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特务，为七个总统做事，在北洋政府里混得如鱼得水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三大特务分别是清朝末年的青木宣纯，北洋的坂西利八郎，以及侵华时期的土肥原贤二。其中坂西利八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老牌间谍，既是“第一个中国通”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的得意门生，又是侵华日军土肥原贤二、多田骏、坂垣征四郎、本庄繁、井上日召等人的师父。

“庚子事变”结束以后，日本逐渐在诸列强侵华态势中取得优势，为确立东亚霸主地位，以“保全中国”的名义，暗中进行蚕食进而吞并中国的活动。为实现其野心，日本需要将其侵略势力渗入到中国政府各方面。袁世凯在日俄战争后的亲日表现，使其成为日本谍报机关关注的对象。

甲午战争后，坂西利八郎入陆军大学深造，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坂西通过青木宣纯的引荐，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担任袁的练兵处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以“兵书翻译官”名义活动。当时，中俄之间订有《喀西尼密约》其中规定中国军队如聘用外国教官必须由俄国人充任。袁世凯为避免麻烦，便让坂西装扮成中国人，并给他起了中国名字：班志超。袁对坂西说：“你的工作类似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就叫“班志超”吧。1906年南北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演习时，坂西被任命为总指导和总评判，可见其地位之高。

从1911年10月至1927年3月，正值北洋集团执掌北京政府。在这一时期，坂西刻意经营，广交北洋各派系军政人员，为历届北洋政府首脑所倚重。为充分发挥坂西作为顾问的作用，日军参谋本部派出多人作为其辅佐官，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在此期间，坂西作为北洋政府顾问，几乎参与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所有的重大事件。

如袁世凯废旧法，立新法，就是坂西利八郎向其推荐了日本陆军大学兼早稻田大学教授有贺长雄担任法律顾问，参考《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旨在强化总统特权的《中华民国约法》。

如在坂西利八郎的怂恿之下，袁世凯因为有求于日本，接受了“二十一条”。

如作为袁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在对华问题上坚持采取强硬态度，主张吞并中国。他认真研究辛亥革命后中国群雄并起现象后，提出了“支那吞并论”。

如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控制段政权，从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经坂西利八郎牵线搭桥，由寺内的亲信西原龟三经手向北洋政府提供8笔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即“西原借款”）。日本当局通过巨额借款，加强了对北洋政府的控制。

如俄国十月革命后，坂西利八郎作为北洋顾问，不断向代大总统冯国璋施压，最终迫使其接受日方建议，签署《日华陆（海）军共同防卫军事协定》，并商妥由日本提供贷款、装备以及军事顾问，为北洋政府编练一支“参战军”。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

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日本当局为达到驱逐亲英美的直系军阀曹锟，由亲日的奉系张作霖执掌中央政权的险恶目的，坂西利八郎等人在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黄郛等人之间积极奔走，成功实现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最终使奉系掌权。

坂西公馆地点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中。坂西利八郎设置该机关的目的就是为其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便利和掩护。因此，他在此处除广泛结交北洋军政要员外，还专门辟有客房，对从事中国情报搜集和研究的日本人，给予热情接待，提供食宿。一时间坂西公馆如同日本的接待中心。许多来华的日本人都称坂西为“北京主人”。

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馄、段棋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利八郎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孽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坂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坂西利八郎回国后，因其没有出任过师团长而无法晋升大将，最终以陆军中将衔转为预备役。1927年4月经天皇裕仁敕令，他被选为贵族院议员。1937年后，为了策反中国军政要员，建立伪中央政权，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外务省三方联合成了一个间谍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暗称“土肥原机关”）。1938年6月坂西奉对华特别委员会之命前往北平，主要任务是利用旧关系，拉拢、策反吴佩孚，怂恿其“出山”担任华北伪政权头目。其伪善的言辞遮掩不了日本侵华的残酷事实。坂西多次与吴佩孚接触，但最终被吴拒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军政当局在对外侵略扩张道路渐行渐远。坂西所倡导的实施权术及谋略满足不了日军扩张的需要，逐渐受到冷落，不再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二战结束后，坂西隐居镰仓，1950年5月31日去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