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手札

《赵之谦尺牍》

是上图馆藏赵之谦手札

体量之大、内容之精

学术与艺术价值之高

都是非常罕见的

涉及金石、书画、篆刻、古籍、

训诂、刻书、著书、藏书

人文诸多领域

又涉及针砭时弊

嬉笑怒骂等等

尽在书札中呈现

手稿147通，存疑60通，故录入真迹87通，161纸（含名刺）。分别是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页）、王晋玉2通、胡澍1通、鲍康1通（缺上页）、潘祖荫1通（附跋文1则）、赵蔼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寿6通、胡培系6通（两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题跋）、宗源瀚6通、许增1通、谭献1通、倪带铭12通、方少庵2通、欧阳文卿3通、蔡耀翁3通（一封缺页）、赵子安大侄2通、同僚友朋11通及佚名9通，这些信札中，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蔡耀翁等，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可补其生平交游。

上海图书馆藏赵撝叔先生小像

张震摹

东欧三叔

江湜、丁文蔚、赵之谦，三人都以金石书画擅名江浙，同聚温州，诗文唱酬，交往密切，以兄弟相称，时称“东欧三叔”，传为佳话。

咸丰十一年二月，赵之谦与江湜两人才得相识于温州。两人旦夕相见，成为莫逆之交，“上下议论”，简札往还，因此而撰成《章安杂说》。赵之谦在瑞安画了两张有关海产作品：《异鱼图》《欧中物产图卷》，一件赠陈宝善，一件赠江湜，可见他们之间的患难之情。江湜为其中的《异鱼图》题跋。

赵之谦《异鱼图》

《异鱼图》江湜题跋

致江湜第一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赵之谦求江湜题写有关雁荡山的对联，信里有“不虚至东欧”句，当是赵客寓温州时所写。本书第三通也提到“今日已移寓仁丰栈矣”，刚好吻合。实际上，赵之谦到任时间是九月廿五日。本书第四通信中提到“画毕即当晋郡”，说明写信时，人在瑞安。

致江湜手札

致江湜手札

致江湜手札

根据赵之谦作《蓝叔属题大碧山馆图诗以广之》诗文：“今年见蓝叔，豪兴不减前。前后七八年，少状终相悬……己未八月既望，灯下书此，但存其意而已，不足言诗也。”丁家有大碧山馆，赵之谦、李慈铭、任熊等一时名士常与往来。丁先于赵到温州府学任职，赵一到便向丁借钱纾困。两位老友在乱世之中，相聚于东海之宾，一起探讨书画文字，曾制有“三生石上赠答之墨”，其情趣之相投，可以想见。

缪门五子

据胡培系给胡澍撰《户部郎中胡君荄甫事状》中记：“培系与君客缪武烈公，前后六七年，与同门于姚周君双庚、会稽赵君撝叔、溧阳王君西垞、缪君芷汀、稚循昆季，以文章道义相切磋，数君俱负隽才，然皆雅爱君，每考古订今，搜奇选胜乐，非君在不乐也。”可知，王晋玉、胡澍、胡培系都是赵之谦青年时期的“战友”，一起追随缪梓，学文习武，可称之为“缪门五子”。

王晋玉在“五子”中年龄是最小的，非常崇拜赵之谦。两人关系当在师友之间，因而赵之谦信中称王晋玉为“老弟”。在佐幕期间，跟着赵之谦学写字，治《说文》。

连云港龙潭涧有块摩崖石刻记“咸丰六年（1856）五月八日，长洲陆世潮、会稽赵之谦、溧阳王晋玉曾游其里”，亦为两人交游之补正。

胡澍书《说文解字部目》一卷，即是王晋玉谋刻。另何澂辑《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目》，据宋刻大徐本写定刊刻，扉页由赵之谦题字，后有王晋玉跋文，说明他们都喜欢刻书，互相之间有合作。赵之谦所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提到:“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捐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王晋玉刻书以《说文》为主，这也佐证了他早年跟随赵之谦治《说文》的依据。本书信中内容提及《助字辨略》以及《毕九水集》，皆是文字训诂之作，即为问学往复之书。

致王晋玉手札（名刺）

致王晋玉手札

胡澍与赵之谦同年，亦从学缪梓，结交杨岘、戴望等人。咸丰十年（1860），胡澍携眷逃到绍兴，与赵之谦比邻而居，两人“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寄居于我室，谈笑恒彻旦。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赵由温州北上，与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相聚于北京，旦夕相从，其乐融融。两人会试均落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致胡澍手札

赵之谦与绩溪金紫胡氏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中为胡云林撰传时写到：之谦与培系同受业先师溧阳缪君之门，求其先世行谊至悉。时方驰意禅说，好谈清虚。自识培系，得聆绪论，管穴之窥，实启此日。

同治四年（1865）夏，赵之谦出于对当时文坛“盛行性命之谭，满街都是圣人”的不满，准备撰写《汉学师承续记》，欲挽狂澜于既倒。在撰稿的过程中，得到了胡氏的很多帮助，往复问学，要求提供胡氏一族学者的行状与著述。除了两人关系密切外，安徽绩溪学派尤其胡氏一家学风朴实，承绪汉学传统，也正合赵之谦的旨趣。所以，《续记》中胡氏家族就有十余人，为第一大宗。

致胡培系五通书札时间跨度较大，约自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七年（1881），这几通信或议家事，或论刻书，或问学术，无话不谈，尤以第三封为最，可证两人之间情同手足。

致胡培系手札（上阙）

致胡培系手札（下阙）

致胡培系手札

沈尹默题跋

致胡培系手札

同气相求 虚怀相接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据《府君行略》所述：“着《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未成，其成者《六朝别字记》一卷、《悲盦居士诗胜》一卷，为府君自定之本。《悲盫居士文存》一卷，《四书文》一卷，不孝寿佺所辑。《补寰宇访碑录》四卷，同治初刻于京师，寻以所采未备弃之。校刻之本，则有新化邹氏汉勋《斅蓺斋遗书》如干卷，德清戴氏望《谪麟堂集》如干卷，《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如干卷，内《勇庐闲诘》《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张忠烈公年谱》三种，则府君所自撰也。又《江西通志》《凡例》《选举表》《经政》《前事》二略，全出府君之手。自余著述，或遭兵燹，或散播迁，其所获存者止于此，不能尽府君学文十分之一。

5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抄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

文字中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麟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致戴望手札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书中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

第一封信中说：“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省，又兼有阅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颜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

致唐仁寿手札

第二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与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 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致唐仁寿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麟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

由上可知，刻书是赵之谦念兹在兹的事，在他看来，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力挽狂澜，匡正时风。

潘祖荫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元椠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186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潘氏很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他在给赵氏《悲盫居士诗胜》题词中曰：“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此话恐非一般应酬之语。潘氏所用印章，几乎都出自赵氏之手，前后计有12方，皆与藏书有关。

赵之谦自赴江西任职后，封刀不刻印十余年，破例为潘祖荫刻“赐兰堂”长方朱文印，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可见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与友谊。潘祖荫曾在赵之谦最困难时，数次慷慨解囊，资助赵氏解燃眉之急。

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如《论学丛札》中第二册第四通：“金诚斋（鹗）遗书、龚定盦《大誓答问》均刻一本，系请潘侍郎出资为之”。而赵之谦也为潘祖荫做了不少事，现存一册赵之谦《致潘祖荫书札》，里面基本都是与收藏书画善本有关的内容。

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

致潘祖蔭手札

赵之谦跋张忠穆手札

鮑康、许增、谭献等，皆是赵之谦问学之友，关系不及上述诸家之亲密，然亦非泛泛之交。

致鲍康信札

致许增信札

致谭献信札

命运多舛 推己及人

赵之谦一生奔波，个性鲜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人言撝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副者，亦虚怀相接。”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是呵护备至，事事为之筹谋，无微不至。这些品行可从他给友朋同僚的信以及家书中，得到验证。

六通致宗源瀚信札也几乎全是书画古籍善本收藏之事。

致宗源瀚信札（名刺）

致宗源瀚信札

致友朋同僚信札中，如欧阳文卿、倪带铭、蔡耀翁、德斋、戌牧、逸庐等，以及佚名9封（尚待考证）。在这些信中，或叙日常，或议官场，或详或略，或喜或怒，都体现在字里行间。

致欧阳文卿信札

致倪带铭信札

致蔡耀翁信札

赵之谦是有清一代少有的在诗书画印四项上都能达到很高造诣的全能冠军，但命运多舛。他14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34岁，女儿妻子相继去世。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他身在福建，关山阻隔，月后才收到噩耗。这还没完，55岁时，续弦陈氏又先他而去，才30岁。

赵之谦致戌牧信札 上海图书馆藏

“内人病笃，恐迟至冬至有不测之虞”

丧乱之极，仕途也不顺。赵之谦毕生愿望就是当官，不过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文曲星就没正眼看过他，直到30岁在恩科乡试中才算中举，正准备北上参加会试一展拳脚，却因战乱而计划搁浅。但是他不放弃，花钱捐了个官，可仕途的天花板也不过是个偏远县级干部，最后还死在任上。

赵之谦致二哥信札

信中提到日夜图谋筹款捐官事宜，潘祖荫还赞助了一百金

所以众人对赵之谦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苦”字，这种印象又因为他最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初，苦守闽中的赵之谦收到家书，得知妻女接连去世，悲痛交加。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字字泣血。从这一天起，赵之谦改号“悲盦”，以纪念共贫贱、交勉以义的妻子，铭志自己屡遭丧乱的悲苦人生。

十月，他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印一，

感怀痛失爱妻的悲切与凄苦。

“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

很多文章据此都认为赵之谦在生活中是苦痛且压抑的。但事实真这样吗？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的赵之谦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赵之谦。那还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独自在温州谋生，留妻子在绍兴，当时浙地兵乱，他自己日子就很不好过，依然写信安慰认识没多久但非常投机的朋友江湜。

信中，赵劝江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

赵之谦致江湜信札

“请今以后勿时时忧患”

他还讲到自己的情况：“每遇事之轇轕不开者，初念亦觉眷恋，转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险阻当前，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视，益甫必仰天笑也。”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看得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

赵之谦致江湜信札 上海图书馆藏

“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

在另一通写给朋友倪带铭的信中，赵之谦更是展现其幽默的一面。

赵之谦致倪带铭信札

“新春请菩萨，两次不到，殊欠慈悲。”——你可真是比菩萨都难请呀。

“兹特差轿夫两名前来迎接叶舅太爷，在此专等，未知肯光降否？”——今天去接来叶舅太爷了，我俩在这儿等着，恭候您大驾光临。

可见，虽然生活艰难，但赵之谦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乐观向上。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赵之谦大概就是这样一类人。他虽然热衷仕宦，但并不是官迷。相反，在江西期间，他为官干练，仁爱治民，且颇有德政。

人书合一

南朝宋时，羊欣与王僧虔都把钟繇的书法归纳为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王僧虔对第三体“行狎书”做了一个定义，称“行书是也”，貌似给后人省下了不少口舌之争，实际上范围还是圈大了，“行狎书”当指古时人往来的尺牍，此即羊欣所谓“相闻者”之意。而东晋以来，尺牍书又往往以“行书”居多。羊王合述，才是“行狎书”的准确定义。

钟繇的“三体”后来成为历代书家的“标准”，凡称得上一流的书家，无不三体皆能，赵之谦也不例外。《潘公墓志銘》书写的碑版书迹，属于“铭石之书”；《六朝别字記》《补寰宇访碑录》书写的稿本，属于“章程书”；此次整理的尺牍，多属于“行狎书”。赵氏三体之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铭石之书”端庄严肃，庙堂之气；“章程书”规矩齐整，自然遒丽；“行狎书”則下笔真率，出于意外。当然，赵之谦还有大量的书迹不能简单地归于“三体”之列，但内在的审美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万变不离此宗。因此，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赵之谦的书法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很受欢迎的，尤其以何井荃庐、西川宁、青山杉雨、小林斗盦再到现在活跃于日本书坛的新井光风、樽本树村、高木圣雨等等，整个日本关东地区的书法篆刻界几乎都受赵子谦影响。20世纪日本最伟大书法家之一的西川宁曾打算为自己刻“赵家之狗”印，可见对赵之谦的喜爱程度。这离不开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丁仁的支持。他从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和吴隐一起编辑出版了十集《悲盦剩墨》，对推升赵之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说，这书出来的时候，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带着，赵之谦“所作书牍堂判，片纸只字，人皆珍如拱璧”。值得一提的是，丁是魏锡曾的外孙，而魏锡曾又是赵之谦生前为数不多的至交。

赵之谦的书法风格在其一生中发生过几次转变。他早期书法由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颜字味道很重，甚至看得到何绍基的影子。如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赵之谦致江湜信札 上海图书馆藏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与之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颜书转向北碑。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后，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赵之谦致宗源瀚札

赵之谦跋张忠穆手札

赵之谦到江西任职期间，已经是他的晚年了。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无所顾忌，心手两忘。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赵之谦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赵之谦书法风格的前后转变。

赵之谦致德斋手札

在上图秘藏的这批信札中，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赵之谦生活细节。

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手札

赵之谦三观很正，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十分同情劳苦大众的处境。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此事让赵之谦大愤怒，表示要法办继子，之后还要将他逐出家门。由于赵寿佺是过继来的，“若係亲生，定即处死”。在信中他直言“弟平生不欺穷人”，足见其品性。

赵之谦致倪带铭信札

“弟平生不欺穷人”

在公务上赵之谦更是不畏权贵，他在江西任职时，广昌童生一再闹事，当时的教官谢增龄仗着与知府陈廷宪关系好，屡屡包庇闹事者。但赵之谦就不怕，在给同僚的信中表示要严惩此人，“为国家除暴”。

赵之谦致德斋信札

“为国家除暴也”

也是因为这种刚硬的性格，让他在江西官场上格格不入，始终未得升迁。

赵之谦的篆刻最为后世所称道。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有开创之功，但也仅此而已。真正融会贯通并将之推向高峰的是赵之谦，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广泛摄取古代金石文物元素，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但是，他本人却很看不上刻印，留下的作品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作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僚友人跟他软磨硬泡来的。在上海图书馆的这批信札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

赵之谦致宗源翰信札

“篆刻久不作”

宗源翰曾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前面的信中还推脱，又是“篆刻久不作”，又是没带刻石头的工具。

赵之谦致宗源翰信札

“箧中又无刻石具”

后来大概是拗不过，第五封信中说到“刻印破例”，还约定一年之内一定给他刻好。这是他在同治八年左右，再次离京南下图谋筹款捐官的时候写的，当时诸事繁多，无心篆刻，故有此说。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1869）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赵之谦致宗源翰信札

“刻印破例”

他一生的遭际，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味与感慨！

如果赵之谦能够谀事上官，也应该能谋个好差事，及时升迁。如果赵之谦心甘情愿的画画、刻印、卖字赚钱，也不至于如此艰难，但他在《二金蝶堂印谱》中自题“今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学，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的人生目标是走仕途、立功业、报国家、显父母，但傲不群的性格，故难以宏图大展，终困顿以没。

如果赵之谦的家族，稍微顺谐一些，他也不至于如此。可是他的母父、幼女与爱妻，都早早撒手人寰，继配也早他而亡。兄长又不善治产，养子逼死人命，惹下大祸，赵之谦四处奔波，疲于应付，终身为家事多拖累，少有喘息之时。

如果赵之谦放弃金石碑版的收藏，放弃刻书，那么他也会相当裕如，但是他宁愿节衣缩食以椠行书籍，所刻之书在今日看来多具有抢救文献的性质。

赵之谦一生之不幸，可谓至矣！但世上少了一位骄奢淫逸的贪官和卖字鬻画的匠人，而多了一位风格独到、承前启后的书画篆刻大家、多了一位学通古今、著述等身的学者、多了一位风骨铮铮、孝悌悲怀的豪杰。由此而言，赵之谦又是何等的幸运，我们又是何等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