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羊子山：全国最大古祭祀台遗址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升仙湖畔的羊子山祭祀台，是古蜀王国最重要的政治地标性建筑它从发现至今已66年，仍然藏在深闺人未识，连许多老成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和历史。

羊子山祭祀台边长超过100米，高12米，由160余万块土砖堆砌而成，是全国最大的古祭祀台，也是整个四川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唯一一座地面建筑。

羊子山遗迹修建时间约为商代晚期，保守估计距今约3000年，几乎和金沙遗址处于同一时期。留下的战国、汉、晋、魏、唐、宋直到明代墓葬共有211座，其墓葬数量和出土的文物十分惊人。

我从1976年起便开始参与羊子山祭祀台研究工作，算是熟悉羊子山祭祀台发掘历史的知情者，比较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发现四川唯一古代地面建筑

成都出北门穿过古老的驷马桥，在今青龙场与将军碑之间，曾有一高10余米宽100余米的土丘。当时，人们还未意识到这就是古蜀文明之源——羊子山祭祀土台，是农民牧羊的地方，故世世代代称其为羊子山。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大兴土木建设，对文物古迹保护意识不强，当地农民取土烧砖，到上世纪50年代末，羊子山已被挖平，土台不复存在。但“羊子山”这个名字却存续下来。人们在遗址旧址上，修建了羊子山汽修厂，并盖成仓库。羊子山文化，被静静地闭封在时光的尘埃里。

1953年，国家修筑宝成铁路时，羊子山祭祀台遗址被发现。

祭祀台遗址的表层为明代墓葬，往下是宋代、唐代、晋代、及至汉代和战国的墓穴，最底层即是土台遗址，是一座历经千万年的古人历史博物馆。

在一马平川的川西坝子，隆起这样的土台，显得十分壮观。

多数专家、学者考证后认为，羊子山土台严格定义应叫“祭台”，修建年代约在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其性质是宗教祭坛，是古蜀国人民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这是整个成都地区甚至整个四川省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地面建筑，也是全国发现的同时期祭坛中最大一个。

按其规模和工程量，它不可能是一般小部落遗址，它应是蜀中国家级的“祭台”。它反映了3000年左右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历史变迁等内容。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羊子山遗址台基下又发掘出了5件打制石器。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公元前250万年—公元前1万年）晚期的实物，这可以把成都先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至少推算到公元前1万年，比宝墩、三星堆、金沙还要早。

这是古蜀祖先万年前就在成都生活的最早的唯一的证据，也就是说羊子山祭台，是成都古蜀时期最早的遗迹之一。

考古人员在打制石器底层与台基之间，又发现了一个古蜀石器文化层，其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期，距今3300年左右。该文化层的出土器物，为探索古蜀国的奥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古蜀国用于宗教祭典的场所

历史学家冯汉骥在《西南古代的奴隶王国》一文中说：“以羊子山的土台而言，是属于蜀人较晚期的遗迹，其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可见，四川古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先生，1993年在《四川文物》一月号上撰文说：羊子山土台性质，原报告推测：“是观望，或为集会，祭典之所”。

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明确指出，它应是宗教祭祀性质的建筑，“可能之为祭坛”，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祭典的场所。

关于祭祀，据詹鄞鑫、徐莉莉于1990年所著的《神秘龙的国度——华夏文明面面观》一书有如下表述：

祭祀是一种通过礼物贿赂，向神灵求福消灾的宗教仪式。原始时代，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水平都很低下，处于幼稚，很自然地想象世界上任何实物和现象都是由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意志来控制的，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为了本身的生存，便把本来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求索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

原始的祭祀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简单的神灵偶象，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象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它礼物，祭祀者对着神灵唱歌（或嚎叫呐喊）、跳舞，并由主持者祈祷求福。

进入文明阶段以后，随着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祭祀礼节越来越复杂，祭品也越来丰盛讲究；偶象越做越高大华丽，并陈列在专门建造的庙宇中，其中许多作品还成为后代的珍贵艺术品。重大的祭祀，不再有原始祭祀者的淳朴的歌唱舞蹈，而代之以专门训练过的歌舞乐队。

自然，杀人祭祀的野蛮风气也逐渐被禁止消失。

古蜀时期陶制手工业已专业化

我从1976年起，便开始参与羊子山祭祀台研究工作，算是熟悉羊子山祭祀台发掘历史为数不多的知情者。

羊子山古祭祀台位于成都升仙湖畔、驷马桥北、川陕路旁。边长超过100米，高12米，由160余万块土砖堆砌而成，是全国最大的古祭祀台，也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地面建筑。

遗址台基下发现的打制石器，比宝墩、三星堆、金沙文化还要早，应该是我们祖先万年前就在成都生活的最早的的实物证明。

成都双水碾街道办提供的资料表明，这里留下的战国、汉、晋、魏、唐、宋直到明代墓葬共有211座，堪称“地下古墓博物馆”，发掘出的历史文物分散于全国各地，部分文物甚至成为镇馆之宝。

羊子山土台遗址古墓中的随葬品相当多，仅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中陪葬品陶器为例就有：陶器共出土16件，都被压成碎片，只有少数可以复原。

我在现场注意到，这16件都是容器，除口部用轮制外，器身都用模制，陶器内壁有用陶杵和手指按压的痕迹，所以器壁厚薄不匀。这16件中有常见的陶罐15件，其中2件 砂灰陶质，小口，口微侈，唇反卷，颈较高，肩凸出，再圆下与腹相接，圆腹，平底。肩以下是粗绳纹。

另外13件为直唇，小口，短颈，肩向内源转，腹圆，项下构成圈底，肩腹有明显分界，肩下至底全部分为细绳纹。表面里灰色，内外黄褐色。制作工艺特别的是1件陶壶。它泥质为灰陶色，是陶土经过精细的淘洗，质坚密，火候较高烧制而成。它短颈，小口，口微侈，唇外折，腹椭圆如蚕茧状，向下收为圆低，再下加一个圈足。另颈上有凸出的炫纹两周，器身两端各有同心圆纹三周，又有从头到足的双旋纹各三条。口部轮制，器身模制，表面磨光。器高18.5，口径5.8，腹径18厘米，十分精美。

这批陶器的出土，充分说明当时蜀中陶制手工业生产已日益走向专业化，社会出现分工，社会经济日益繁荣。

青铜器出土数量多而精美

羊子山遗址的古墓中出土的铜器多得惊人，虽然早年被盗，发觉时场地被取泥而破坏，且年代久远，但出土的青铜器就有兵器，烹饪器，容器，调味器，量器，田器，服饰器，工具等八大类。这八大类文物囊括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是：

其一，出土的兵器分剑，矛，戈，镞，弩机五种。随葬品放置如此多青铜制成的这批兵器明显为战国时遗物，如蜀地常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柳叶剑就有两把均为色小玉四瓣，这四瓣玉合成茎上的两个凸棱，缠上縧后便于提握手中。剑两面刻有饕餮纹，首端有孔，十分精致。另一剑面刻有S纹，圈外六孔，两剑制大体相同。其二矛，共3件，宽仄各不相同,十分锋利，可有字迹或花纹。其三，戈1件，有纹，椭圆形，放置人头侧边。这戈十分精致，形式与殷代的戈极为相似。其四镞，共15件，分为三种样式。这些镞均为战国样式。其五弩机2件。制盖为长方形，中空。盖端有一个铜盖，应为弩机臂柄的铜盖。盖为长方形，中空。盖端有一凹槽，似便于以手提握之用。表面还布满了精美的金银错花纹，与楚器金银错十分相似。其六，烹饪器，有铜鼎，釜，鬳甑等四种4件。为精美的烹饪器。另一件大鼎，周围有精美的雷文，卷草纹。这件大鼎竟是墓主生前用过的，一个足坏了竟是用铁足补好的。顶部还有疤痕几处，也是用铁补好的。底腹部还有一层烟熏的痕迹。鼎内还残存肉类骨头。鼎通高约50，口径亦50厘米。另外还有小鼎2件，金身素质无纹。高18，宽18厘米，口径13.3厘米。其余为6件死者生前吃食物时使用的器具。总之，件件制作也十分大气而精美。其七，容器，有垒，匜，盘三种。

以上举出的青铜器，仅为172号墓中出土的实物，其余墓中还有不少青铜器物，也散见羊子山土台。这一大批随葬青铜器物已够充分显示出当时蜀地制铜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古蜀国漆器、玉器都是宝贝

成都双水碾街道办提供的资料和图片显示，羊子山出土的漆器也较多，除出土的圆漆盒较完整外，其余均已遭破坏。其一，圆漆盒2件。出图时置放在大铜鼎的铜炉内，保存较完整。底盖两部大小相同，形式也一样，两部盖合处各有圆的铜扣一个，盒底有铜足一个，盒盖还也有一个铜圈。上面都有精美的银错花纹。高14，腹经21厘米。另一件木胎已朽。其二，漆奁2件，均腐朽，仅存鸟性铜置件。其三，圆漆器2件，残破，仅存铜釦和漆皮。

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一书说：在商代漆器的主要出土地点有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等地。当时的漆器绝大部分为木胎，只有个别为陶或铜胎。颜色有黑，红两种，漆类有罍、钵、盘、豆、盒、瓢、鼓和棺木等。

这充分说明四川地区与华夏其它地区一样，蜀人已高水平的掌握了漆器制作工艺，也许当时就有大大小小的漆器坊生产于四川各地了。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是中国四大漆器之一。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兼具实用和美观性能，彼时金箱银箔贴花工艺开始流行，又王公贵族偏好贵重漆器，漆器乃身份的象征。至汉代漆器造型较之前更丰富，器型也更大，出现了代替铜器的漆礼器，全国多地先后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刻有“成市草”、“蜀都作牢”、“蜀都西工”等铭文，西汉《史记·货殖列传》将“巴蜀之丹漆”列为全国名产。成都漆器“器”与“艺”两相结合，器因漆而华美，漆因器而致用，使之得以有三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历史。

羊子山土台出土的玉器也较多，更精美。

仅172号墓中出土的玉器就有：玉环，玉璧，管形玉饰，玉镯，玉髓环，玉瑷，以及古象牙齿珍饰品等，令人大开眼界。除在铜剑中提到的标首，漆内有玉饰镶进外，这批玉器物很有研究考古价值。其一玉璧1件，上刻有釜纹，色为碧缘。遗憾的是出土时玉裂为两段。外径14，内径4.1厘米。其二玉1件，也刻有谷纹，为黄白色。外径8，内径5.6厘米。其三玉环3件，均有谷纹，黄白色有青斑1件，外径1.2厘米。其四，玉髓环1件，圆形，一面较粗糙，一面较光滑，素质无纹，色白而透明，有黄斑，外径3.7，内径1.2厘米。其五，绞索纹环1件，出土时残破不堪，斗合后尚缺一段。外径6.9，内径5.3厘米。其六玉觸2件，鱼状，眼睛清晰，嘴后一孔，玉白色，有青斑，长8，宽1.7厘米。

这批玉器有一特点，谷物雕刻几乎都有，这说明什么呢！汉代词赋家杨雄在《蜀记》中有“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之句，即今天回山，这段话是说蜀王杜宇的功绩是开创了农耕时代，他“教民务农”在蜀中广为流传，几乎所有蜀人都知道有其人，至今他的墓祠还在郫都区。它与开明王合葬一个地方，取名为“望丛祠”。两人都是治水能手，种田能手，在蜀中有种种传说典故。

玉器是装饰品，显身份。是的，那时，商周贵族用玉来比喻自己的良好品质，因而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玉器成为贵族专用品，或供贵族装饰玩赏，或充当身份，地位信物或通神的用品。

成都春秋晚期就掌握冶铁技术

羊子山172号墓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铁器是三角架子。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发现。因为铁器在成都地区发掘是极少的。

笔者1976至1980年曾在金牛区兼搞出土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几年时间里只发掘过一次战国墓中有铁器。

1989年3月18日《四川工人日报》刊用了我写《古墓奇闻》连载篇，第一篇为《战国墓中铁器》全文如下：我国的冶铁技术起于何年，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在封建社会初期。理由十分简单，有了铁器制造的农具，土地开垦就优越于青铜制的农具，生产力就发达，社会就进步。我国中原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说来生产力比川西或西部地区发达些。据一些史志载：四川铁器是战国晚期由卓、程两家从中原迁来的冶铁技术。

1979年3月19日，在成都东郊的圣灯村10组发掘的两座战国无棺古墓中出现奇迹：一号墓坐北朝南，仰身葬一古尸，早已只剩骨架，身旁有青铜剑、带钩、钺各一件；铜锯片2件；还有使人惊讶的铁斧、铁铲各一件。

1980年7月15日的《成都文物简讯》第二期载文说：“据有关部门考证，断定至迟为战国中晚期蜀文化遗物。铁器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地区和中原无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冶炼铁器的技术”，且比较发达。

现见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中，竟有这件早于我当年在圣灯村发现的战国古墓中的铁器，且这件三角架的铁器较大，它应是用于宫中人生活置放衣物被盖等多种用途的铁质三角架。

墓中还有其他铁件的出现，便进一步佐证了成都地区有铁器的时代应早于汉代卓程两家来川才有冶铁的历史记载。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一书介绍道：商代晚期和两周早期，我国工匠在铸造铜同时认识了铁。我国至迟在两周末年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的历史。

羊子山土台遗址若按战国“下限”为计，那时的“成都”为开明十二世时，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之时，按此来计那时就有铁器了。

如此算来“羊子山土台遗址”建造者不是在杜宇王时代，而是在开明王时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