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渊
（一）
汉、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后人常把汉朝与唐朝相提并论，其实唐朝在经济、政治、文化及中外交流诸方面都取得了比汉朝更为辉煌的成就。
汉高祖刘邦拨秦乱反之正；唐高祖李渊拨隋乱，恢复并扩展了前朝的繁荣。
隋之得失存亡与秦大致类似。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隋文帝统一南北。秦二世虐用威刑，“刑者相半于道，死者堆积于市”；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黜武，又骄横荒淫，把文帝积蓄的国力挥霍殆尽。
秦末隋末皆祸起于农民，二世、炀帝均身殒于匹夫。秦隋两朝“原始要终”，“若合符契”。
秦亡汉兴与隋亡唐兴，亦不乏类同之处。隋犹秦也，隋政之恶，固为大一统之前所必经之途径。
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汉唐皆享国久长。前有大纷乱，后有大一统。此乃秦隋之同遭，汉唐之国运也！
唐兴始于李渊。
（二）
李渊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即丙戌年，属狗。
李渊血统其初本是华夏，与胡族混居乃较晚之事。故李唐家世纵非胡族，亦系胡汉混种，也可以称之为“新华族”，以别于南朝的旧华族。
李渊生母独孤氏为鲜卑望族，与隋文帝杨坚妻独孤皇后为亲姐妹。
渊妻窦氏亦为鲜卑望族，系隋定州总管窦毅之女。所以李渊与魏、周、隋三北朝皇室都有亲属关系。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是统领府兵的六柱国之一，而且对北周宇文政权有佐命之功，死后追封唐国公。其父袭爵，北周时历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隋代初年，因母为文帝皇后姐，特见亲重。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楼烦两郡太守，后被召回京城，任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
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烽火四起，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对大臣多有猜疑。李渊善于交结各方人士，颇有威信，也在猜忌之列。一次炀帝召李渊，李托病未往，炀帝问其甥：“汝舅何迟？”李甥答曰有病。炀帝又问：“可得死否？”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平定当地反隋起义军。十三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开始为起兵反隋作准备。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意图。出任太原留守后，屡有人劝他起兵反隋，李皆未置可否，只是对这些人示好，并加以重用。
李世民也劝李渊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世民答道：“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即改口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李世民进一步劝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且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审势度时，以为条件已经成熟，遂誓师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起兵后，李渊率师南下，渡黄河，攻入长安，先在关中站稳了脚跟。
入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进封自己为唐王，综理万机。
高欢以东魏、宇文泰以西魏代北魏，都师法曹操的故伎，以丞相名义当国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像当年曹挟持献帝那样。
宇文觉以北周代西魏，高洋以北齐代东魏，亦先以相国名义辅政，然后逼皇帝禅位。
杨坚以隋代周也是如此。
李渊以唐代隋施展的是同一花招：先以大丞相名义立代王杨侑为帝，然后伺机取而代之。
李渊与魏、周、隋三朝帝室都有亲属关系，对（曹）魏晋以来改朝换代的程序自然了如指掌。以唐代隋，不过是故伎重演而已！
从汉末到唐初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
北方东西魏、北齐北周、隋五朝“禅让”与南方宋齐梁陈四朝“逊位”的历史说明正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泯灭。
按正统观念，北方五朝之君与南方四朝之君取位皆不以正，“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秦、隋之君守之不以仁义，“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
中国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终究仍与周秦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相衔接，也与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交融相辉映。
另一方面，鲜卑族的文化传统对北朝政治、经济、军事、典章等方面的制度以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已独具的特征。
（三）
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杀隋炀帝。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立建成为太子，以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元吉封齐王。
称帝后，李渊先派世民夺取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河东，然后平定称帝于金城的薛氏父子，从而巩固了关中这块根据地。
武德三年，继平定河西走廊之后，李渊又派世民东征，打败刘武周，恢复了对太原一带的统治。
此时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李唐鼎足而立的纷争局面。
李渊派世民东征王世充，夏、郑结盟共抗李唐。武德四年，窦建德被俘，王世充出降。统一中原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南方，李渊派兵先占巴、蜀，再沿长江东下，相继攻占长江中游地区与岭南，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至此，“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南方得以一统。
（四）
统一全国后，李渊依据前朝旧制，重建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朝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宣布国家大针，正式颁行一系列制度与法令。
一是厘定官制。中央承隋制仍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尚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执行中央拟定的法令。
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主掌纠察百官与监督府库出纳，为“天子耳目”。
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是中央司法机构。每遇重大案件，由三机构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在城市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乃最基层的政权形式。
二是颁布律、令、格、式。“律”指处罚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令”指国家制度方面的专用条例；“格”指皇帝以制敕形式颁布的各种禁令；“式”指政府部门的办事规则与公文程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武德律》。它是《唐律》形成的基础，而《唐律》是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三是实行均田制。朝廷把大量无主田，作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分配给臣民。民户中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官员按品级受永业田。
实行均田制，旨在利用现存劳力耕种土地，恢复生产，保证财政收入。
四是实行租庸调制。朝廷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与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调”；服正役20天，称“庸”。正役以外，农民还须服杂役。
五是重建府兵制。府兵制在隋末遭破坏，唐高祖予以重新整顿。“始置军府”，析关中地区为十二道，皆置府。后改“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后每军置将军一人“劝课农桑”。从“督耕战”到“劝课农桑”意味着府兵作用的新变化。
府兵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春、夏、秋三时耕稼，冬季习武。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戍边征防。府兵执行任务时，须自备衣粮与部分武器。
李渊执政八年多，逐步消除分裂割据局面，恢复整顿各项制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贞观之治”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
武德执政乃贞观之治之前提条件。没有八年的武德执政，便没有日后的贞观盛世。
（五）
李渊当了八年皇帝，60岁时被迫退位，到去世，又当了九年太上皇，从而丧失了固有的皇位。
唐高祖是在玄武门之变后让位于次子李世民的。玄武门是太极宫的北正门，禁军所在之地。谁控制了玄武门的禁军，谁就控制了朝廷中枢。此后唐发生的多次政变，大多与玄武门有关。
玄武门之变实乃李渊的三个嫡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场宫廷政变。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世民伏兵玄武门，射杀亲兄弟，他俩的十个儿子也被杀害。
此后，李世民取得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权力，继而夺取了太子的地位。
“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祧，养民赞业。”（《新唐书》卷一一八）“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资治通鉴》卷四三）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皇位继承的原则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唐高祖共有22个儿子，其中4人为太穆皇后窦氏所生，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三子早逝，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仅有三人。五子智云为万贵妃所生，14岁时被杀。即或在世，亦无资格继承皇位，因为他非嫡生。
武德元年，李渊即皇位，立建成为太子。据传，李渊一度欲立比建成小10岁的世民为太子，但他“拜且辞”。
此说不论是否属实，却证实嫡长子继承皇位已成为传统。何况隋文帝更换太子终成大祸的殷鉴不远，就在眼前。唐初有人批评杨坚说：“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隋书》卷二）
李世民自以为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太子，但因是次子而无法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二弟不甘心久居人下，是自身皇储地位的最重大威胁。于是，亲兄弟之间为了夺取皇位继承权展开了剧烈的争斗。
在这场政争中，李渊囿于传统观念，“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唐鉴》卷一）因而经常站在建成一边。尽管有时因“世民功名日盛，上（李渊）常有意以代建成”，忽而又“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资治通鉴》卷一九0）
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回忆道：“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就是说，李渊在废立太子问题上曾犹豫不决，几经反复。
李渊的迟疑不定激化了建成与世民之间的矛盾，双方都想父皇之手制服对方，继承皇位。
几经较量，几番暗斗之后亲兄弟终于兵刃相见，只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六）
李渊的余生是在屈辱中度过的。仅举父子间三事为例。
第一例姑且称“父耻子雪”。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出击东突厥。年底捷报传来，他对侍臣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十七）
太宗拿乃父称臣说事，意在让臣下明白，高祖当年奇耻大辱被他洗雪了。一个“暂”字，一个“偏”字说明他轻而易举地为乃父洗雪了奇耻大辱，并以此证实他的事功非其父所能望背的。贬父扬己的心态昭然若揭，得意洋洋的情态溢于言表！
第二例叫“父仇子报”。贞观四年三月，北方各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颉利可汗被擒送到长安，东突厥前汗国亡，北方为之安定。李渊闻讯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刘邦当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才得以脱险，此仇刘邦未报。如今东突厥亡，乃父的仇报了。于是，太宗把太上皇请到太极宫，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次亲贵聚会。“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世民）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这场聚会名义上是庆贺父仇子报，实际上是要点明他即皇位，实乃天授。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第三例为“父卑子尊”。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置酒未央宫。李渊命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咏诗，然后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接着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敢也！”
八百多年前，汉高祖九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席间起而向太上皇敬酒，并奚落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刘父出身低微能当太上皇全仗刘邦拔擢。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仍以家人父子礼相待。有人劝刘父：“天亡二日，土亡二帝。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刘父遂跪拜相迎刘邦。刘邦见状大惊下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汉书》卷一下）认为其父应有尊号，故尊太公为太上皇。唐人颜师古释道：“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同上）
李世民明里批评刘邦，暗地却指责其父目光短浅，早该把皇位让给他了。李渊与刘父虽同为太上皇，实质截然不同。刘父的尊号系刘邦所封，而他的太上皇却是被迫而为，居所也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
弘义宫原为表彰李世民“克定天下之功”而建，把乃父迁往那里，表面上的理由是那儿有山林胜景，实质上是弘义宫的规制在太极宫之下。李渊迁到此宫后就被软禁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任人摆布，遭人奚落，在百般落寞之中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大唐开国皇帝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宋人朱熹认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近思录》卷八）李渊晚景如此凄凉，李世民难辞其咎，责任主要在儿子一方。朱熹的指责不无道理，尽管不乏种族偏见。清人吴楚材等也批评唐太宗“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纲鉴易知录》卷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