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跟你讲情分，只想跟你讲规则
文 / 零拾君
谁都知道，中国是个关系型人情社会，凡事都讲人情讲关系而唯独不讲规则。
说到“找关系”，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大到找工作、孩子入学，小到求医看病、外出搭车，很多人脑子里闪过的第一想法便是“有没有熟人”？
在生活中，我们要做什么事，往往潜意识里首先反应：关系！
医院有没有人？政府有没有人？法院有没有人？房地产开发商有没有人？家中有人犯了法，就想方设法找亲戚找朋友找熟人为其开脱罪责。
甚至连学生想当个班干部也要托关系。
被找的人，若不行方便之门，就会被冠之以“不够意思，不够朋友”“不仁不义”的骂名。若你和亲戚朋友讲规则，更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六亲不认”没有人情味的人。
有时候，这些复杂的人情关系让人很累很头疼，让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照着做，无疑会被亲戚朋友谴责谩骂，让你失去亲情失去朋友变得孤立无援；按照他们的要求做，那就明显践踏了法律，违反了规则。
有法可依有规则可寻的话也就不需要托关系了。
规则社会的运作是靠规则来调节和维系的，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可以靠“关系”来调节和维系的社会。
虽然也有法律，有道德，有规则，但“关系”可以超越法律，腐蚀道德，破坏规则，“关系”可以造就法外之“法”、“关系”内的“道德”（如所谓的“哥们义气”）和潜规则。
中国的“关系”文化，就像穿透了柏油路面、水泥广场而蔓生的野草一样，经受住了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顽强地生存下来、蔓延开去，甚至在这种博弈过程中腐蚀、扭曲、改造了市场化进程，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
而这样的关系何其让人烦心。
大家都知道这种人情来往，人情、人脉你动它一次，你就得付出，你欠了人情，总要还。
中国不仅是个人情社会，还是个有礼节爱面子的社会。
孔子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要有来有往有欠有还，而这种人情债的偿还，很多时候它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当初按规则办事多得多。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哥们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住，警察一看是熟人，就说：“算了，你过去吧。”这哥们在心里窃喜：省了50元。第二次又路过这儿，拐错弯了，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朋友交警：“又你当班啊？”对方又说：“没事儿，过去吧。”又省了50元。人家帮了自己两次，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于是找理由请对方吃饭，还这个人情。结果一顿饭下来，花费远远大于100元。更要命的是，吃饭时，他多了一句嘴：“弟妹忙什么呢？”对方说：“不争气啊，一天在家没啥事儿。要不上你那里找个活，随便给点钱就行。”他一口应承：“没问题，哥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等朋友媳妇来上班后，得想着怎么开工资呢？再怎么也不能低于2000元吧。然后上班后却发觉对方不但能力不行，还懒惰。因为是朋友的媳妇，说也抹不开面，导致其他员工很是不满，公司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两年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不得不跟对方说：“让她回家吧，我每月给她开1200元。”对方一听就急了：“瞧不起我媳妇啊……”这下好了，他一年搭进24000元，还得罪了朋友。
如果当初交警一上来敬礼，说罚款50元时，然后他乖乖地缴50元，后面的一切不愉快都不会发生。
对于这一点，齐白石老先生做的特别好。
白石老人家的门口和客厅，都贴满了卖画和刻印的润格：“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恥，请照润格出钱。”“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藤萝加蜜蜂，每只二十元。”“已出门之画，回头补虫，不应。”“已出门之画，回头加题，不应。”
请他作画，一只虾十块，两只二十。如果你只带了十五块钱，对不起，“那我就只能给你画一只虾。”再在画幅角上画一个虾脑袋。这就是绝对按规则办事情。
我们总喜欢讲情分，而把情感和法律规则混淆在一起。只讲情分，不讲规则，还骄傲地宣称，中国是个讲究人情的社会。
人情社会麻麻杂杂，模模糊糊，不讲原则，什么“人熟了，飞机都要刹一脚”，竟然熟悉到改变公共社会的规则，将公共利益变为私人人情，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制度，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人人都号称熟人，找关系，托门子，置规则法律不顾，给自己开方便之门，全社会都如此，大家都在为一己私利而破坏着规则。无怪乎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特例中的特例！”
当人情大于法律，大于原则，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看法律而看面子看熟人时，那绝对称不上一个文明的社会，那是一个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社会。
什么时候中国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懂得原则不能违反、人情不能大于原则、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时，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当有一天，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即便是一个熟人也没有，只要你的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方就必须及时给你办理！一旦不及时办理你马上就可以控告对方渎职，而且一告一个准，那个时候，社会才真正走向文明变为高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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