个种子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刚开始，墨西哥人并不接受这种化肥农业，但是试种后发现产量的确提高了，于是墨西哥人接受了。这时候，“绿色革命”的成果还是显著的。
60年代开始向印度推广。当时印度处于两种政治制度选择关头中，恰逢当时出现了自然灾害，政府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恢复本土农业，自力更生，用自然的方法把农业发展起来；另一种是接受美国打包而来的“绿色革命”。印度选择了后者。
但是几十年的农业实践证明，“绿色革命”革了绿色的命。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累积了几千年的传统老种子，几乎被绿色革命淘汰殆尽，农作物的种子被新研究出的耐化肥农药的种子给霸占了。农业生产者的种子拥有权力被剥夺了。
印度旁遮普省六十年代开始成为引进外来种子的一个基地，到80年代末，土壤退化很严重，打包化学农业（新种子是和化肥、杀虫剂、除草剂配套用的），包括现在转基因的种子也是这么配套用的，让当地农民陷入粮食生产困境，导致了该省一年内有上千个农民自杀，各种冲突不断。
绿色革命并没有实现当时设计的用粮食生产解决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冲突，反而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系统破坏。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产量，但是从长远来看，绿色革命产生的新型农业是高成本高消耗型农业，不仅严重依赖石化资源，同时对水资源、土壤资源带来很大破坏。除此之外，它还造成农业多样性的消失，以及粮食营养价值的降低。
1962年，雷彻尔·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全书深刻地揭露了化学杀虫剂对农业生命整体网络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唤醒了人们对有毒物质污染的意识，也唤醒了人们的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全书共十七章，从化学杀虫剂是什么，由什么构成，到化学杀虫剂对土壤、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最后到对人健康的伤害，以及民众对于化学杀虫剂毒性的知情权都进行了严谨、科学的论述，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化学农业的反思。
其重要影响不仅在于全面彻底揭露杀虫剂与除草剂对生命的网络的破坏，还在于它向传统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挑战。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思想，是指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强大的战胜自然的思想以及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人可以通过知识、智慧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然后让自然为人类的福利服务的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
雷彻尔·卡森认为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我们对大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破坏，把对人类有益的动物植物留下来，对人类没用就把它铲除、消灭。比如，狼对人类没用就把它消灭掉，杂草对人类没用就用除草剂把它全部清理掉，然后只把人类看着舒服的草坪的草留下来。雷彻尔·卡森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维护生命共同体完整的哲学。
在《寂静的春天》里，雷彻尔·卡森提出了土壤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土壤共同体包含一个相互交织的生命网络，每一种生命以某种形式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生命依赖土壤，土壤是大地的关键组成部分，前提条件是，土壤生命共同体内部是繁荣兴旺的。”
土壤生命共同体内部各种腐殖质，如菌群，还有小的生命形式如螨虫，大的生命形式如蚯蚓。他们都有助于增强土壤的消化过程，降低土壤的缺氧腐烂——板结。这些是共同体生命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里的小生命网络，一旦被破坏，土壤整个生命体也会遭到破坏。
随着化学农业的弊端日益显现，有机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另外两个重要的有机农业思想资源是大地伦理与深层生态学。
奥尔多·利奥颇德
1948年深层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颇德在《沙乡年鉴》提出大地伦理，他认为人类是自然生命体的一部分，我们人和树、高山、河流、以及土壤、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叫做“大地共同体”，在这个大地共同体里，我们有责任维护其完整、稳定与美丽。
利奥颇德指出：“一件事情有利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美丽、稳定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大地伦理认为伦理应该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与人与大自然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之中，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不仅人与人之间需要爱，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需要爱。
深层生态学之父爱尔内·内斯
深层生态学认为人是自然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平等关系。深层生态学的中心是整体的和谐。而浅层生态学把人作为中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为提供人类的福利而服务，人类可以通过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而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两者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
浅层生态学秉持机械主义自然观，把自然当作如同机器上的零部件，可以任由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拆卸安装，是分割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深层生态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生命的生命体，每一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缺一不可。部分离开整体将不复存在，后者是有机农业的哲学基础，它是以生命整体性的态度来看待自然中的农业生产。
在深层生态学、大地伦理，以及《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下，在1940年-1972年间，有机农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但我们有必要把有机农业与有机化学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有机化学里的“有机”是以碳为核心的化学研究，而有机农业的“有机”指的是生命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
有机农业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强调生命共同体内部多样性共存，生命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整体地、生命地看待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要素，从万事万物紧密相连、自然物都有去处以及自然法则最大的生态基本原则出发， 以维护共同体的完整、 美丽、稳定和健康为目标。
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成立
随着以上新的哲学思想兴起，加上地球生态环境日渐恶劣，有机农业在危机的语境中得到蓬勃发展，1972年11月5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在法国成立。成立初期只有英国、瑞典、南非、美国和法国5个国家的5个单位的代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IFOAM组织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广泛、最庞大、最权威的一个拥有来自100个国家700多个集体会员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
IFOAM最初阶段的主要原则：
1. 鼓励与强化农业体系内的生物圈；
2. 增强并强化长期保护土壤肥力；
3. 在封闭的系统内，立足当地，调动有机物质与影响成分；
4. 在当地组织的农业体系内尽可能地使用可更新资源；
5. 规避所有形式的污染；
6. 维护基因多样性，允许牲畜表达它的先天行为；
7. 要给生产者足够的回报；
8. 大量生产社会与经济可接受的高质量食物。
03
第三阶段 有机农业开枝散叶
（1972— ）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发展至今，已有全球106个国家，747个会员加入，其中欧洲（38个国家，353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47.3%）、亚洲（24个国家，193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25.8%）、非洲（21个国家，61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8.1%）、拉丁美洲（18个国家，69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9.3%）、大洋洲（3个国家，14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1.9%）、北美洲（2个国家，57家会员，占全部会员比例7.6%）。
IFOAM会员数前10名的国家（2005年3月）：德国（76）、中国（50，含台湾2个）、印度（46）、美国（45）、意大利（43）、法国（23）、荷兰（21）、瑞士（21）、日本（20）、西班牙（16）。
IFOAM的原则与理念也随着时间而扩充，从当初的8项扩展到17项：
1. 生产足量的高营养、优质食品；
2. 以建设性和丰富生活的方式与自然系统和自然循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3. 要考虑到农业系统较广的社会和生态影响；
4. 在农业系统中鼓励和增强生物循环，包括微生物、土壤动植物区系、植物和动物；
5. 开发有价值的、持续的水产系统；
6. 维持和提高土壤的长期肥力；
7. 维持农业系统及其周围环境的遗传多样性，包括植物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8. 促使健康地使用和正确地保护水、水资源和其中相关的所有生物；
9. 有当地组织的农业系统中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
10. 创造作物生产和畜牧生产之间的协调平衡；
11. 向所有牲畜提供能够让其按天生行为进行生产的条件；
12. 减少所有形式的污染；
13. 用可再生资源加工有机产品；
14. 生产可完全生物降解的有机产品；
15. 生产使用期长、优质的纺织品
16. 允许每个人参与有机农业生产，以及拥有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有质量的生活，从工作中获得足够的收益和满足(包括安全的工作环境)；
17. 向社会公正、生态负责的全方位的有机农业生产、加工和营销体系迈进。
有机农业标志性的三个转向：
第一个转向是文化上的转向，即西方现代文化中心向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转向。
第二个转向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转向，即是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等级观念向以自然为整体的生命共同体的观念转向。
第三个转向是发展信念的转向，即以线性的“末世论”的发展观向“永续论”的发展观转向。
有机农业不仅仅关乎农业生产，也关乎信仰、观念、情感。有机农业秉持永续再生的信念；有机农业秉持生命整体的观念；有机农业要有地球人可持续生存的情怀；有机农业是自救的希望；有机农业释放对生命共同体的关爱；有机农业拯救大地与生命的健康；有机农业承载互助合作、简单纯净的美好生活的未来。
有机农业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的生命系统的哲学而非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哲学。有机农业重视自然规律、自然循环和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的自然原则；重视现代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重视生产的多样性而非统一化，重视粮食生产的营养质量而非单纯的追求数量，重视土地管理与非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重视可持续未来而非短期利益。
有机农业是惠及自然过程（速度）与社会公正的农业。
有机农业是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农业。
做有机农业需要情怀和信仰
主编（滔小小）
读完本文， 对有机农业的起源、发展有了深入认识后，相信您和我有同感：做有机农业更需要情怀和信仰。
情怀
一直在推文，发现不少文章都说“做农业不能只有情怀，还需要懂技术、市场、运营等专业知识”，包括与许多一线新农人聊天也发现，其实大家都知道干什么都首先需要有情怀，但往往难以深入体会，而忽视情怀的作用。其实，“情怀”从有机农业诞生伊始，对于坚持从事有机农业便至关重要。只有热爱土地，敬畏土地上的所有生命，我们才能真正脚踏实地，思考我们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而不是机械地洒下农药、化肥、除草剂这些外来化学品。因为我们和自然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信仰
从Northbourne勋爵提出“永生”哲学思想与《圣经》源起的“人与自然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战胜自然"的思想对抗中，从Albert Howard认可殖民地“自然农业”文化的“文化中心论”的突破中，从印度作家VandanaShiva揭露“绿色革命”弊端和保护传统种子的行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事有机农业需要一种信仰。因为有机农业本质呵护生命生态，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生命规律的一种感悟，感悟生命、敬畏生命便是一种信仰。
参考来源：衡荣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