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儿到内蒙古以后……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发生大面积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直接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活。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育院中收养的几千孤儿的生活因食品不足陷入困境。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亲切关怀下,远在几千里之外、生活并不宽裕、淳朴善良的内蒙古草原的额吉们(蒙古语,指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嗷嗷待哺的汉族孤儿,用心、用情把他们抚育长大。在内蒙古草原上,牧民们把这些南方的孤儿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三千孤儿入内蒙”,书写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血浓于水的动人篇章。
    (一)
  处于自然灾害困境中的全国各地,城乡粮食和食品供应严重缺乏,一些农村家庭因为养不活孩子,无奈把幼童送往周围的城市。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的一些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救助压力骤然加重。因为食品短缺,三千多名幼儿营养不良,面临着疾病和夭折的威胁。当时分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在南方调研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后,请求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希望内蒙古自治区支援一些奶粉,以解燃眉之急。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后,及时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研究部署。会议认为,光支援一些奶粉,对那么多南方孤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与其提供奶粉,还不如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让喜欢孩子的牧民来抚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乌兰夫把内蒙古党委的这一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危难关头的担当和奉献精神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他特别叮嘱内蒙古自治区要把这些孤儿照顾好,扶养好。于是,同样面临饥饿和灾荒威胁、生活同样困难的内蒙古自治区,敞开了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南方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三千多孤儿,并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大爱无疆,大爱无垠。“三千孤儿入内蒙”,彰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国分忧的高尚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生命的悉心呵护,也是我们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诠释。
    (二)
  为了使这些从南方来的孤儿在内蒙古得到更好的生活,内蒙古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资金,建设了10座大中型育婴院。1960年5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内蒙古卫生厅党组《关于1960年收容并入儿童工作的具体计划》作出批复时强调:“希望你们迅速具体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对接收孤儿的工作非常重视,布置自治区卫生厅、民政厅组成专门接收孤儿的机构,部署各盟市有关部门做好接收、抚养孤儿的各项工作,对这些来自南方孤儿的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人员等问题都做了周到、细心的安排。
  1960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开始了接收孤儿及安置工作。这些新来的孤儿并不直接送到牧民的家里,而是先在呼和浩特、包头、集宁等地的育婴院住下,检查身体、打预防针,住两三个月后,让这些南方来的孤儿完全适应内蒙古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之后,再由有抚养条件,特别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蒙古族牧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抚养。为了让这些“国家的孩子”有个好的家庭,育婴院的工作人员对收养人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筛选,民政局、公安局、妇联、居委会去提出收养申请的家庭实地考察,确信收养人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同时强调优先申领的是“革命家庭”。如果后期发现有收养人没有照顾好孩子,工作人员会给孩子另寻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收养。
  三千孤儿到内蒙古以后,草原上的那些没有子女的牧民们,纷纷到育婴院领养。牧民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教他们说蒙古语、学骑马、打猎,还供他们上学。从此,这些“国家的孩子”开始了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全新生活。有的一户领养一个,有的领养两个,镶黄旗的蒙古族卫生员张凤仙领养了六个孤儿。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含辛茹苦,在商品短缺、物资匮乏的艰辛岁月没有让孩子受苦遭罪。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倾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她抚养的孩子长大后,一个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一个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张凤仙老人去世后,六个孩子为报答她的养育之恩,打破了蒙古族不立墓碑的习惯,给老人立了墓碑,以此来感激和缅怀草原母亲的大恩大德。
    (三)
  为了更好地保障这些从南方来的幼儿身心健康,内蒙古自治区的育婴院招收和训练了一批保育员,她们主要是一群18—40岁左右、具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壮年蒙古族妇女和小部分汉族妇女。由于任务紧急,也有部分保育员没有读过书,但她们都在接受培训后,达到了初级卫生人员的水平。一些盟市的育婴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还印制了《给母亲的一封信》介绍育儿方法和病儿护理知识。
  在育婴院里,这些年轻的蒙古族女性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对待这些“国家的孩子”,为这些幼小的孤儿全身心地投入和付出,她们成了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朵。当年19岁的都贵玛就是其中的一位年轻保育员。都贵玛出生在一个普通牧民家庭,在她4岁时,父母双双离世,都贵玛由姨妈带大,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保育院,成了28名孩子的额吉,这批孩子中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只有5岁。面对这些从南方来的孩子,4岁便失去双亲的都贵玛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白天要照顾他们吃喝,晚上还要值班。夜班是最难熬的,根本没法睡觉,一个醒来哭,其他的就跟着闹。孩子生病了,都贵玛会一个人骑着马,冒着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在凛冽的寒风中奔波几十里去请医生。在都贵玛的悉心照料下,28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代,称得上是奇迹。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草原额吉的卓越奉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都贵玛被党中央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60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国家的孩子”如今都已是年过半百、儿女相伴了,并且沐浴和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下。他们当中有医生、工程师、军人、教师、国家干部,也有牧民,他们大多数仍旧生活在内蒙古各地,也有一些人回到了南方,并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的背后,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生动地诠释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血脉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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