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三回），指的是比起旁观者，当事人往往无法洞悉事物的全貌，从而无法做出明智的抉择。苏轼的名句“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此意。不过，古人的智慧似乎只是停留在日常经验以及哲学思辨，缺乏相应的科学实证依据。近些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伊戈·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n）团队率先从生理、行为层面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其实，西方人同样也意识到了旁观者视角的重要性，著名的所罗门王便是一个例子。他是犹太王国的第三位领袖，因其明智的判断而闻名于世，他经常被描绘成智慧的典范，人们四处寻求他的忠告。然而，当他为自己做出重要决定时，便缺乏了洞察力，例如私吞国库财产、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些错误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的王国灭亡。格罗斯曼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所罗门悖论”（Solomon’s Paradox），并做了一系列实验，为其提供了科学心理学的依据。首先，他们找到两组实验参与者，要求其中一组思考关于自己的问题（想象一下，你的伴侣对你不忠，并且与你最好的朋友发生了越轨行为），一组思考他人的问题（想象一下，你的朋友的伴侣对他（她）不忠，并且与他（她）的好朋友发生了越轨行为），然后请他们思考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自己/朋友该做些什么等问题。随后，研究者把两组实验参与者的回答转录成文字进行编码，并测评了参与者的智慧水平。他们将智慧分为如下四个维度：认知谦逊性，即对自己知识局限的认知；寻求妥协，即寻求与伴侣的和解；视角采择，即考虑当他人遇到这个问题该如何思考；认知灵活性，即寻求多种不同质的解决方案。结果发现，实验参与者在思考他人的问题时，比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时体现出了更高的智慧水平。
但“所罗门悖论”并非无法破解。格罗斯曼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创新性地将密歇根大学伊森·克罗斯（Ethan Kross）等人关于 “自我抽离”（self-distance）的研究应用其中。自我抽离，即个体能够超越自我中心，将自己视为“客体”（object），增强“适应性反省”（adaptive self-reflection），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自身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沉浸”（self-immersed），即从自我中心的视角看待自身问题。实验结果发现，比起自我沉浸视角，当实验参与者以自我抽离的视角思考自身问题时（比如指导他们：当“张三”面对我目前所处的困境，他会怎么想？）体现出了更高的智慧水平。后来，格罗斯曼等人又对以上结果进行了系统的检验，进一步增强了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破解“所罗门悖论”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说法是自我抽离视角改变了个体对情境的感知，在头脑中重塑了个体主观建构的情境，这显著地减弱了自我—他人不对称性（self-other asymmetry），从而促进了个体的智慧水平。广泛应用于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双重加工理论”（the dual-process theory，DPT）认为，人的思考过程大致可分为系统1与系统2，也有学者称为热系统（hot-system）和冷系统（cool-system），系统1或热系统是快速的、直觉的、启发式的，不需要占用过多的认知资源；而系统2或冷系统则是缓慢的、反思的、系统的，需要占用大量的认知资源。当个体以一种自我抽离的视角或旁观者视角看待自身面临的冲突情境时，则更多地激活系统2，从而更理性、更周全地思考问题。此外，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认为，自我抽离视角增大了个体与经验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引发了更多细节性的认知加工，从而更冷静地思考冲突情境，不容易受情绪的干扰。
格罗斯曼等人进一步探索了“所罗门悖论”的生理基础。研究者以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为指标，要求实验参与者思考关于澳大利亚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并将参与者分为了自我沉浸组与自我抽离组：在自我沉浸组中，主试要求参与者将自我融入到情境中，并尽量使用第一人称（I/me）叙述；在自我抽离组中，则要求参与者将自我从情境中抽离出来，并尽量使用第三人称（he/she）叙述。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利用心电图设备（Electrocardiograph，ECG）测量了参与者的心率变异性。结果发现，自我抽离组比自我沉浸组的参与者体现出更高的智慧水平与更低的偏见归因（biased attributions），且在自我抽离状态下，更大的心率变异性预示着更高的智慧水平，这是因为旁观者视角可以充分调动大脑中的“执行环路”（executive circuits），增加个体的心率变异性与执行功能，从而促进智慧水平。这进一步地验证了之前的发现，并提供了生理层面的证据。
尼采说：“有些人无法打开自身的枷锁，然而却可以拯救自己的朋友”，这恰与“所罗门悖论”暗合。学者斯托丁格（Staudinger）和费拉里（Ferrari）等人将智慧分为个人智慧（Personal Wisdom，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洞察）与一般智慧（General Wisdom，是指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人生活的总体洞察）。以往研究发现，个人智慧与一般智慧往往不是平衡的，譬如上文提到过的所罗门王。格罗斯曼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为其提供了新的科学解释，并为一般智慧与个人智慧的整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此外，智慧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特质论”（trait，即认为智慧是稳定的人格特质且很难进行干预）与“状态论”（state，即认为智慧是可以随着情境或认知模式而改变的且可以进行干预）之争，格罗斯曼等人的研究也能够说明智慧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高峰，而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人称视角转换就可以得到提升的思维品质，他们的研究也为个体智慧的干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
原标题：“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科学依据——自我抽离对智慧的促进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昊天 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