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渊

  (一)
  汉、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后人常把汉朝与唐朝相提并论,其实唐朝在经济、政治、文化及中外交流诸方面都取得了比汉朝更为辉煌的成就。
  汉高祖刘邦拨秦乱反之正;唐高祖李渊拨隋乱,恢复并扩展了前朝的繁荣。
  隋之得失存亡与秦大致类似。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隋文帝统一南北。秦二世虐用威刑,“刑者相半于道,死者堆积于市”;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黜武,又骄横荒淫,把文帝积蓄的国力挥霍殆尽。
  秦末隋末皆祸起于农民,二世、炀帝均身殒于匹夫。秦隋两朝“原始要终”,“若合符契”。
  秦亡汉兴与隋亡唐兴,亦不乏类同之处。隋犹秦也,隋政之恶,固为大一统之前所必经之途径。
  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汉唐皆享国久长。前有大纷乱,后有大一统。此乃秦隋之同遭,汉唐之国运也!
  唐兴始于李渊。

  (二)
  李渊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即丙戌年,属狗。
  李渊血统其初本是华夏,与胡族混居乃较晚之事。故李唐家世纵非胡族,亦系胡汉混种,也可以称之为“新华族”,以别于南朝的旧华族。
  李渊生母独孤氏为鲜卑望族,与隋文帝杨坚妻独孤皇后为亲姐妹。
  渊妻窦氏亦为鲜卑望族,系隋定州总管窦毅之女。所以李渊与魏、周、隋三北朝皇室都有亲属关系。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是统领府兵的六柱国之一,而且对北周宇文政权有佐命之功,死后追封唐国公。其父袭爵,北周时历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隋代初年,因母为文帝皇后姐,特见亲重。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楼烦两郡太守,后被召回京城,任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
  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烽火四起,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对大臣多有猜疑。李渊善于交结各方人士,颇有威信,也在猜忌之列。一次炀帝召李渊,李托病未往,炀帝问其甥:“汝舅何迟?”李甥答曰有病。炀帝又问:“可得死否?”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平定当地反隋起义军。十三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开始为起兵反隋作准备。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意图。出任太原留守后,屡有人劝他起兵反隋,李皆未置可否,只是对这些人示好,并加以重用。
  李世民也劝李渊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世民答道:“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即改口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李世民进一步劝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且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审势度时,以为条件已经成熟,遂誓师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起兵后,李渊率师南下,渡黄河,攻入长安,先在关中站稳了脚跟。
  入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进封自己为唐王,综理万机。
  高欢以东魏、宇文泰以西魏代北魏,都师法曹操的故伎,以丞相名义当国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像当年曹挟持献帝那样。
  宇文觉以北周代西魏,高洋以北齐代东魏,亦先以相国名义辅政,然后逼皇帝禅位。
  杨坚以隋代周也是如此。
  李渊以唐代隋施展的是同一花招:先以大丞相名义立代王杨侑为帝,然后伺机取而代之。
  李渊与魏、周、隋三朝帝室都有亲属关系,对(曹)魏晋以来改朝换代的程序自然了如指掌。以唐代隋,不过是故伎重演而已!
  从汉末到唐初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
  北方东西魏、北齐北周、隋五朝“禅让”与南方宋齐梁陈四朝“逊位”的历史说明正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泯灭。
  按正统观念,北方五朝之君与南方四朝之君取位皆不以正,“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秦、隋之君守之不以仁义,“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
  中国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终究仍与周秦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相衔接,也与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交融相辉映。
  另一方面,鲜卑族的文化传统对北朝政治、经济、军事、典章等方面的制度以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已独具的特征。

  (三)
  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杀隋炀帝。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立建成为太子,以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元吉封齐王。
  称帝后,李渊先派世民夺取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河东,然后平定称帝于金城的薛氏父子,从而巩固了关中这块根据地。
  武德三年,继平定河西走廊之后,李渊又派世民东征,打败刘武周,恢复了对太原一带的统治。
  此时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李唐鼎足而立的纷争局面。
  李渊派世民东征王世充,夏、郑结盟共抗李唐。武德四年,窦建德被俘,王世充出降。统一中原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南方,李渊派兵先占巴、蜀,再沿长江东下,相继攻占长江中游地区与岭南,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至此,“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南方得以一统。

  (四)
  统一全国后,李渊依据前朝旧制,重建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朝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宣布国家大针,正式颁行一系列制度与法令。
  一是厘定官制。中央承隋制仍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尚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执行中央拟定的法令。
  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主掌纠察百官与监督府库出纳,为“天子耳目”。
  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是中央司法机构。每遇重大案件,由三机构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在城市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乃最基层的政权形式。
  二是颁布律、令、格、式。“律”指处罚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令”指国家制度方面的专用条例;“格”指皇帝以制敕形式颁布的各种禁令;“式”指政府部门的办事规则与公文程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武德律》。它是《唐律》形成的基础,而《唐律》是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三是实行均田制。朝廷把大量无主田,作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分配给臣民。民户中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官员按品级受永业田。
  实行均田制,旨在利用现存劳力耕种土地,恢复生产,保证财政收入。
  四是实行租庸调制。朝廷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与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调”;服正役20天,称“庸”。正役以外,农民还须服杂役。
  五是重建府兵制。府兵制在隋末遭破坏,唐高祖予以重新整顿。“始置军府”,析关中地区为十二道,皆置府。后改“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后每军置将军一人“劝课农桑”。从“督耕战”到“劝课农桑”意味着府兵作用的新变化。
  府兵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春、夏、秋三时耕稼,冬季习武。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戍边征防。府兵执行任务时,须自备衣粮与部分武器。
  李渊执政八年多,逐步消除分裂割据局面,恢复整顿各项制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贞观之治”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
  武德执政乃贞观之治之前提条件。没有八年的武德执政,便没有日后的贞观盛世。

  (五)
  李渊当了八年皇帝,60岁时被迫退位,到去世,又当了九年太上皇,从而丧失了固有的皇位。
  唐高祖是在玄武门之变后让位于次子李世民的。玄武门是太极宫的北正门,禁军所在之地。谁控制了玄武门的禁军,谁就控制了朝廷中枢。此后唐发生的多次政变,大多与玄武门有关。
  玄武门之变实乃李渊的三个嫡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场宫廷政变。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世民伏兵玄武门,射杀亲兄弟,他俩的十个儿子也被杀害。
  此后,李世民取得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权力,继而夺取了太子的地位。
  “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祧,养民赞业。”(《新唐书》卷一一八)“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资治通鉴》卷四三)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皇位继承的原则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唐高祖共有22个儿子,其中4人为太穆皇后窦氏所生,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三子早逝,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仅有三人。五子智云为万贵妃所生,14岁时被杀。即或在世,亦无资格继承皇位,因为他非嫡生。
  武德元年,李渊即皇位,立建成为太子。据传,李渊一度欲立比建成小10岁的世民为太子,但他“拜且辞”。
  此说不论是否属实,却证实嫡长子继承皇位已成为传统。何况隋文帝更换太子终成大祸的殷鉴不远,就在眼前。唐初有人批评杨坚说:“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隋书》卷二)
  李世民自以为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太子,但因是次子而无法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二弟不甘心久居人下,是自身皇储地位的最重大威胁。于是,亲兄弟之间为了夺取皇位继承权展开了剧烈的争斗。
  在这场政争中,李渊囿于传统观念,“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唐鉴》卷一)因而经常站在建成一边。尽管有时因“世民功名日盛,上(李渊)常有意以代建成”,忽而又“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资治通鉴》卷一九0)
  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回忆道:“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就是说,李渊在废立太子问题上曾犹豫不决,几经反复。
  李渊的迟疑不定激化了建成与世民之间的矛盾,双方都想父皇之手制服对方,继承皇位。
  几经较量,几番暗斗之后亲兄弟终于兵刃相见,只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六)
  李渊的余生是在屈辱中度过的。仅举父子间三事为例。
  第一例姑且称“父耻子雪”。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出击东突厥。年底捷报传来,他对侍臣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十七)
  太宗拿乃父称臣说事,意在让臣下明白,高祖当年奇耻大辱被他洗雪了。一个“暂”字,一个“偏”字说明他轻而易举地为乃父洗雪了奇耻大辱,并以此证实他的事功非其父所能望背的。贬父扬己的心态昭然若揭,得意洋洋的情态溢于言表!
  第二例叫“父仇子报”。贞观四年三月,北方各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颉利可汗被擒送到长安,东突厥前汗国亡,北方为之安定。李渊闻讯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刘邦当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才得以脱险,此仇刘邦未报。如今东突厥亡,乃父的仇报了。于是,太宗把太上皇请到太极宫,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次亲贵聚会。“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世民)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这场聚会名义上是庆贺父仇子报,实际上是要点明他即皇位,实乃天授。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第三例为“父卑子尊”。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置酒未央宫。李渊命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咏诗,然后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接着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敢也!”
  八百多年前,汉高祖九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席间起而向太上皇敬酒,并奚落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刘父出身低微能当太上皇全仗刘邦拔擢。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仍以家人父子礼相待。有人劝刘父:“天亡二日,土亡二帝。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刘父遂跪拜相迎刘邦。刘邦见状大惊下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汉书》卷一下)认为其父应有尊号,故尊太公为太上皇。唐人颜师古释道:“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同上)
  李世民明里批评刘邦,暗地却指责其父目光短浅,早该把皇位让给他了。李渊与刘父虽同为太上皇,实质截然不同。刘父的尊号系刘邦所封,而他的太上皇却是被迫而为,居所也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
  弘义宫原为表彰李世民“克定天下之功”而建,把乃父迁往那里,表面上的理由是那儿有山林胜景,实质上是弘义宫的规制在太极宫之下。李渊迁到此宫后就被软禁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任人摆布,遭人奚落,在百般落寞之中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大唐开国皇帝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宋人朱熹认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近思录》卷八)李渊晚景如此凄凉,李世民难辞其咎,责任主要在儿子一方。朱熹的指责不无道理,尽管不乏种族偏见。清人吴楚材等也批评唐太宗“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纲鉴易知录》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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