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责任
父亲筷子兄弟 - 父亲
我的父亲是在我四岁的时候离开人间的。尽管年幼时期的记忆模糊，但是当时每逢看到人家的父亲不是把小孩牵在手头就是扛在肩上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向母亲问起自己的父亲。每当此时，母亲不是绘声绘色地给我描画父亲的相貌就是有板有眼地给我讲述父亲的故事，有时候讲得泣不成声，更多的时候讲得骄傲自豪。
一晃五十六年过去了。虽然父亲的形象仍是“依稀往梦似曾见”，但父亲在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责任担当，却刻骨铭心。
父亲的少年时代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祖父去世很早，祖母随后改嫁，父亲九岁时就成了孤儿。白天给地主放牛羊、做杂活，晚上和伙伴蹲灶台、睡牛棚，过着食不饱肚、衣不裹体的生活。平时小伙计中有人生病，父亲不仅帮助求医熬药，而且主动无偿“顶班”。遇上哪个受到欺负，父亲仗义执言，据理争辩，成为娃娃们的“知心人”。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父亲的自立意识日益增强。后来同母亲结合，相继生下了大哥、二哥和我三兄弟。成了家长的父亲，白天给富裕人家打短工，晚上向好心邻居学裁缝，艰难地撑持着这个家。
新中国的成立使父亲获得了重生。家里分得了田地和房屋。从此，父亲农忙时耕耘自家的田地，农闲时帮人家做衣服。父亲帮人家做衣服，非常体谅人家困难，每做一件衣服总是反复计算，保证人家既穿上合身，又节省布料。碰上家庭贫苦的人家，父亲有时还解囊相助。一次，村里一户贫困人家，自己种棉和纺纱，好不容易织出了两丈土机布，临近春节时三个孩子都嚷着要做衣服过年。家里大人正在为孩子们无衣御寒而又布料不够发愁。父亲闻讯后，带上剪刀和尺等缝纫工具，主动找上门去，拉着三个孩子量了又算，算了又量，怎么也没有办法给每个孩子做件衣服，最后硬是把自己家里珍藏的五尺卡其布也搭进去了。这样，既帮大孩子做了一件“门面”套装，又给二孩子缝了一件过冬棉袄，还为三孩子“拼”了一件保暖背心，全家人皆大欢喜，三个孩子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年关收账时父亲又免去了他家的缝纫工资。这户人家看到父亲既没有吃他家一顿饭，又没有收他家一分钱，反而贴工贴布帮助做衣服，感激万分，不知道如何表示好，于是执意要第三个孩子拜我父亲做干爸爸。直到现在，每年父亲的忌日，这个孩子都要到我父亲墓前磕上三个响头。
父亲重情讲义、乐善好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他教导我们最多的话就是：“天下穷人历来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人帮人成王，土帮土成墙”“困难好逞强，只怕众人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家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担任人民公社食堂的种菜员。那时，成年人每人每月只有十五斤大米；三岁以下小孩每人每月只有三斤大米，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可是父亲总是乐观地面对。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困难是暂时的，日子很快会好起来。并且一有空余时间就带着我们兄弟到山上寻找野果子充饥。平时每逢食堂就餐，父亲不是从个人碗里给我母亲夹一把菜，就是从自己嘴里给孩子们挤一口饭。为了同乡亲们一道渡过难关，父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心扑在菜园子里，千方百计多种蔬菜，逢年过节总是下到布满钉螺的洞庭湖捕鱼捞虾，想方设法帮助社员群众“改善生活”。直到他住进医院后，才知道自己因此感染了血吸虫病，酿成肝硬化腹水，导致年仅四十二岁就撒手人寰。即使是这样，父亲咽气的头一天，还惦记着园子里的蔬菜长得怎样?食堂里的伙食办得如何？……
父亲平时考虑问题，时刻想的是别人，很少顾及自己，甚至去世后找不到一张照片作为遗像。2016年父亲去世五十五周年时，我们兄弟合计，一定要为父亲画个像作为纪念。可是，由于父亲离世过早，当时我们兄弟年幼记忆不清，加之母亲早已辞世，因此谁也说不清楚父亲的具体形象。于是，我请来父亲的同辈人回忆，并且将我们兄弟三人逐一与父亲比对，最后只得参考我已去世的姑妈的照片，画了又改，改了又画，才“集体创作”出父亲现在这张“想象画”。
我父亲的一生，虽然是平凡而又短暂的，但却是不朽而又永恒的。因为，父亲在他人利益和子女教养上，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每当我想到这些，总是情不自禁地低吟着那一首首催人泪下的父亲赞歌——这里不仅有阎维文用歌声表达的对父亲的崇敬：“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这里有筷子兄弟用演唱诉说的对父亲的愧疚：“总是向您索取，却不曾说谢谢您。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您不容易”。这里有刘和刚用衷肠发出的对父亲的请求：“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