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失的中国古代建筑上装饰构件
山东泰山脚下的门楼
门楼上面刷灰，三座门楼均由石头砌成，据推测建于明朝时期。墙面凸起的附墙柱、斗拱和檐下浅浮雕均由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制成，屋顶挂满琉璃瓦件。
中国古代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主要由木质的柱、梁以及柱间的门窗等构成。中国的寺庙和宫殿，无论是小巧玲珑的楼宇还是雄伟恢宏的大殿，无不如此。因此，说中国建筑是木结构建筑，一点也不为过。不过，虽然每间房的主体框架是木料，但与之衔接的下部结构、建筑物侧立面及背立面框架内的填充物，却会使用很多结实的建筑构件，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屋顶的瓦。如此看来，在中式建筑中，砖石与木材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越是留心中国住宅的附属建筑部分——街道和住宅之间的院墙、门宇、楼梯和铺石路面、屋顶平台、祭台以及花园中由砖石制成的精致装饰物，就越觉得如此。我们再想想高大雄伟的庙宇和北京的紫禁城，想想它们那壮观的城墙和台基，以及牌楼、陵园、祭坛、钟楼塔楼、桥梁乃至长城，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建筑大都宏大雄伟，而且越宏伟的建筑越倾向于采用砖石结构而非木质结构。
北京皇城内的一座琉璃门
约建于18世纪，挂有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大理石柱础，红色抹灰底层。墙面上下共有两处线条清晰的纹饰，左右两侧各有细长的柱子，中间部分为主要的装饰区域。四周施釉，并刻画出一道道条纹。门口上方置有陶片，额枋出头，构成门梁，与墙相连接，成为另一处装饰。檐下的斗拱十分精巧，小巧的造型衬托出屋顶的大气，而屋脊上活泼的龙吻与脊兽又使整体庄严的气氛有所调和。
四川成都府关帝庙大门
该建筑为砖瓦结构。关帝被认为是战神及军事家的代表。该建筑与图9、图10一样，是典型的由方形面砖和薄砖组成的墙面。拱形门上方的券脸石、屋顶下方的阑额部分都由陶制面砖构成。屋脊与屋顶雕饰材质为陶和石膏。中门上方有一块匾额，上书“关帝庙”三个字，两侧门上写着“经天”“纬地”四个字。该建筑上还有四幅竖联：中间两幅是对这位活跃在公元200年左右的英雄人物的赞颂；侧面两幅大意是这座建得美轮美奂的庙宇可以永沐日月光辉。
陕西西安府一座寺庙内的碑楼
碑楼由砖瓦和雕纹陶瓦建造，碑楼内有一龛，龛内嵌有石碑，外形美观。龛下方的栏杆与两侧墙内侧垂直，碑楼两侧及上方都有带精美镶边的字联。横批模仿木质匾额的样式，而竖联则仿照绣字的绸缎带（其顶部的抓手用于悬挂，底部的托座则用于固定）。横批两侧有深浮雕，刻画的是假山、莲花及其枝叶，与拱券的纹饰遥相呼应，且延续了上方仿垂花门花罩、平坐与阑额等部分装饰的动态感，与字幅构成一条富有活力的水平线。高度精美的漩涡纹与自然的叶形纹交错分布：有的地方有两处，有的地方有三处；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两层斗拱之上，檐口与垂脊相接，正脊到檐口之间的屋顶被几条横向的装饰隔成几部分，最后屋顶通过装饰丰富的正脊完成鲜明的收势；翘起的戗角与正脊两端的龙吻则突出了屋顶的边界。碑楼约建于1800年，外观与图13中的很相似，但在艺术价值上明显有更高的造诣。
四川西部大邑县和灌县之间的董家宗祠大门
祠堂位于大邑县和灌县之间，大门为牌楼样式，开了三个拱形门洞，还有两个侧翼，整体分为五部分，屋檐则分三级。加上通过刻有“旋转花”的圆形雕饰与侧翼墙相连的两段墙，整个大门足有七个部分。其中挂着字联的砖柱，立有狮、象的门枕石的设计，以及字联、雕饰、两侧影壁墙、屋顶檐角的布局，但整体构造和布局却更加明晰，且有十分漂亮的蓝色彩绘。门后阔叶树旁是几株香蕉树。
四川自流井沿滩镇禹王宫入口
该建筑的建筑材料为石头、陶塑、石膏及碎瓷片。竖匾上的字为“禹王宫”；横匾为“继帝开王”，指大禹上承舜帝，下开王朝之制（夏朝）。
河南开封府鼓楼局部
该建筑为鼓楼拱门的上层结构，位于河南开封府中心，建造时间应是17世纪。拱门上方，由砖及陶塑制成的铺作层、屋顶和带有纹饰的正脊应有尽有；上方是经装饰的栏杆和三座十分逼真的陶制小门楼，小门楼之间通过连廊连接。背景中便是多层的木制鼓楼。匾额上写着“声震天中”四个字。
山西太原府双塔寺大殿屋顶
寺庙庭院内的一座双层大殿，每层有三扇拱门，这种并列的、富有纵深感的拱门，常见于西北各省黄土区，以当地的窑洞和拱券式住宅的拱门为蓝本，这也是中国的发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铺作层中间位置，其斗拱模仿了角科斗拱，显得十分别致。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图119的单层偏殿上，斗拱朝向主庭院两侧，护卫着主殿。
藤蔓形纹饰
藤蔓形纹饰（含花苞）
铺作层中角科斗拱的角件
铺作层中角科斗拱的角件
屋顶风格多样，而且集中体现了建筑陶艺的丰富多变。常见的屋顶瓦基本都按阴阳瓦的样式制造铺葺，通常呈弓形或是半圆形。檐口瓦和屋顶正脊处的瓦当都带有纹饰，屋脊上装饰丰富，更有形状各异的装饰，如小跑类的脊兽。
大小不等的墙面是用尺寸固定的光滑面砖按照菱形从底部开始铺砌而成。人们喜欢用塑像、短柱和卷草纹组成的边框将墙面围起来，内部有三角雕饰和圆形雕饰，图案极其精美且富有想象力。山墙面上的陶制饰件是镂空的，雕饰较宽，十分生动。面砖一般都带有纹饰，多采用对称、连续花样循环往复的构图方式，以便突出雕饰的精美，并装饰门口处用作门楣的横梁。其中，建筑正面墙上的刻印文字最为独特，它们或是单个或是成组，以阴刻或阳刻的方式印在陶制面砖上，面砖再单独或成对地组成字幅、匾额。
北京紫禁城内的九龙壁
长约20米，乾隆年间烧制。以大同府九龙壁为模板，制作工艺精良，但在布局上有一个明显而又无法解释的缺陷。相传该九龙壁是在景德镇的瓷窑设计和烧制的，这块寓意不佳的作品完工后乾隆皇帝大怒，当时主掌影壁烧制的艺术家或是监管人因此而绝望自杀。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一位中国艺术家会如此疏忽且仍将影壁制作完成？我们只能这样猜想：景德镇生产的几乎都是陶瓷器具，自然很少接触到原本在中国中部就十分少见的陶制建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因此工匠们对北方常见的题材并不熟悉。进而他们在没有具体样品的情况下，未遵守严谨的风格，创造出这一如图画般写意的作品。对比大同府的九龙壁，这块九龙壁在龙、波浪的形态上，在基座、壁檐及壁顶的装饰上更加精致考究，却也变得平淡无趣、形式老旧，这也是乾隆时期的一大艺术特征。
山西太原府城隍庙内门前八字影壁盒子
盒子是一块方形板，四周雕刻着叶形纹。图71为细节图。在盒子内，水波上是快要裂开的云层，云中两条龙位于对角线上相对而立，姿态舒展，互相嘶吼着。生动的造型布局与浮雕各处深深浅浅打造出的阴影效果互相衬托，表现力极强；不仅如此，两侧由直线、花朵和藤蔓组成的相同尺寸的长方形盒子又一次突出了中央浮雕的中心地位。这三种元素同时存在，以浅浮雕的形式点亮了包括基座在内的所有区域。建造时间应是康熙年间。
原旃檀寺栏杆上的一块琉璃龙首角饰
该角饰的制作年代为18世纪，底边长93厘米，高59厘米。精美的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从龙首处长出的藤蔓不断延伸至尾部；一只象征龙爪的手握住粗壮的茎秆；龙前额旁的凸起处长出龙角，龙头上还有一圈莲叶，好似一顶冠冕。旃檀寺位于北京皇城北部，今已不存。
陕西西安府一座雅致的私人住宅入口处的陶雕
该陶雕应建于19世纪，高约3米。浮雕由多块大型陶板拼接而成，嵌在一面窄砖墙上，顶部平滑，周围镶有回形纹，上方为木质横框。莲叶、莲花、其他水生植物，以及弯曲缠绕的花茎从右向左展开，占据了浮雕的大部分，最后在左侧留白，整体如图画般随性、自然。
山东青阳寨的两块浮雕（一）
山东青阳寨的两块浮雕（二）
山西太原府南十方院釉面垂脊饰带
垂脊前半部分镶着卷花纹，向下一直延伸到龙形脊饰处，然后开始变细，下半部分有几只脊兽。
陕西庙台子一处屋顶正脊上的镂空脊刹
该镂空脊刹由雕纹陶瓦制成。装饰物形似一座塔，有三重檐，塔顶有一用铁铸成的“寿”字，两旁守卫着象与犬。正脊同样镂空，上面立着其他脊兽，其中也有象和犬。
陕西西安府作为屋顶饰物的雕花饰
雕纹陶瓦制成的屋面装饰构件，由陕西西安府西北部一家砖窑于1908年制成。现在都藏于西普鲁士马林贝格陶塑收藏馆。这些例子都证明中国陶艺工匠熟练的手工技艺和艺术精神至今仍然活跃。藤蔓曲折流畅的线条、工匠对花朵造型的理解及表现，都非常出色。
脊兽——骑马的雷神
雷神头戴火焰冠，嘴唇紧闭，身后有一对翅膀，手里拿着宝葫芦，骑着一匹独角马，踏在瓦片制成的云彩之上。此脊兽用釉陶制成，马后蹄至马前嘴长32厘米，很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高35厘米。现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
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首层塔身八面中的一面以及塔上的一块浮雕，由砖及陶筑成。初建时间与前文同名的天宁寺塔相同，都是隋朝（公元601—605年）。不过，这座塔翻修得更频繁。由陶打造的浮雕及墙上的假门是隋朝之后的产物，塔身有些地方带有宋代特色，除此之外应该都是明代翻修后留下的。塔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18世纪。浮雕板上的人物形象和内容都取自佛教传说。假门及其上方雕有双龙戏珠的拱券，均由一块块单独的雕板组成，后期修缮时为了连接、固定加上了金属夹。
热河普乐寺内的藏传佛塔
热河普乐寺八座琉璃佛塔中的一座。寺中心的圆形建筑位于五层莲座上，这八座塔立在下面的须弥座上，环绕在圆形建筑周围。青铜塔刹建造时间约为1767年。塔身高4米，塔身连同下部的大理石基座和青铜顶，总高6.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