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

近来开始迷上了走步，每天走一万多步，过敏性鼻痰的症状得到极大的缓解，没有象前些时候那样，天天有几场惊天动地的打喷嚏。老头约我去4S店取车，说是走着去、开着车回。虽然走着去颇有诱惑，但我还是说：不行，这个星期我还没有写公众号呢。老头问：这个星期你要写什么？我说：要写杨绛先生。

这个星期在读《杨绛作品集》（二），书读了一大半，文章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次读到，还是有很多感触。可是，真正写起来又不知道从何写起。都说文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假。我是一边读书中的文章，一边读杨绛先生、她的父母、她的姑母、她的夫君这些人，重点读的是杨绛先生本人。这里就挑出其中的两篇文章，说说自己读杨绛先生的感触。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帖了我几张大字报。”

这是书中《丙午丁未年纪事》（即《乌云的金边》）一文的开头，文章写的是1966年8月到1967年间作者在那场运动中的经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乌云滚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杨绛先生在这番对话后，经历了挂牌陪斗、被剃阴阳头、被用杨柳枝鞭子抽、被没收译作《唐吉诃德》、被罚清扫女厕所、被孤立辱骂，等等遭遇。

杨绛先生写这段人生中阴暗的时期，用这样的对话开头，读来心酸又忍不住苦笑。其中包含很多滋味，有他们在当初“揪出来了”时，因问心无愧而波澜不惊，有经历大风大浪后的心平气和，还有对那场煞有介事的运动、及所遭遇的一切的轻视。这样的基调贯穿在整篇文章中。

她写自己陪斗的时候，一个姑娘拿着锋利的剃发推子，要给陪斗的三位老太太剃去半边头发，有人下跪向姑娘求情而免于剃头，她则“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他剃光了半个头。”回到家后，还有心情拿这样的遭遇开玩笑，“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读到这里，特别佩服杨绛先生刚柔相济的品性。面对邪恶的侵犯，宁肯把自己的头发理掉也决不低头，可谓至刚；而受了羞辱自嘲一下，一笑了之，温柔地对待不幸的际遇。这样的品性，让她在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游街时也可以泰然自若，甚至超然事外。

她这样写自己游街的情景：“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却能不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看见那个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她写自己被罚扫女厕所，说是“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所”。“我看到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办了几件有用的工具... ...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磁坑、一个污洉重重的洗手磁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有人告诉她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有一点灰尘。”

我们常说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什么叫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杨绛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她是清华大学的外国文学教授，是文学家、翻译家，曾经是出国留过学的大家闺秀，但命运把她逼到厕所做清洁时，她不爱干怕湿，而是把这份工作也做到极致，把恶毒的惩罚变成如花的成绩还击给想折磨她的人们。

她写自己翻译的作品被没收了、自己的笔记本出现四次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的“笔误”，而被人整成黑材料时，说“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她怕自己没有留存底稿的译作被糟蹋，找不回来，写“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当有人帮助他把稿子取回家，她写“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在那样凄惶的岁月里，她看到人心深处的良善，说那些表面上和她划清界限、批斗她管制她的人是“披着狼皮的羊”，说那些人对她无言的关照，是乌云的金边。她写道“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念好不念恶，这也是杨绛先生战胜恶的法宝。你们不是想对我作恶吗？我当时不在意，事后也记不得。让恶的重锤砸在棉花上，直消解到没有份量。

读杨绛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想起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中，让姚思安对女儿姚木兰说过的话：人若拥有一个正直自持的内心，就拥有一个万恶不能侵入的世界，那是使人乐观奋斗的美好世界，活在如此世界的人会有勇气，能奋斗，也能忍受。（大意如此。）我想，杨绛先生正是位有这样正直自持的内心的人，正是活在这样的世界上的人。

联想到杨绛先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一生，正如姚思安还说过的话：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盈保泰。

《回忆我的姑母》一文，写的是杨绛先生的三姑母杨荫榆先生。之前，对杨荫榆先生的认识基于中学课本中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以为杨荫榆先生只是一个屠杀学生的帮凶，只是历史的罪人。

“因为她（杨荫榆）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这是《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作者回忆之前的交待。这样的交待有作者的无奈、也有作者的聪明。她要向世人讲述自己姑母的真实形象，总免不了有替亲人涂脂抹粉、洗白的嫌疑，但在一些事情上如果不为姑母正名，又有什么写的必要？聪明的作者在感情上把自己和姑母拉开距离，既是对读者的交待，也是对自己的提醒。

事实上，整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冷静和客观。姑母从小缺爱，被嘲笑长得丑，但她对嘲笑自己的亲娘咆哮：这是你生的！是你生的！！是你生的！！！性情火爆、富于反抗。

姑母十六、七岁的时候，被母亲包办婚姻嫁给一位门当户对的蒋姓傻子，她抓破傻子丈夫的脸，逃回娘家死也不回婆家。后继续读书、考取公费留学，终生再不考虑婚姻大事，一心想为社会做些事情。

姑母就是寄居在兄嫂家里，依然是霸道而又自我，不善与人相处，不懂换位思考，我行我素却处处得到兄嫂的包容，也得到某些侄辈（主要是杨绛）心理上的排斥。

姑母曾经因为学校开除一位学生而忿然辞职，认为那样做会毁了被开除的年轻人一生。曾经在出国留美出发的时候，有大批的学生到站台相送，她和她的学生们依依不舍，挥泪作别。

姑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而惨遭日本兵杀害的。她死得很惨，枪击后推入河里还在挣扎，又在水中连中多枪。死后因为条件限制，薄棺入敛。葬时因嫌棺木太薄，又在外层订板，“来不及刨光，也没有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生。”

杨绛先生写得很冷静，但读得人眼眶发热，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对杨荫榆先生深感同情，觉得她的那些怪僻都情有可原，有时候对她自强不息、矢志报效社会、为同胞勇敢与日本人面对面斗争而深深感动！杨绛先生就有这样的大才，不动声色地把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成见给扭转过来。

在文章中，写到杨荫榆先生对某次自己请客的菜品不满意，而深深自责时，杨绛先生写道：“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方言，估计是不好的意思）。”

在文章结尾处，杨绛先生就女师大风波，这样写道：“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来，做了女师大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也没有看清自己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读到这些文字，觉得杨荫榆先生生前不幸，身后万幸。万幸有这个“很不喜欢”的侄女，她终于懂得了姑母，并且有机会、有能力向世人讲述姑母的真面目，与自己的懂得。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发现，杨绛先生成为这样的杨绛先生，是有道理的。

杨绛先生有一个好母亲。

她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写到姐姐结婚时，两位姑母近乎恶意的说三道四，而她的母亲全然不在意。说：“我的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会。”杨绛先生后来对造反者给自己种种侮辱的不在意，那气量多像自己的母亲。

她写到姐姐买了糖炒栗子，孩子们都抢在两个姑母想吃之前，把剥好的栗子藏在口袋里留给母亲吃，说“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糖炒栗子）却是爱吃。”“等两个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责备是对孩子行为的纠偏，温和是对孩子好意的领情，母亲的举动是那么有范！

她写孩子们看不惯两位居家的姑母在家里霸道与自我，说：“我们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太自大了。……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的，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我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想起杨绛先生译作中那句话，“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因为对自己在人世间的份量有充分的自信，所以就没有什么值得计较。后来的杨绛，因为不计较而格外有尊严。

她写三姑母自己“典”了一处房子独住，母亲让孩子们在搬家的时候都要穿上新衣服去帮忙搬一些东西时，说：“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园子的经济人已经吵过两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让人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负，甚至受害。”读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眼泪流了出来。即使是那样一位奇葩的小姑，母亲还是如此精心的照料，这种大气与深爱，根植在杨绛的心里，她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帮助过“老王”、帮助“林大娘”、叫人给李健吾等其他作家家里也送一车煤，都是一样的深情与体贴。

即使三姑母在家表现那么横，母亲还说她本来是个“贤妻良母”。她懂得那些泼辣不是小姑子的本性。甚至在父亲微词自己妹妹的时候，母亲还替两位长年居家的小姑说好话。这位母亲宽厚仁慈、体恤苦弱，深深地影响着杨绛先生，她一生与世无争，体恤贫弱，都缘于母亲的影响。

杨绛先生还有一位好父亲。

杨绛先生年轻时也想学理，有做科学研究的梦想。但父亲了解她，叫她尊重自己的品性选择学科。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讲到她在选择专业时的一些变化时，说：“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她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性情的发展道路，这其中有父亲的引领。

她父亲一生正直无私、才华横溢。在父亲逝世后，有一份遗愿未了，让杨绛先生耿耿于怀。她写道：“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的几部著作吗？’”

我只求出版自己的几部著作吗？父亲为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为的是文化的传承。只求出版自己的几部著作，那不是父亲的格局。

而她的父母，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恩爱夫妻，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而且用他们彼此懂得的表达方式。

母亲给了杨先生良善宽厚的品性，父亲给了她海阔天空的格局、与正直自持的内心，父母共同给她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因此有了这么美好的人物。杨绛先生活了105岁，也是有道理的，她用丰富的学识与卓越的才华，从内部滋养好自己的生命；又用淡泊名利与远离是非的智慧，从外部为生命筑好防火墙；还用打扫家庭的战场——完成亲人没有完成的文化传承——的使命，和世界建立起一种牢固的联系。她不活一百多岁，谁还有资格活一百多岁呢？

这些天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对老头说起杨绛先生。

我说：杨绛先生说“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以此类推，有时候一些非义务的道德方面的要求，我们也只能指向自己，不能责求旁人。

我说：原来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可恶的女师大校长一生很不幸，她的很多事迹也很感人。老头说：你是相信鲁迅先生还是相信她（杨绛先生）？我说：都相信，不矛盾。鲁迅先生是就那个历史事件说话，而杨绛先生是就整个历史人物说话。

我说：读到杨绛先生的母亲叫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去给姑母搬家装装门面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母亲的细密与良善，都是后来杨绛先生身上的品格。母亲对女儿太重要了！

我问老头：你想读一下《回忆我的姑母》这篇文章吗？他说：不想。我说：是不是我想你读你就不想读了呢？他说：是的。我说：写的是杨荫榆呀，怎么不好奇读一读呢？他说：过去多久的事情呢？还沉浸其中？

总之，老头对我的说道反应比较冷淡。

他不知道，钱钟书先生夸杨绛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还说：“遇到她之前我从没有想过结婚，和她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后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奖赏。

他不知道读这个女先生的文与人有多么动人，她让人高山仰止，却既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凡尔赛，也没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大上，平和得让世间万种风情都显得暗淡。

他不知道有一种幸福和圆满叫做杨绛牵手钱钟书；有一种感天动地的生离死别，叫“季，好好里。”“放心吧，有我在呢。”

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婆不仅没有因他的态度而跳起来和他吵架，而且脾气越来越好，就是因为读了杨绛先生，并暗自向杨绛先生看齐，想像她一样做一个平心静气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