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梅 周春生：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全面地理解人文主义概念
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
全面地理解人文主义概念
上海市松江二中 顾春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 周春生
摘要：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史研究、教学中的核心概念。人们通常从突出人、人性等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但事实上人文主义还带有许多独特的甚至是负面的思想文化因素。学人只有回到历史的情景和过程中去分析、阐释人文主义的内容，才能得出准确全面的结论，在课堂上讲解这一概念时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知识。
关键词：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
在研究和讲解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时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文主义”。最新人教版高中历史在提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概念时有这样一段表述：“文艺复兴以学习和恢复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号召，实质上却是创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文化，其精神内核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升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禁欲主义，抨击教会腐败和守旧思想，崇尚理性；重视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力，追求现世社会的幸福生活，提倡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
上述文字在大学、中学的各种教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字内容很容易理解，但要真正讲透其中的内涵并非易事。那么教师在备课和讲解人文主义概念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人文主义概念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存在的。如15卷本《莫尔全集》的第15卷有一个“保卫人文主义”（In Defense of Humanism）的题名，但这是编者加上去的，莫尔的著作中并未出现“humanism”这个词。
事实上人文主义概念是19世纪初由德国学者尼特哈默尔等人提出，德语为“humanismus”。当时的德国学者认为，德国要复兴就必须在教育界解决一个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许多学者的意见是德国未来需要一个个富有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去创造。与此呼应，中学和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应该增设人文学科。这些想法得到当时柏林大学校长洪堡的肯定和支持。
不过，德国学者提出的人文主义概念也不是凭空想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就有称作“七艺”的人文学科（humanitas），包括文法、修辞、辩术、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学完七艺后就可以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业。那些教“七艺”的人就是人文学科老师或人文学者。
七艺在古代希腊的教育实践中就已出现，罗马继之。七艺学科的内容与现实的人和社会很贴近，例如修辞学就与文艺复兴时期城邦共同体中的法律建设、国家政治实践密切关联在一起。所以19世纪德国学者所说的人文主义一词在词源学上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教育有相当关联性。由此看来，就突出人本身和人的身心全面发展而言，后人用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这有一定的合理性。
至于直接用人文主义一词来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人学理论等，这需要提及伏伊格特、布克哈特、西蒙兹等学者的著作。其中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学界影响最大。但布克哈特自觉地意识到用19世纪的人文主义概念去指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学理论等会产生许多容易混淆的复杂问题，所以在具体阐释时尽可能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
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观就印刻着那个时代的特征，那些带着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道德观与19世纪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存在差别，如此等等。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学者来说是一种提醒，即研究和教学中注意慎用“人文主义”概念。也就是说，教师不要用19世纪学者甚至20世纪至今的人文主义观念去图解比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对人、人性、社会等的观点。
当然，历史研究就是后人对先前历史现象的各种总结，渐渐地冠以各种“主义”之名，这是学术深化的一种体现。所以既要慎用又不必忌讳用“主义”之类的概念去重新认识先前的相关历史现象，关键在于如何阐释得体。
二、在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神的地位没有降低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又如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观念。或者具体地问，在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人的地位上升了，那么神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要回答清楚这类问题仍需要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境况中进行解答。
那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仍是基督教信仰占统治地位。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不是以神学、教会对立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文化舞台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像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著名史学家奎恰迪尼等还曾在教廷中供职。为此，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惊叹道：“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这个新文化的某些最热心的提倡者是最虔诚地敬上帝的人乃至是禁欲主义”。
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提倡人的尊严时，神的至上地位仍一如既往存在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经典作品中，人的地位、人的理性最终还需要靠神、靠信仰的力量来确证。
培根是双重真理的倡导者之一。在培根看来，信仰是所有知识和人生存在的根本保证。但上帝又让人按照理性去做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由此使科学家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理论上的平衡。另外培根还认为人可以凭其理性去完成自然实践的任务，当人试图去完成道德实践的任务时，就必须由信仰将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从另一个世界放到人的内心里。惟其如此，道德实践才有坚实的基础。
概括地讲，理性征服现象世界；信仰提升内在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无不这样认为。
例如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意协调信仰与新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一些文学家、艺术家也对神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们将基督教的博爱、信仰当作最后拯救人的力量。但丁曾经设想，必须使感性、理性在信仰的调节下趋向一个理想的至善境界，“像一个几何学家，他专心致志于测量那圆周，他想了又想，可是没有结果，因为寻不出他的原理；……达到这想象的最高点，我的力量不够了，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像车轮转运均一，这都由于那爱的调节；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这是《神曲》的结语。
布克哈特总结道，“在这一群优秀的人物中间所主张的学说是：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恢复者。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他吸引到自己灵魂的狭窄范围以内来，但也能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他的无限大之中——这就是在尘世上的幸福。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
哈伊指出，“这几个世纪中知识领域里最明显的特征……是它本质上既是'世俗的’，又是'天主教’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亦认为这种对于人类尊严的歌颂，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
总之，神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通过人文主义者的阐释，信仰体系与理性认知体系之间被赋予新的内容，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三、人文主义世俗性观念含有负面因素
人文主义观念中的世俗性内涵是新文化现象的特点之一。巴伦《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一书比较全面地论述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性的本质及其历史现象。作者的基本想法是，当时人文主义者开始走向世俗主义。在意大利，这种世俗主义在15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达到了高峰，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世俗化了。说到底，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意大利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一种世俗性的社会发展样式，而世俗性文化现象则是社会变动在意识领域里的表现。
回顾历史，中世纪时代意大利、黑海沿岸、大西洋沿岸等地区的城邦国家政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不同于存在千年之久的教会神权统治制度和封建庄园制度。城邦国家大致有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发育过程，即从自由个体到行会再到城市机构的演变模式。这种市民政治共同体与每一个自由市民的世俗利益关系紧密。相应地需要有为世俗化社会服务的法律体系、制度等。在文化方面，人的世俗情感成为文学艺术家极力表现的内容，薄伽丘的小说、威尼斯画派的创作等无不如此。这些文化内容带给世人视觉、情感方方面面的享受和冲击，让现实的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这些在中世纪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世俗性文化也掺和许多负面的因素，诸如逐利、极端个人主义、道德混乱等。那时的许多学问家、艺术家等常常被金钱的力量左右着自己的前途。美第奇家族银行用了教皇的钱贷发迹，钱囊鼓足后甚至放贷给国王，成为世俗势力的代表。同时美第奇家族用金钱庇护文人，那时的著名哲学家费奇诺、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等都在其门下发挥各自的才气、实现人生理想。这是一种“钱才交易”各取所需。
那时的学问人（包括教师、律师、医生等）收入不菲，都有身价。
在意大利帕多瓦，一个15世纪的法律家可以挣到1千金币的年薪，要雇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甚至要花上2千金币年薪。有一则故事，说的是非常极端的情况即为保释一名教授兼法律家而不得不缴纳1万8千金币保释金，而当时一些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岁入也不过2万金币。学问家在金钱力量的支撑下到处出售自己的商品即知识才华。
这种金钱至上的风气直接导致文艺复兴时期道德价值体系混乱情况的发生。在人文主义者的具体言行中，人们经常看到玩世不恭、诽镑中伤、见利忘义等情况。许多有知识、有教养的新兴市民阶层身上也沾染上市侩习气。有一位文人叫阿雷提诺，文笔极好，但只要谁给的钱多就为谁鼓噪，“阿雷提诺从完全公开发表上获得了他的一切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
在上述境况下，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开始松弛，极端的个人主义成为当时文化繁荣的一个条件，但无疑是当时社会的根本缺陷。
布克哈特论及文艺复兴时期道德问题时指出以下几点：荣誉感与私欲混合在一起；想象力与没有拘束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想象力与伤害、侮辱等联系在一起；对私通的同情；抢劫、谋杀盛行；绝对不道德的例子：为犯罪而犯罪。
四、人文主义者推崇能人政治、强权政治
人文主义者以世俗利益为核心的道德观必然在政治上引出能人政治、强权政治意识。当时人文主义者经常挂在口头的一个词是“virtue”。“virtue”有“品德”“德性”“能力”等多重涵义。从当时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对“virtue”这个词的实际使用情况看，偏重“能力”因素是主流意识。
政治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就十分推崇以强势人物治理为中心的“能人政治”（virtue politics）。这种能人政治的理论适应当时意大利城邦国家最迫切的政治需求，即统治者必须在那个道德混乱的强权政治时代和残酷争斗的形势中具备各种应对手段和治国才能，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体系中，人性、利益、实力、体制、手段等世俗性政治要素是分析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基本语汇。特别是马基雅维里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运作提供了现实的方案。从表面上看，其方案显得那么不择手段、不讲人情，但正是在这种不择手段、不讲人情的背后包含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全部涵义。
简言之，品德是次的，能力为上。而所有这些“能力”在以庄园法、教会法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中是找不到原型的。因此人文主义者倡导在古典的文化中寻找源流，这也是能人政治的文化选择。
对于后世西方的国家政治理论和实践发生实际影响的正是上述能人政治的学说。当时意大利国家政治的突出现象是暴君统治。暴君在国家统治方面玩的是一场权力分配的游戏，同时靠实力说话。这里所说的实力主要指军队。在意大利以外的国家，当时的法国之所以傲视群雄，其根本的方面还是有一支为国王掌控的强大军队。对此，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有清醒的认识。
长期以来，意大利实行雇佣兵制度。但雇佣兵们视佣金多寡而出力的特点在实际战争过程会导致各种难堪的局面发生。因此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邦共和国在马基雅维里的推动下开始建设属于城邦自己的公民兵军队。总之一切靠实力说话。
在国际关系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正值开辟新航路、四处殖民的历史时期。那时谁先抢到实利的一方往往将既得利益作为谈判的筹码，并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所有这些世俗的、实际的政治状况需要政治理论家用世俗的政治眼光进行分析辩解。
像莫尔这样的乌托邦思想家亦在自己的著作中为殖民、抢地盘进行辩护。莫尔提出人口扩张、殖民和战争三位一体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如果邻近地区的人自己不按照自然法的原则很好地去利用土地，同时又不让按照自然法去利用土地的乌托邦人去开垦土地，这时乌托邦人就可以用战争去解决问题。这种理论与当时及往后的殖民理论如出一辙。
按照格劳修斯的说法，有了人性才有自然法和民法等，所以自然法也是依靠功利得以加强的，其他法律的制定无不由于功利的缘故。进而提出国际法的具体制定和操作过程就是以多数国家的意志为准绳，并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令所有国家遵守。这里就涉及占有问题。为此格劳修斯以圣经、古希腊罗马等历史事例为依据，规定“谁先占谁拥有”的基本原则，同时规定“正义战争”可以更改“先占”的事实。
另外格劳修斯还主张领海范围外的海洋不适用“先占”原则，其实就是不让葡萄牙行使先占的海洋权益，从而为正在崛起的荷兰及未来西方的扩张制定一套以利益为准绳并带有强权性质的国际法体系。
所有上述理论都印证了一点，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十分推崇能人政治、强权政治。这些成为以后西方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源头。黑格尔甚至提出以西方的国家理性为标准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理论和战争理论。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实例无一不体现上述强权政治原则。
五、人文主义的认知结构
带有诗性化、非理性等因素
文艺复兴是理性复苏的世纪。但人文主义者的理性意识与后来启蒙时代以降的理性意识之间存有差异。
确实，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开始强调用科学、实验、逻辑推断这些理性认知的基本要素来看待现实的世界。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学者西蒙兹将此现象称作“理性的解放”。不过学人还必须看到，那时的人文主义者在表达理性认知时往往与其他认知形式（如诗性智慧等）交融在一起。因此理性的地位、理性认知的内容和形式与后人通常想象中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薄伽丘在《但丁传》及其他作品中对诗歌和诗性智慧给予了髙度评价。
薄伽丘在作品第２章“但丁的出生和教育”中指出，但丁是想通过诗来认识所有的世界知识。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西蒙兹特别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思想家费奇诺诗意地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情况，“柏拉图那些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和那种渗入灵魂本质解释中的神话，也就是柏拉图意识中那些带有诗意的思想，这些对于费奇诺来讲是更有价值的东西，要胜过柏拉图理念论中那些由逻辑的理解形式呈现出的深刻问题。”
文德尔斑就此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本质上富有审美气质，对于概念科学的抽象性质不再感任何兴趣。”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诗性智慧成为人文主义思维方式和创作实践的典型风格。这种认知特点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促进作用，加林对此亦有评论，“这里，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的两个明显的特征：通过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上述诗性化的认知形式会渗透进逻辑思辨理性和实验理性的认知过程。因此在具体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认知问题时要十分留意其中夹带着的各种复杂的观念因素。
哈林认为，我们需要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去认识哥白尼、刻卜勒科学认识的起源和过程，并特意撰写《世界的诗化结构》予以阐释。作者从柏拉图对天体构造想象开始，从历史和时代的双重角度全面地论述了那些带着梦幻般的宇宙诗意认识。
人们不难发现，哥白尼的著作浸透着诗性智慧。非常有意思的是，《天体运行论》的“引言”是用美感、神学、科学合而为一的语言来打开天体的宏大和神秘的。在哥白尼看来，缺乏对天体的默思冥想，人就达不到美和神圣的境界；相反，缺乏美和神圣的强烈感情也无法走进宇宙苍穹。
不难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观念结构中的理性因素及其成果与文学艺术领域相比要逊色不少。甚至人文主义在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时还往往与迷信、信仰等非理性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由此发生许多认识的纠葛。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专门指出迷信盛行的情况。认为人文主义者在模仿古代的同时，将一些迷信等也一起传染给当时的意大利人。那时的迷信包括占星术、巫术、魔术、妖术、炼金术等。当时许多文人的著作中都喜欢谈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布克哈特就此引了切利尼的著作为证。他还指出费奇诺一方面是宣扬新柏拉图主义的鼓手、殿军，同时又对占星术十分感兴趣。而且上述情况不是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普遍如此。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文艺复兴教学在讲解人文主义概念内涵时不能简单地做抽象化笼统诠释。最佳的方法是将那些条条框框的总结之言放到特定的历史境况中加以叙述、辨析。同时，教师还要从历史的长时段发展进程中把握人文主义内涵的演变与历史影响，从而就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观念对往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解。这样的讲解将体现出历史学科所特有的客观具体性和生动性。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