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那个制造“淫秽作品”的“地摊作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作为旅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在家乡陕西澄城多少也算是个名人。然而最初在一些乡党们的眼里，却认为他是家乡的耻辱。1996年春节，老村回乡探亲。认识的人见到他，竟当面说：'看，写黄书的人回来了。'话语里满是讥讽与不屑。

2004年，老村应邀赴云南参加笔会。在宴会上自我介绍时，一位老作家竟当面斥责他：'......你怎么可以叫老村？我觉得你应该叫小村，小日本！......你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来开会？你的《骚土》够骚的，小日本！......'

这样的侮辱与蔑视，只因老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为《骚土》。

《骚土》的故事背景是'文革'初期的鄢崮村。小说以漫画式的笔调，喜剧化的风格对那个特殊时期的农村生活作出了描写，刻画了一个个或卑微、或悲壮、或美好的人物形象，深刻地还原了农民亘古的苦难和黄土地上的农村沉重的历史。

九十年代初期，在文学界'陕军东征'口号的催动下，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一批陕西作家在文坛实力亮相，同时《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等书火热大卖。

其实，同为陕西作家的老村虽然也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骚土》，但却没能搭上这班顺风车。由于出版无门，只好由'二渠道'书商的操作。结果《骚土》不但被删去了几万字，而且用上了一个粗俗不堪的封面，并冠之以'承金瓶之莲露，渍红楼之顽玉'的语句吸引眼球，彻底沦为了地摊文学。

之后，一些批评家在杂志上撰文，称《骚土》为淫书，而作者老村则为国内制造'淫秽作品'的代表性人物。

书商看中他的小说，和评论界所诟病的大都是一回事，即书中有一些关于男女性事的描写。平心而论，这些描写并不比贾平凹的《废都》中'此处删去五百字'更让人心猿意马，也不比《白鹿原》'美好无比的奶子'等描写更为直白，然而游离于文学体制之外的老村却每每被人抓住这些不放，且无法挣脱。

一部《骚土》，让他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生活和心灵的双重苦难。

老村，原名蔡通海，生于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尽管父亲手艺精湛灵巧，老村却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而是去当了农民。开拖拉机、看磨坊、卖红薯，做水利绘图员，干生产队会计，他都是一把好手。沉重的农活劳累着他的身体，却没有麻痹他的灵魂。劳动之余的时间，他都是用来读小说，文学无限可能性的广阔和博大滋润了他干枯的心灵。

慢慢长大后，读到一些文学作品，让我看到了人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有一种光明......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寻找这种光明，追求人类的文明和温暖。

书读得多了，就有了表达的欲望。带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挣扎，在家乡的农房里，17岁的老村以抽屉为凳，以双膝当桌，经过多个夜晚，终于写出了人生的第一篇30多页的小说。之后，他贴上8分钱的邮票将小说寄给了《陕西日报》。

虽然稿件的石沉大海证明文学之神并没有眷顾他，却由此在他心里种下了写作的种子。

但无论如何，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诉说了。从此，这诉说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虽然少年老村也曾想过依靠写作吃饱穿暖，端上铁饭碗，但这种机率无疑太过渺茫，而且也不是他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所幸，不久后他就用另一种方式跳出了农门，参军到了青海。

在当兵的岁月里，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部队，当上了军官。之后，由于'个性无羁'，他又转业到了地方，在西宁电视台做了7年的编导。

正是在青海的这段岁月里，因为有感于'黄土地农民有巨大的苦难要讲述'，从而受到责任感的驱动，他开始构思并完成了《骚土》的创作。

这是一部他寄予了巨大厚望的小说。多年后，当拿到书海出版社的《骚土》足本样书时，老村红着眼睛对妻子说：我们受的屈辱和苦难一在看来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给中国文化放进去一本书。

当时为了《骚土》的出版，他孤注一掷地扔了曾经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和妻子去了北京。然而现实却没有因为他决绝的信心就露出笑脸，到了北京不久，他和妻子就双双失业，每每为生计发愁。

相对于吃饱肚皮，最焦心的还是《骚土》的出版无门。在跑遍了各大文学杂志社和出版社后，最后老村只能无奈地求助于书商。九十年代初期，是沉寂已久的文坛的又一次暴热，也是书商泛滥、地摊文学盛行的时代。书出版后，看着被书商糟蹋得恶俗不堪的《骚土》，老村跪倒在地，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有愧于文学和家乡父老。

即便如此，《骚土》也比肩《废都》和《白鹿原》，成了1993年发行量最大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行销百万册。

不同的是，贾平凹和陈忠实都因作品大热而跻身著名作家行列，在体制内生活得衣食无忧，可以安心写作。而老村的《骚土》却是发行得越多，骂声越多，很多人买他的书也都是奔着'黄书'的名头去的。

他的一位年轻的乡党曾撰文写道，当年正读初中，他的语文老师介绍本县作家老村写了一部《骚土》，'当时，我察觉到学生们顿时被这个以近乎轻佻的词语命名的书和老师富于煽情的语气吸引住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令人扫兴的是，接下来老师对骚土的讲述纯粹是一种非常浅薄的毫不负责任的亵渎之语。我们那年龄，也就一笑了之。'

1994年，老村的中篇小说集《畸人》由华侨出版社出版，这是骚土中一些人物的重点续写。一些文学评论家由这部小说集，继而关注《骚土》。

即便是被大量删节，还有着一付恶俗的外表，然而《骚土》对农民原生态的叙述，雅俗结合的叙述模式和批判性的立场，还是让他们透过其'淫秽'的外表，看到了作品中蕴含的严肃和悲悯。

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小说评论》上撰文，称《骚土》是一部'严性正气'之作，是'当今小说创作之中，真正以乡土化的语言完成乡土性的题材的为数不多的一部特色之作'，从而'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们切实带来一股清越而独特的乡土新风'。

著名作家邱华栋也称'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着一种大美，这种不言的大美弥漫在天地之间，他看见了，而且试图告诉我们这种大美。'

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声音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在主流文学界和一些人的眼里，老村依然是个不入流的'淫秽作家'。

和那些专门炮制地摊文学的作家不同，虽然《骚土》发行量巨大，但实际落到老村囊中的钱却寥寥无几。加上夫妻双双失业，他们一家几乎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何况还有着文学舆论给予的精神压力。

然而，老村始终坚信自己的写作是有价值的。

之前的《金瓶梅》，开市井小说先河。后来的《红楼梦》，讲述了一段皇族的历史，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没能够艺术的触觉和讲述内容，彻底地赋予生养人的大地，和最最低下的生活底层。而这，正是后来所要努力的方向。

于是，他开始写作《骚土》的下半部，并于1997年春由作家出版社以《嫽人》之名推出。

下半部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沾了作家出版社的光，而且一些评论家并不吝惜自己的喜爱：'它似乎意味着，一个被国内作家最为看重的权威出版机构对老村这样一个有着许多争议的边缘型作家的严肃认可'。然而这些肯定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湖中，虽然溅起了些微涟漪，但这湖实在太大了，以致这点晃动的微波很快就消失不见。

即便7年后，书海出版社出版了《骚土》的足本，似乎给这部作品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老村也未从书中得到所谓的名和利。现实中，他依然过得很穷困。

在他的自传《余在斯世》中，写了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生活，就有不少的披露。

家庭经济又极度的拮据。一般在我写作顺畅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实在让我哭笑不得。慌张间，妻子从其弟处挪来千元。月余之内吾可无虞矣。

我想，或许，这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吧。

一方面是'君子固穷'，坚守文人风骨，认为如若香车宝马的生活'迟早会反映些问题，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文人的取向'。另一方面，自己却连买书的钱都拿不出。

对于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进书店购书。特别近几年，这感觉我时时体验......这时贫困就会像把锋利的刀子，十分残忍地切割着我的神经。

对于生活的冷漠，他甚至生出过极端的想法。

'真想让车撞一下，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大笔赔款，有了钱便可以放心写作。但前提是只能撞断一两条腿，千万别伤别的部件……'

看着让人无比的心酸。如果他是一个讨巧的作家，炮制一些高大上的主流小说，或者打打擦边球，写一些辟如'雪米莉'式的言情小说，或《九阴九阳》之类的所谓'金庸新著'，或许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可现时下，他也只能竭尽心力，硬性要求自己每年都写一部书，依靠这大约两万元的稿费养活一家老小。

即便境况至此，他对生活还有着近乎愚钝的单纯看法。

'好文人不会将穷困看做人生的羞耻，反而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上天所能赐予他的最慷慨的奖赏，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光彩。'

同时，也没忘记乐观地自嘲。

'有人居然耻笑文人老村，说全国人都富了，而老村穷得剩下一把胡子。老村愤然声言：这不符合事实，我还有一件褂子和一条裤子'

显然，他是以卖白粉的心力，挣着卖白菜的钱。然而，他又从不吝惜帮助别人。

生活中的他，无论相对于作家还是普通人都算是穷困的，然而对朋友却又是慷慨的，带着北方人的豪气。每每朋友小聚，他总是抢着买单。自己出了新书，也都要自费给各地的文朋诗友寄去一些，甚至是一些未曾谋面的。他认为：'把书送给爱看书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

他的慷慨大到他可以将自己价值几十万的北京经济实用房的房号让给朋友，且分文不取；或者不经意间回绝像张艺谋一样赫赫有名的大导演邀他写剧本的请求。小到他把要淘汰的家具、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送给那些生活不如他的文学北漂们；就是他不要的被褥也要清洗后，送到密云的一个捐助站，方可安心。

因写作的平民化，老村赢得了'地摊作家'的名号，也让他在草根作家和文学青年的心中有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不时会有一些文学青年上门求助。老村一概热情接待，尽己所能。看到这些文学青年，老村仿佛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讨论文学，他总是知无不言；若需住宿，他会腾出床来，自己打地铺；若是囊中羞涩，分别时定要赠送路费。

对于草根作者，他是爱惜的，但往往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曾因《神史》的作者孙世祥的英年早逝而痛惜无比；也曾为北漂作家贾晋蜀在昆明卖书时被城管殴打而奔走呼号；更是数次呼吁文学界和中国作协关注草根作家，帮助一下'文学的贫困生'。

而他自己，何尝不是文学贫困大军中的一员？

很多时候，生活确乎充满着意外和讽刺。身为作家的老村，每日笔耕不辍，却一直无法让自己摆脱贫困。然而不经意间，却靠着另一项手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50岁之后，老村开始画画。他的画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专门的练过，算是无师自通。下笔花鸟山石、老翁顽童、高山流水，大都信手拈来，寥寥几笔，求其神似而己，然而又无比传神，韵味悠长。

由于本意就不是当画家，'主要是一种精神宣泄的过程。所以，人物极度夸张，山水也隐藏着文人表面朴实骨子里癫狂的飞动之势。'

老村起初作画纯是写作之余的消遣，后来他的一位编辑说，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了，建议他的书中放上一些插图。于是老村灵光一闪，忐忑不安地拿了自己的画作过来。编辑看了大加赞赏。于是老村受到鼓励，作画的劲头大涨。

在他的著作《闲人野士》中，他为每篇文章都配上了自己的画。

2008年的一天，老村和朋友去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89艺术区游玩，中午在一家淮扬菜馆吃饭。他见饭店装修得素朴雅致，但墙壁却空空如也，随口就问店家，为何不挂几副画作为装饰。老板回说没有合适的。于是老村干脆将自己的画送了几副来，没想到老板很满意，立马就挂满了四壁。

不久之后，饭馆老板打电话告知，说有个外国人看上了他的一副画，出价一千美金。虽然老板的本意是嫌价格太低，然而对于老村来说，却不啻是意外的惊喜：'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钱——这条许多年来一直勒在我脖子上的魔鬼的绳索，从此宣告与我彻底解脱了。咱不仅能理直气壮地喝上煎水，甚至可以喝一口肉汤了。'

之后，老村就走上了以画养写的道路。先是于北京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等地办了几个画展，同时正式声明售画。

今人卖画，尺幅论之，实乃荒谬之极。老村卖画，以品估价。神品一万，精品五千，余者灵性之作，三千两千皆可，并郑重承诺画之价值保值增值，且定期与时俱增。

对于自己的画，老村和对自己的文字一样，是有底气的。

我的画无师无宗，无门无派，目的就一个'真'字。真真正正的心性欢悦，真趣流露。也正因为这个，它也许将和我的文字一样，将隐匿于浮华与喧嚣之中。

一些书画鉴赏家称赞老村的画作是从'泥土中冒出来的'，带着'泥土的香味'，是'坎坷滋润了灵气'，是以'笔下开花'。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郝青松称，老村的画中的山水之作，'其实在强调人的意义，却不是天人合一的逍遥美学的那种人的存在。'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红梅对于老村画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呈现出来的是悲怆的、沉重的、沧桑的、有历史感的。用笔用墨代表着一种取舍，取舍传达着老村先生的艺术观、价值观、人生观。'

老村自己却将自己能无师自通地作画归功于父亲，称他给了自己灵巧的双手。起码他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可以安心的沉浸于文学创作之中。

自从2004年出版了《骚土》的足本之后，老村又推出了一系列作品，《怅》、《我吻我歌》、《撒谎》等多部小说，及自传体作品《吾命如此》、《生命的影子》等。

然而，最应受到关注的还是《骚土》。因为这部小说，老村被称之'最了解中国农民的作家'。时至今日，《骚土》已得到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评论家——也就是文学作品的美食家们都顾不上品尝了，我作为一个厨子，将菜端上来，端了这么久，黄花菜早凉了，我能说什么呢？

老村的话里，带有对那个时代的哀怨和命途多舛的不甘。时过境迁，回想十几年的艰难历程，自然倍感凄凉。但同时老村也应庆幸和骄傲，他保住了文人的风骨，坚持了作家的操守，更为中国文学添上了一部厚重的《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