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原创丨结婚证里的记忆
结婚证里的记忆
文/杨曙明
前不久的5月28日，是我和老伴登记结婚四十年的纪念日。回首往事五味杂陈，情感泛起阵阵涟漪。
老伴是个有心人。那天早上，她找出了精心珍藏的结婚证。难掩岁月沧桑的那两张结婚证，让我看了感慨万千。因为那里面不仅记载着我们当年的情感，而且还记载着那个年代生活的酸甜苦辣咸。
我和老伴相识于1977年岁末。此前的两年多，我们都是下乡知青。她插队在武城，我插队在东阿。我们被招工回城后，进了同一个工厂，并被分配到了同一个车间。交往两年后，我看中了她的手巧和贤惠，于是便毫不犹豫但循序渐进地向她挑明了我的意图，我们就这样谈起了恋爱。
按照我们国家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男子年满20周岁，女子年满18周岁，双方自愿结合，婚姻登记机关就应该准予其登记结婚。可是，基于五六十年代人口增长过快之原因，所以从六十年代末，各地对城市居民结婚登记的岁数，开始执行男女双方都必须年满25周岁才能准予结婚登记的“土政策”。因为这个缘故，1980年虽然是我们热恋的年份，但当时却并没有急于结婚的打算，可是没想到那年9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新《婚姻法》于198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旧婚姻法同时废止。当时改革开放已是春风拂面，依法治国日渐得到重视，各地执行的结婚登记的“土政策”也就随之作废。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这让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似乎瞬间就成了大龄青年。我们着急尚在其次，父母着急那才是真切的。于是，在他们的屡屡催促下，我们便将原本计划1982年结婚提前到1981年。
当年登记结婚，不似现在这样由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办理，而是由男方或女方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代办。登记结婚时，男女双方不仅要带着各自的户口簿（当时尚无身份证），而且还要持有双方工作单位出具的同意结婚的证明材料，所以，在我们的结婚证上，不仅有历下区人民政府的大印，而且还有东关街道办事处的公章。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我们那结婚证实在是太寒酸了，就是一张巴掌大小的对开纸张，只不过比普通信纸稍厚些而已。正面是红色，封面有烫金的“结婚证”三个字；里面的内文是：“兹有×××（男）××岁、×××（女）××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予此证。×年×月×日。”那结婚证上，既没有结婚照，也没有男女双方具体的出生日期，倒是有个“结婚补助布票”的长条形红印章。在这个红印章后面，用钢笔写有“15尺”“棉3斤”的字样。那年月我们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几年，商品供应虽然较之前些年略有好转，但仍旧是十分短缺，包括粮、棉、油在内的诸多生活必需品都还是凭票供应。要知道，就是结婚补助的15尺布和3斤棉花，还不够做一床厚被窝的。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产棉区，记得大队领导们得知这个情况后，特意派人专程给我送来了10斤优等皮棉。
时下人们结婚都是买家具，可我们那时候时兴打家具，不是不想买，而是为了省钱，再说有些家具就是想买也没处买去啊。在我们家，父亲和兄长不大管家务事，确定了结婚日期之后，母亲和我就忙活开了打家具。当时，我们家刚刚乔迁新居，原先居住的烟厂宿舍就空了出来，于是，那处宿舍便成了“家具作坊”。我主外负责外出采买各种材料，母亲主内负责照料制作家具。
我们兄妹四人，兄长大我一岁多，因而当时也面临着要结婚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家具作坊”需要同时制作两套家具才能满足需求。打家具是个麻烦活，木料、板材、五金件，弹簧、油漆、门把手，缺什么都不行。此外还得随时打扫卫生，清扫场地，伺候木匠师傅吃吃喝喝。我和母亲都是有工作的人，我们娘儿俩完全是利用班前班后的业余时间和礼拜天忙里忙外，期间的辛苦可想而知。结婚乃人生头等大事，母亲又是个好面子的人，她更想让我们兄弟俩结婚时都风风光光的。功夫不负忙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操劳，我们的家具作坊制作出了两件大立橱、两件五斗橱、两套沙发茶几、两件书橱、两个酒柜、两件写字台、两个床头橱。此外，因为我喜欢音乐，母亲还请木匠师傅为我的留声机量身制作了一个梧桐木的音箱。
结婚需要家具，但相对而言更需要婚房，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们家的住房原本就不宽敞，烟厂宿舍留给了兄长，我当然不愿意拥挤在家里。于是，经过我和母亲的努力，父亲的朋友帮我寻租到了一处公管房。那处公管房地处后坡街，在一栋简易楼的六层上。面积虽然只有24平方米，可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因为那是个找房子比找媳妇还要难的年代。
我和母亲忙活着打家具，未婚妻也就是如今的老伴也没闲着，她就负责整理我们的婚房。说起来她还真不简单，没有请他人帮忙，完全靠自己就把婚屋粉刷得干干净净，把门窗油漆一新。同时还采买了些生活必备的锅碗瓢勺，缝制了窗帘、床围子等。等到我们这边家具打完了，她那边把婚房也拾掇利索了。当我们把簇新的家具归位到粉饰干净的婚房内，不少朋友见了都不免露出羡慕的神色。
我的脑子不太好使，老伴却至今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登记结婚之后，母亲给了她二百块钱，让她自己做衣服。如今看来，二百块钱不算什么，可是要知道，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每个月的工资也大都不过三十多块钱。老伴用那二百块钱给自己做了身毛料礼服，给我做了身毛料中山装，剩余的钱买了对刚刚时兴的折叠椅。
1981年8月30日，我和老伴如期举行了婚礼。当年我挺喜欢追求时尚。结婚典礼那天，我特意让请省府车队的朋友，给我安排了两辆轿车，用来接送新娘和娘家人；同时，我还在“燕喜堂”安排了20桌婚宴，宴请亲朋好友；当天晚上，我们新婚夫妇还乘坐火车到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旅行了10天。当下来看，轿车接新娘，设宴请宾客，结婚去旅行都不算什么新鲜事，可在当时却有“引领”和“追求”时尚的意味。
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个春夏秋冬，我和老伴经历过阳光明媚，也经历过风雨雪霜；经历过阴晴圆缺，也经历过悲欢离合。说起来很简单，回味起来则感觉很是不容易。西方文化把四十年婚姻称之为红宝石婚，寓意夫妻同甘共苦四十年，婚姻已经好似红宝石那样珍贵。年轻夫妻老来伴，如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老两口越发感到婚姻之幸福，之珍贵。人生大都不过百年，四十年虽然不容易，但我和老伴都不满足，我们期盼着蓝宝石婚、金婚、钻石婚到来的那一天。
【作者简介】杨曙明，祖籍沂源的济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岁月无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觉远》《凝固在记忆里的时光》《光阴的印记》《我的父亲母亲》《历下名士寻踪》等九部散文集，《有话明说》《话由明说》两本时评专著；曾为《齐鲁晚报》“有话明说”的专栏作家；主编有《济南的味道》《历下倾城》《诗意历下》《历下民间故事》等书籍；曾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齐鲁散文奖、泉城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