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法国留学的第一天，我就弄丢了全部家当
到法国留学的第一天，我就弄丢了全部家当
在4月每日书，陈飔写下2006年她去法国留学的开端：抵达的第一天，她就弄丢了自己的所有行李，并且直到抵达宿舍才发现。此后她经历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带他们去超市采购的留学生公然偷菜，帮她寻回行李的男生要求她做自己的女朋友，邻居的怪大叔总是出现在厨房里并提出奇怪的邀请……投递出的学校申请接连被拒，收到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开学前才发现自己没有满足条件。这些事现在写来，有的成为了笑谈，但在当时，都在异乡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里被反复熨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陈飔，插画：周瞧瞧
到法国第一天，我就把行李忘在机场大巴上了。
2006年我本科毕业，在辅修了两年法语之后，决定去从小向往的法国留学。从北京到巴黎，再转机去里昂，由中介露西带着我们一行六个女孩上了机场大巴。一路上，从以“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命名的机场，由北向南穿过广阔荒芜恍若中国乡间的郊区，到达了东南郊的维尼西埃。一路雨水淋漓不尽，秋天的街道被浸润成灰紫色，树们站在荒野里，静默地垂着叶子。
维尼西埃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没有什么市容可言，我们直接被载到了一栋毫无特色的灰白水泥房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政府用来安置贫民的救济房，不知通过什么可疑的渠道，以近400欧元一间的价格租给了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们。这在十五年前是高价，毕竟市中心的一居室，也不过500欧出头，何况大学城那些一百欧元一个月的学生公寓。
这样的灰白水泥楼房一共有两栋，中间隔着一块没有花的小花园，一条像是欧洲童话故事插图中那样的镶着镂空花纹黑铁把手的长椅，也被雨水打湿，一副落寞的样子，花园四下无人。到达的时候刚刚入夜，我们一行六个女孩，跟着快步走在前面的高大的露西，灰头土脸地走向各自的房间。长长的走廊漆了半墙浅绿色，如若医院；走廊两边是两排白色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寂静无声。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推门进去，右手边是单独的卫浴，正正方方，还挺宽敞；房间大约10平米，靠墙是一张单人床，另一边是一张书桌，配着简单的木头椅子。推开窗户，正是刚才在绿地上看见的那条长椅。
我竟然是到了收拾房间、打算铺床的时候，才想起来行李忘在大巴上的。
同行的女孩们面面相觑，估计心里一半同情一半鄙夷，怎么有人竟然会在到达异国的第一天，就能把全部家当都丢掉。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我向露西求助，她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明天帮我查一下机场大巴公司的电话号码再发给我。天知道那时候我的法语水平只能问好，打电话岂不睁眼瞎？
这时，和露西一起跟车过来帮我们扛行李的一个男生，突然从角落里站出来说：“我就在机场实习，明天我帮你联系大巴公司查一下，找到的话我给你打电话吧。”
在超市偷菜的中国留学生
到法国的第一夜，我是盖着同行女孩的长款羽绒服睡的。
次日，我们一行人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饮食问题。坐了四站公交车，到更远郊区的家乐福买菜。那时的1欧元兑换12元人民币，黄瓜、西红柿、大米、牛奶，所有入眼的菜都要在心里悄悄换算一下，换算完以后，就什么都舍不得买了。最后，我咬咬牙买了1欧元1根的黄瓜，3欧元一串的西红柿，再买一袋圆头圆脑形迹可疑、怎么看都不像是我们在国内吃的大米，又发现菠菜叶子便宜，因为轻，抓一大把才几毛钱。最后结账时，我共花了7.45欧。
一问，发现自己竟然是消费最高的一个，其他的女孩都只花了一两欧元，买了最便宜的牛奶和面包（法国的牛奶面包比蔬菜水果便宜）。
带我们去家乐福的是一个留学生，叫浩文，已经在那栋楼里住了两年了。在超市里发生了一件令当时的我大跌眼镜的事，浩文从菜摊上拿起一头大蒜，放在手上假装掂量重量，眼瞅着四下无人，突然飞速把大蒜塞进了自己的书包里。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往包里塞了一根大葱，一块姜，并十分自豪地介绍，这里的蔬菜，挑好了以后要自己去旁边的电子秤上秤，电子秤吐出了带着重量和价格的条形码，贴在塑料袋上，就可以拿去付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上称，就没有条形码，没付钱走出超市，机器也就不会响。像大葱大蒜这样的小东西，你往包里一塞，没人会追查你。他说的是中文，很大声，反正周围没人听得懂。
背着双肩包、戴着眼镜、皮肤白净的浩文看起来一副书生样，确实不会引起超市工作人员的怀疑。对他的操作目瞪口呆的，可能只有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新生。
后来，在楼里的新老中国留学生一次次聚餐的觥筹交错中，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不都是来学习的。法国的公立大学体系对本国和外国学生一视同仁全部免费；拥有一个任意学校的注册证明，就可以去警察局办理合法的学生居留。因此，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学生，学上两个月法语，办理学生签证来法国，然后申请一个中国人开办的“野鸡大学”，就可以申请学生居留，光明正大地合法打工挣钱。
浩文最早在瑞士，后来去了里尔，现在又来到里昂，学校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从来没去上过课，只是拿着居留到处打工。他做过餐馆，摘过葡萄，现在除了晚上的餐馆工，还顺便帮着自己所在的私立学校招生，吸引更多类似目的的中国留学生来法国淘金。
帮我找回行李的男生，要我做他的女朋友
两天后，我接到了那个在机场工作的男生李威的电话。我的行李箱连同全部家当，终于在我到达法国的第三天，被送到了我的手里。
我自然是感激涕零，觉得应该请他吃饭谢谢他；然而初来乍到就被法国的物价吓到了的我，一想到路边最便宜的热狗一条2欧，土耳其烤肉饼4欧，麦当劳最便宜的儿童套餐也要5.5欧，万一下一次馆子，吃掉了我一个月生活费呢？我摸了摸口袋，把那句“请你吃饭吧”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李威却主动开口，“这个周末，我带你去里昂市中心转转吧？”
周日，我如约来到贝尔果广场地铁站。贝尔果是一个长方形的广场，广场中央竖着圣埃克苏佩的雕像，他坐在方形的柱子上读书，身后站着闻名世界的书中人物——小王子。沿着广场往西走，穿过横跨于索恩河上的圣乔治桥，便是通往山顶的福维埃教堂的步行道。
白色的福维埃教堂是里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里昂的最高点。走出教堂，外面是初入九月明媚的天，蓝得不带一丝阴霾，阳光正好，失去了夏季的燥热，有些许入秋的温凉。在走下教堂台阶的时候，突然，一只手牵起了我的手。
第一反应是跳到一旁，甩开那只手，“你干嘛？”
李威被我的强烈反应吓了一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莫名其妙的人，“我帮你找到行李，又单独约你出来见面，我以为你很清楚我的心意。”
他说话的样子理直气壮。我简直被他气笑了。一个人在我初来乍到时帮助了我，难道我就该以做他女朋友来报答他？笑完又有点不安，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妥，没有请他吃饭或者送他礼物道谢，导致他期待别种方式的“回报”？
那天晚上，我再次试图拨通身在香港留学的男友的宿舍电话。那时打国际长途还需要购买专门的电话卡，然后用住所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我们所居住的救济房有一大半是外国人，电话亭外常常要排队。排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轮到我，在电话按键上输入一串复杂的数字，根据提示音输入密码，验证码，好不容易听到拨通的嘟嘟声，一声，两声……三分钟过去了，无人接通，电话自动挂机。我看了看后面的队伍，默默地走出电话亭，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
后来的许多年里，梦中还是会经常出现一个场景，公用电话亭里，我按下电话按键，却提示输错了号码；再试，还是不对；终于输入正确了，却怎么也想不起密码，电话卡上被硬币刮开的银灰色图层下，那6个数字，在梦中永远模糊，像蒙了一层眼泪，隔了十几年的时光望去，还是寒彻心底的冰凉。
逃离怪邻居，逃离救济房
从入住郊区救济房的第一周，我们一行六个女生，就想搬出这个地方。除了离语言学校路途遥远和救济房里中国留学生的颓废，我们还时不时遇到三三两两的郊区不良青年，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们，或是窝在路边的流浪汉，对着我们喊“哟，中国人”之类的话。
这栋郊区救济房外国移民居多，其中大多数又来自于法国的前，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到达的第一天，就有个老头，大约60岁左右，在我们做饭的时候，探头探脑地往厨房里望，和我们搭话。初来乍到，有个“法国人”热情地跟我们说话，还能顺便练练法语，大家都还挺乐意和他聊天的。
老头叫索非安，58岁，来自阿尔及利亚，已经在这栋楼住了十年了。索非安经常在我们做饭的时候出现，和我们聊天；会偶尔带来一两个西葫芦、番茄之类的蔬菜，说是在菜园里种的。然而在这两栋光秃秃的救济房中间，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菜园。经过浩文在超市顺手摸菜的事件以后，我难免对他的话产生了一些怀疑。
渐渐地，索非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厨房里。我们烧好了菜，坐下来吃饭时，他也一屁股坐在桌子旁边，搞得我们有点尴尬，本来想用中文好好聊天的，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他。
有一次，在我们吃完饭后，索非安竟然提议，请我们去他的房间坐坐。几个女孩面面相觑，年龄最小的琳琳傻乎乎地点头答应了，被另一个女生文琪在桌子底下踩了一脚。最后，我们以作业很多为由匆匆离开厨房，尽管索非安还追在后面说，写作业有啥不懂的法语，我可以帮你们。
“去年，有个叫刘小燕的中国女生也住在这里，就经常来我房间。”索非安告诉我们。据他所说，刘小燕经常去他的房间和他一起“练习法语”，法语学得很好，最后救济房飞出了金凤凰，刘小燕飞去了巴黎上学。
终于，我们忍无可忍。同楼的几个女孩开始看报纸上的租房广告，我则盯上了法国的大学生公寓。
法国的大学校园是没有配备学生宿舍的，每个大学生都得自己在外面找房子。租私人屋邸租金昂贵，政府便专门建造了一些大学生公寓。因为是针对学生的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学生还可以申请房屋补助，每个月扣掉补助，只需90多欧，相比于当年里昂市中心400欧以上的单间，简直近乎免费。
我刚去学校报到第一天，就来到学生生活中心，几乎用尽自己所有的法语词汇，硬是挤上了申请大学公寓的等待名单。心中其实并不抱希望，因为这样的学生公寓非常少，申请的学生却很多；而且，如同法国的大部分事物——申请居留、学校一样，究竟什么样的条件和标准可以申请，完全是个谜。
没想到，不知道是自己运气突如其来的好，还是当时恰好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或是管理公寓的某个负责人看到我这个外国学生的材料突生恻隐之心、帮我夹了个塞，九月底，我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有一个房间空出来了，10月1日便可入住。
半年多后，当我们语言班的班主任，法国人弗德里克，严肃地告诫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好法语，才能申请上好学校；并举例说，去年有个叫刘小燕的中国女孩，法语很好，是全班唯一一个申请上巴黎学校的人。
我和文琪再也没憋住，狂笑起来。弗德里克瞪着我们，重重地皱起眉头，脸上写满了“不上进的学生真是无可救药”的表情。
大学生公寓的新生活
那一年的10月1日，我搬进了大学公寓，第一个迫不及待地逃离了郊区救济房。
大学公寓的构造其实也如救济房，医院般的外表，简朴的内装修，走廊两边是一间间配备了单人床和书桌的九平方米单人间，不同的是，冰箱、厨房、厕所、浴室全部公用。厨房面积不小，窗明几净，配备有微波炉、冰箱，只是唯一能开火的地方，仅有两片小小的电炉，不像救济房有煤气明火。第一天做饭，我就发现这电炉极其的慢，只能文火慢炖。心里未免有点忐忑，这么慢的速度，不知道一层楼二十多个人到了饭点要怎么抢厨房。
答案在几天后便揭晓了：法国学生极少做饭，厨房里鲜有人使用电炉。于是我经常一放学回来，就泡在公用厨房里做中国菜，这也成了我结交新朋友的地方。
慢慢地我了解到，原本以为是发达国家的法国，其实大部分大学生是很拮据的。中产以上家庭的学生大多去了医学院、法学院、工程师学校和商学院，只有收入在中下层家庭的孩子们才去免费的公立大学；而且很多家庭自从孩子上了大学，父母便不供给生活费了。所以公立大学的法国学生，除了只能住便宜的公寓，平时吃饭也是非常简单，自制三明治，白水煮鸡蛋或者意大利面配罐头，面包配奶酪，就是一顿饭。
每到了饭点，唯一会跟我抢着用厨房的，便是中国台湾的留学生乔许了。厨房是我俩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个慢悠悠的电炉，一共只有两个炉头，我们一人占用一个，还比较和谐；有时候他要多做一个汤，或是遇上我宴请朋友需要做好几个菜，一方同时占领了两个炉头，另一方就会怒目相向，每隔五分钟跑过来看看对方做完了没有，或是呆在厨房给对方造成压力。至于公寓里别的学生，基本上是占不到位置的；好在他们平时也不怎么用炉子，并且欧洲人吃饭也晚，八九点钟才有人慢悠悠地拿着面条或者土豆过来煮，我们早已经吃完了。
周末的夜晚，学生公寓里时不时有人在自己房间里组织Party，邀请同楼层的人来参加。被邀请的人，只需带一点零食薯片、或者一瓶超市里的廉价葡萄酒即可（法国超市3欧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还过得去的葡萄酒）。我见识到了法国的年轻人原来不需吃晚饭，干喝酒配薯片就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在公寓里喝到午夜还嫌不尽兴，还要出去找个酒吧继续玩。
我和他们一起下山过一次，在老里昂人山人海的街上，对话都用喊叫的。为了省钱，有人将便宜的烈酒掺和进1.5升的可乐瓶，带去外面假装是软饮料。酒精的作用下，我从没觉得自己的法语和英语如此流利过，不记得跟朋友们干了多少杯，只记得那天回去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半，早已没有公共交通了。我和乔许还有西班牙女生亚历山德拉一起，穿越盘山公路之间的小路，慢慢往山上的学生公寓爬去。
半路上下起了微雨，雨水打湿了路边一丛丛的山毛榉树，树叶被路灯照得半透明，空气中氤氲着似是丁香花的微弱香气。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路过一个转角，中世纪的圣朱利安教堂乍现眼前，再定睛一看，教堂的空地上立着的三个十字架上挂着的雕像——后来知道是耶稣和两个倒吊十字架的盗贼——雕像的背后是被山下的里昂城的灯光染得紫红的夜空，气氛一下变得骇然。乔许又很应景地，开始讲他在中国台湾遇到的灵异事件；我和亚历山德拉尖叫着，手拉着手，不顾一切地向公寓楼飞跑，后面传来乔许宏亮的哈哈哈哈。
开学前一周，我差点没有书读了
公用的铁皮信箱在学生公寓的底层，小小的格子排成长长的一排。走到熟悉的位置，蹲下去，找到印着“309”的那一条小小的长方格，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里面的小铁片被钥匙带动，向上一转，咔哒松开了口，铁皮小门缓缓打开。
没来得及看清信封上的地址，就急匆匆扯开，拉出里面薄薄的一张纸，一目三行扫到短短信件的中间段落，“regret”的字样跳入眼帘。
又是一封拒信。
我用力吐出一口气，这才去右上方的寄件栏寻找学校名称，南特大学。我申请过南特大学吗？南特在哪里？脑中一片浆糊。不过这并不重要，反正我已经被他们拒了。
从三月份大学申请季开始，这是我收到的第九封拒信。法国的大学申请无需考试，也没有录取标准，每个学校会要求不同的材料，按照要求将材料寄给学校，即完成了申请。彼时，大部分大学还没有开通网申，仅接收纸质材料。我办了张学校的打印卡，一次次充值，一次次打印出出生公证、大学本科毕业证、本科成绩单、教授推荐信、里昂二大法语班上学期成绩单、法语水平测试TCF成绩单。将这一大沓厚厚的材料装进牛皮纸信封，到邮局去称重贴邮票，再寄往学校。
然而，因为没有任何录取标准，法国的大学申请如同薛定谔的猫，录取结果看起来像是随机的，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被录取或者被拒绝了。我是整个语言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却是班上唯一一个一直在收拒信的人。转眼间到了暑假，班上同学都拿了录取信，兴高采烈各自回国过暑假去了，而我还是连一个录取学校也没有。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亲友的追问、和自己的不安与焦虑中，我开始了暑假生活。
“恭喜你，被巴黎第二大学录取了！”七月底，我终于收到了姜萌的MSN留言。姜萌是我在国内法语班就认识的朋友，暑假在里昂附近打暑期工，我便将公寓的信箱钥匙给她，托她路过里昂时帮我收信。费尽千辛万苦，收了十几封拒信后，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录取通知书，而且是我的理想大学之一。我高兴得无以复加，恨不得隔着MSN就给萌一个巨大的拥抱。
整个暑假，我到处约朋友吃喝玩乐，兴高采烈地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我被巴黎的名校录取了，九月份要去巴黎读书了。
直到八月底，我回到了法国，拿到了姜萌交给我的厚厚一沓拒信，从中找出巴黎二大的录取通知书，却看到上面赫然印着一句话：
“……录取前提条件为，您必须达到法语水平测试TCF的五级水平。”
我拿着信，整个人怔在原地，从头顶到脚心一片冰凉。
——我的TCF只有四级，尽管我是身边中国同学里考得最高的一个。那是九月开学前的最后一星期了，而我却没有书读了。
九月开学后，我北上巴黎，决定亲自去巴黎二大谈判。
在地铁上，我第一次对着那个我还不确信他是否存在的上帝，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学校录取我。假如你真的存在，就给我一个奇迹吧！
巴黎第二大学又名“先贤祠阿萨斯大学”，前身为巴黎法学院，坐落在法国著名的先贤祠旁边，里面葬着法国最伟大的人物们，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大仲马、居里夫人……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先贤祠右手边是巴黎五区政府，左手边就是巴黎二大的宏伟建筑，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大门，上书拉丁语的“巴黎法学院”字样。和先贤祠一样，巴黎二大的建筑风格也是同时代的新古典主义，层高四五米的白石屋顶，墙上镶着实木，地面则是红色的大理石板铺就。踏上钉了红地毯的旋转楼梯，转过一层，又一层，直到五楼，便是二大招生办公室。
停在门口，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我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语言学校平均分16.8的成绩单、本科老师的推荐信一并放在招生老师的面前，开口将事先反复练习好了一大段话缓缓陈述出来：我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中国大学本科是四年制，而法国只有三年，因此法国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我们在国内读本科时就熟悉过了；至于法语水平，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达到贵校要求的五级，但是我是语言班法语最好的学生，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赶上贵校研究生一年级的进度。
我一边陈述，一边紧张地观察招生老师的脸。她一页页地翻看着我的材料，表情不置可否。
几分钟后，她轻轻地吐出一句话，“那你来办入学手续吧，我们九月十五号开学。”
走出巴黎二大的大门，对着先贤祠罗马万神殿式的圆柱与穹顶，我蹲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陈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