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三圣 | 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 编者按：

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第一代代表人物，三先生及其门生故旧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梁先生是文化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熊先生是起于草莽的哲学家，马先生是国学大师，精通经学、佛学与理学。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三先生特立独行，性格迥异。他们的共同点是：掉背孤行，抗拒时俗，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争一线之机。

此文是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先生撰写的文章，曾于2015年4月30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现将此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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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漱溟 先生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24岁的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特约讲师，讲授印度哲学。 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过他，为他的精神所折服。 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地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有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主席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主席的座上宾，但没接受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就有“廷争面折”的局面。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 梁先生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主要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与行动了一生，其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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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先生（1885～1968年）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原名子真，湖北黄冈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他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道受到维新派影响，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他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 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 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失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 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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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 马先生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中正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据说马向蒋讲了两个字：“诚”“恕”（一说为“虚”）。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又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三先生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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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基础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此刻，遭遇这种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伦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是中国人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

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理性就是一种向上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国民族生命赖以开拓的一种精神。总之，与西方启蒙时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价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讲的理性，其实是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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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的“性德”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

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养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人无余。”

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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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的“体”是“本心”，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他自诩其《新论》将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穷究宇宙实体的一本性这个核心，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张东荪解释为：“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三先生的精神世界

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为人的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位先生求真、忌俗，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不苟。

三先生确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在十年浩劫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们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他们以民间书院（如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哪怕是松散的）中，在师友与师生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

作为现代大儒，熊、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活的精神。同时，他们又各有个性特征。诚如徐复观所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三圣中只有梁先生熬过了十年浩劫。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聆听了梁先生的第一讲。他一上台就说，“我60年前就说过，未来的世界文化很可能是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复兴，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当时把我们的心弦震得直响。

三先生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