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杀尼堪外兰，再弃宽甸六堡，后杀毛文龙，明朝终于把自己玩亡了
明朝疆域图 图片来自网络
明朝究竟是如何亡的？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明朝之所以会亡，是走了三步臭棋，即先杀尼堪外兰，再弃宽甸六堡，后杀毛文龙，把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所有的有利于自己的积极因素全部折腾光了之后，终于走上了不归路。简而言之，明朝的灭亡是被自己折腾亡的！
为什么这么说，请听笔者分析。
明朝的皇帝们为什么不喜欢上朝
明朝一共16帝，享国276年，可皇帝不上朝的时间就占了121年，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正德、嘉靖和万历三位皇帝了。
从表面上看，这是明朝皇帝在怠政，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么回事。
自从有了丞相这个职位之后，君权和相权之间的争斗就没停止过，这就是所谓的君权与相权之争。
皇帝，也就是大老板，他的思维往往是感性的，天下是他家的，权力太大，所以拍脑门的时候就多一点，这可就苦了丞相了。
丞相呢，属于职业经理人，他的思维是理性的。他所考虑的是具体事务应该如何实施，皇帝拍脑门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等。如果丞相认为皇帝拍脑门的决定实现不了，就会拒绝，这自然就会引起皇帝不满。因此，在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中，充满了君权与相权之争。
到了明朝，朱元璋认为这个制度不好。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诛杀了胡惟庸之后，废除了丞相制度。从此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却精明的一塌糊涂，他很清楚这个相权意味着什么。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也就是士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要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而丞相恰好就是这种利益诉求的最高代言人。而朱元璋所追求的是家天下，他哪里会允许这种体制的存在？别说要与皇族共同治理天下了，君不见他是如何对待孟老夫子的吗？就因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就把孟老夫子一度迁出了文庙，吃了上千年的冷猪肉都差点没得吃。
丞相制度被取消，可是丞相的活谁干呢？朱元璋精力充沛，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一人就得。可是时间一长，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于是，朱元璋创造性的发明了内阁制度，把一些朝中重臣分别封为如文华殿、武英殿大学士，作为阁员来替自己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其实，这些阁员就是朱元璋的大秘书。
就这样，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在明朝时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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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长，半道出来了一位败家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明朝损兵二十万，功臣宿将为之一空，还是文官出身的兵部尚书于谦力挽狂澜保住了北京，不然，明朝的社稷危矣！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虽然大肆诛杀功臣，但是却善待这些功臣们的后裔，因此，明朝的军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功臣手中。这也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他就是想要通过这种形式来造成文武之间的平衡，文武平衡了，朝政自然也就平衡了。
可是，随着“土木堡之变”明朝军队的损失，造成武将们中的实力派损失殆尽，紧接着又是在文官于谦的率领下击败了瓦剌军队，保住了社稷。朝中的武将们再也没有能力起到制约文官们的作用了。文官势力终于开始抬头了。
翻看明朝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一二品的武将在六七品的文官面前唯唯诺诺，武将们的地位直线下降，后世出现的“以文驭武”的局面其实都是源于此时。当时有句话非常贴切地说明了文武官员之间的地位差，即“总兵帐下无知县，知县随从有总兵”。
在“土木堡之变”之前，明朝的文武地位基本相当，并没有后世那种地位悬殊，正是“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开了这个头。
失去了武将们压制的文官们一经抬头，就发挥出巨大的能量。皇帝们说话不好使了，朝廷上无休止的辩论成为了常态，经常性的是皇帝呆坐在龙椅上看大臣们吵架，做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这种朝还有必要上吗？
因此，明朝的皇帝们开始另辟蹊径，设立了“内相”制度，即皇室所辖的24监中的司礼监作为皇帝的代言人来负责与阁员们交流沟通，把自己的意志传递出去。这样，既可以避免上朝时那些无休止的辩论与争吵，也可以把自己的权力释放出去，同时还可以通过司礼监来平衡阁员们的权力，可谓是三全其美。
这才是明朝皇帝们不上朝的根本原因。
但这种制度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那就是司礼监权力太大，掌印太监俨然就是“内相”，这也间接促成了阉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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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与阉党
阉党的成立其实是拜东林党所赐。在“土木堡之变”之前，那些太监们虽然权势很大，如王振等，但是士子们都以投靠他们为耻，因此，太监们的圈子很小，也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但随着东林党的兴起，朝中原有的各派政治势力都没斗过他，转而投靠了太监们，这才助长了太监们的气焰，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利益共同体-阉党。
作为太监们幕后老板的皇帝们是喜欢看到这番情景的。本来，东林党的那些喷子们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处于无法压制的的地步，即使皇帝罢了他们的官，可随后任命的或者推举上来的，仍然是东林党，朝中就没有第二种声音，这对于想要通过玩弄政治平衡来控制朝政的皇帝们来说，无疑是个灾难。
太监们虽然忠心，但是能力有限。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些太监们的老师也是东林党人举荐的或者本身就是东林党，所教授的内容也是东林党精心挑选过的，能够给太监们洗脑的那些东西。
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教出来的太监们如果有资格担任司礼监秉笔或者更高职位，自然会站在东林党一边或者是同情者。这简直是太可怕了！这就是想要从根本上把皇帝的意志消除掉，换上东林党意志的一次大阴谋啊！
可那些在与东林党党争中失败的大臣们则不同。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对东林党玩弄的那一套很熟悉，有他们在背后给太监们出谋划策，加上皇帝在幕后的支持，阉党终于能够在朝中与东林党平起平坐了。
见到朝中的政治格局终于出现了再平衡，明朝的皇帝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以不上朝了。
可是，朝廷的政治格局虽然平衡了，但是这种平衡对于国家政事来说，却是个最不利的局面，即一切都是为了平衡而平衡。因此，朝中的两党之间互喷的局面不仅没有随着政治平衡而消停，反而愈演愈烈，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平衡而平衡，那就一切为了反对而反对。事情本身是什么不重要，事情本身的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代表的这一党是否能够吵赢。
就在这无休止的争论中，太多的军国大事被耽误，太多的涉及到国家安危的决策被耽误，甚至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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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堪外兰事件
明朝中期以后，国家虽然孱弱，但是对北方的蒙古和建州还是基本上能够做到有效控制的。
北方的女真势力最为强劲的是建州女真。全盛时期分为三部，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这其中，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和明朝的关系比较好，而建州右卫则比较桀骜不驯。因此，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谋划下，建州右卫在明军的打击下被灭。这其中，有一个既非常不起眼，又非常重要的人物尼堪外兰在这次战役之后浮出了水面。
尼堪外兰，本是商人出身，却志向远大，总想着出人头地。
想要出人头地是好事，可是他选择的对象和方式却是向自己的同族动刀子。在尼堪外兰看来，要想出人头地，获得明朝，尤其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认可，必须要从女真身上做文章。
因此，才出现上一幕的李成梁带兵剿灭建州右卫。
明朝对待女真的策略是打倒一个，就需要再扶植一个，尼堪外兰就成为了最为合适的人选。因此，尼堪外兰接受了大量的原属于建州右卫的势力，终于出人头地起来。
而建州左卫因为在讨伐建州右卫的时候，被误杀了两个首领，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开始孤弱起来，在风头上完全被尼堪外兰压制住。其实，所谓的误杀就是个笑话，就是李成梁在尼堪外兰的蛊惑下故意为之的。
但出于平衡的角度，女真部族不能完全掌握在尼堪外兰一人手中，因此，明朝也给予了努尔哈赤足够高的待遇和地位。
努尔哈赤是比较会煽情的，屡屡拿明军误杀父祖来说事，也因此获得了包括李成梁在内的很多明朝官员的同情，对他的扶持也开始逐渐的多了起来，这就引起了尼堪外兰的仇视。
按照尼堪外兰的逻辑，他自己是无比效忠明朝的，只有效忠明朝，他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因此，尼堪外兰的忠诚是真的；而努尔哈赤则不然，他很清楚自己的父祖是被故意杀死的，和明朝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但目前又无力反抗，只得依靠在李成梁手下等待时机，因此，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诚是假的。
分而治之，是明朝对付少数民族的既定国策。可是在明朝士大夫们的眼里，努尔哈赤的悲情演绎成为了孤弱，而尼堪外兰对努尔哈赤的打压就成为了压迫。
笔者就不明白了，不用自己出手，以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金牌打手出面来替自己把脏活干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可是，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到了明朝那些大官僚嘴里，就上升到了道义的高度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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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场很奇特，被称之为阴险小人的阉党是比较务实的；而被称之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却是比较务虚的。在阉党眼中，尼堪外兰做得好！可在东林党眼中，尼堪外兰的做法就是失去了道义，违背了明朝一贯提倡的国策，是在欺负弱小，是要被制止的。
客观地说，明朝也不应该过于扶持尼堪外兰，这样容易尾大不掉；但也不应该过于扶持努尔哈赤，而应该让他们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才对自己最为有利，可是，辽东总兵李成梁最终却听从了东林党的建议，出兵杀死了尼堪外兰，最终使得努尔哈赤做大。
古人有云：自古有权臣在内，大将未有立功于外者。李成梁之所以能够在辽东站住脚，也是投靠了东林党，在组织的命令下，他哪里敢不听话呢？
后世评价李成梁杀死尼堪外兰是因为受到了努尔哈赤的蛊惑和收受了大量的财物，其实是不公允的 。难道，尼堪外兰送给李成梁的礼物会少于努尔哈赤？以笔者看来，只多不少，毕竟，尼堪外兰的势力要远超于努尔哈赤。
尼堪外兰之死带来的最大的负面效应是，那些本来想要效忠明朝的少数民族首领们看到，如此忠诚于明朝的尼堪外兰也被明朝在利用后就弃如敝屣，他们还哪里敢再投向明朝呢？因此，在尼堪外兰死后，努尔哈赤终于找到了机会，利用尼堪外兰之死的负面效应拉拢了大批的骑墙观望派，建州左卫才在正真意义上开始兴起。
李成梁弃守宽甸六堡
明朝对付关外女真的战线是这样的：
左路：由蒙古兀良哈三卫组成，负责协防辽西，作用是防止女真绕道辽西从内蒙古附近进入长城一线，进而威逼京城。
右路：李氏朝鲜负责协防辽东鸭绿江一线，作用是拱卫深入女真境内的宽甸六堡。
中路：以辽阳和沈阳为基地，利用散布在辽东的卫所和堡垒来压缩女真的发展空间。
可是，这一切却在李成梁第二次担任辽东总兵官期间发生了大的变故。
在李成梁二次出任辽东总兵官之前，李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在讨伐女真的时候中伏战死。
本来，将军难免阵前死，这是为将者的基本觉悟，也是宿命。可是，李如松是在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后，李氏家族在辽东军中的领袖人物。他的死，就意味着李氏家族从此之后在军中再无代言人了，庞大的李氏家族从此就要走向没落，因此，李成梁在二次赴任的时候心情是异常苍凉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李如松的死跟朝中那些大佬们有关，但以明朝一贯的控制武将们的手段来看，李成梁有理由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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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上书建议明朝尽弃宽甸六堡，并强行把六堡内的6万余百姓迁回内陆，也因此被扣上了“弃地啖虏”的帽子，再次黯然下台，结束了镇守辽东三十多年的军人生涯。
首建宽甸六堡，首倡放弃宽甸六堡，李成梁为什么会前后对宽甸六堡的态度判若两人呢？
所谓宽甸六堡，即宽甸堡、大甸堡、长甸堡、新甸堡、永甸堡、孤山堡，这些区域位于今丹东和抚顺一带，正好是建州女真主要的活动区域。
在此地设立六堡，好处有六：
其一、遏制住了建州女真的发展空间。
其二、杜绝了李氏朝鲜与建州女真私下里进行贸易的资敌行为。
其三、利用当地优厚的地理条件屯田，解决明朝千里运粮带来的不便，缓解明朝后勤补给的压力。
其四、设立马市和榷场，发展当地经济，通过税收来补充军费。
其五、通过贸易，可以用粮食和盐来控制女真部族的发展。
其六、利用贸易的便利来发展间谍，以此来了解女真的内部情况。
在李成梁第一次担任辽东总兵期间，宽甸六堡确实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建州女真始终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发展起来。
可是，万历十九年，李成梁被弹劾罢官，在家闲居十年。就在这十年间，女真的势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先是征服了海西女真，后又征服了蒙古科尔沁部、锡伯、挂勒察三部，建立了女真八旗，其疆域已经推进到了鸭绿江一线，并向辽南地区发展。
眼见辽东局势已不可控，明朝在无奈之下只得征召在家闲居十年的李成梁出山，主持辽东军事，这一年，李成梁已经76岁了。
在这十年间，李氏家族的变化也很大，先是在救援朝鲜抵御倭寇的战役中损失了大批的精兵良将；后又损失了李氏家族在军中的代言人李如松，而且因为将领们的侵占和矿监们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原有的屯田的土地和兵马不是荒芜弃种，就是逃离，辽东军马由全盛时期的九万四千余人变成了不到七万人，其中精壮者不足两万人。
一位76岁的老人，面对着这种烂摊子，确实是有心无力，因此，才会有上文中提到的弃守宽甸六堡的事情。
客观地说，李成梁弃守宽甸六堡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李成梁认为：以此时明军的战力，根本不足与强盛的女真一战，与其坐等损失，还不如把有限的力量收缩起来，待到军力恢复之后，再主动出击，恢复宽甸六堡。
可是，李成梁有没有想过，朝廷会给他积聚力量的时间吗？女真会给他积聚力量的时间吗？他自己有能够积聚力量的时间吗？既然三者都不能实现，那李成梁仍然做出这种决策，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人已经老了，已经失去了年轻时锐意进取的锐气了。而且，随着李如松的死，辽东军中再也没有能够执掌起帅旗的人物了。与其坐着等死，任由女真发展，还不如撤下来保存实力来的重要。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李成梁尽弃宽甸六堡。
可是，宽甸六堡虽然已经失去了以往对女真的威慑力，但是只要是宽甸六堡在，就会仍然控制着女真部落向外扩展的通道，就会给大明朝留下大片的战略缓冲区。正是宽甸六堡的丧失，女真部族就像被放出了魔瓶的妖怪一样，迅速打通了与朝鲜的联系，并向辽南地区进军，占据了镇江（今丹东）、旋城（今庄河）、金复州等地，把辽南地区几乎据为所有，大批量的汉人沦为女真的奴才，为女真人耕种和作战。战略形势对明朝来说越发不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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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的作用
就像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自古有权臣在内，大将未有立功于外者”。这句话对武将们有效，对于那些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文臣们也仍然有效。
在明朝的官员中，辽东巡抚绝对是个苦差事，自从明朝设立辽东巡抚以来，几乎就没有善终的。但是，再苦再累的活也得有人干啊！于是，两位号称知兵的文臣走马上任了。一位是辽东经略熊廷弼，另一位是辽东巡抚王化贞，这期间还夹杂了一位登莱巡抚陶朗先。
这三位大佬就是明朝负责辽东战事的主要责任人。
可是，这三人中除了陶朗先外，熊廷弼和王化贞在如何对待女真问题上的战略观点却截然不同。熊廷弼认为，要想与女真交战，首先要立足于守，即能守才能战；而王化贞认为，是能战才能守。而陶朗先呢，他负责防御的地盘主要是在辽南一带，可是已经被女真占据了。因此，在对待是先战还是先守的问题不发表意见，只要是你们定下来的策略，我就坚决执行好了。
也别说，陶朗先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滑头，但是能力还是没得说的，在他的领导下，登莱地区快速集结了舰船2000余艘，兵马三万余人，就等着熊廷弼或者王化贞一声令下了。
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最大区别是：熊廷弼是被动防御策略，而王化贞是主动出击策略，因此，王化贞派出了毛文龙奇袭镇江（今丹东），想要在女真背后安上一个钉子。
毛文龙也不负所望，率领仅有的200人偷袭镇江成功，从此开启了东江镇的开挂模式。
客观地说，毛文龙具有封建社会武将们的所有缺点，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不喜欢他。不过，毛文龙却具备明朝武将们谁都没有的优点，那就是非常善于游击作战。只要是女真出兵，那我就在后面捣乱，让你无法全力出击；你回军来打我，那我就躲到朝鲜去。
女真虽然强盛，但是人口并不多，能够征召起来的战兵最多十万，可是正是因为毛文龙在背后捣乱，使得女真每次出兵最多不过六万。而且，因为毛文龙在背后捣乱，女真每次出征的时间并不长，就是害怕毛文龙掏了他的老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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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既没让王化贞失望过，也从没让女真失望过。1622年，努尔哈赤亲率主力六万进攻广宁卫，连陷广宁、锦州、义州等40余座城堡，就在明朝认为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击山海关的时候，努尔哈赤却突然退军，原因就是毛文龙趁机二次夺回了镇江，前锋直逼女真部族的老巢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认为，明军之所以在广宁一战中表现得大失水准恐怕是一计，即熊廷弼和王化贞假装不敌节节败退，自己如果紧追不舍，战线就会拉得太长，如果登莱巡抚陶朗先趁机率军从辽南登陆，把自己拦腰截断，而毛文龙则率军从后堵截，自己这一字长蛇阵就会被明军切成三段，首尾不能相顾。
辽阳和沈阳虽然被自己占据，但是城墙还需完善，居民之心还需稳定，在此时并不是理想的根据地。赫图阿拉的老巢如果丢失，那自己就会成为丧家之犬，无家可归了。因此，努尔哈赤才决定放弃大好局面撤军。
事后证明，努尔哈赤是《三国演义》看多了，明军根本就没有这条计策。
从此之后，毛文龙成为了女真的心腹大患，总欲除之而后快。
后人对此役的评价是：
“......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
但由于毛文龙性格上的一些问题、明朝政局之间的倾轧和女真的反间计，公元1629年，毛文龙被袁崇焕以通敌罪名杀害。
毛文龙死后，后金再也无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史称 “己巳之变”。
笔者认为，明朝虽然最后亡于后金，但既不怪李自成，也不怪吴三桂，更不怪小冰河期，其原因始肇于对后金的战略失误，即先杀尼堪外兰，再弃宽甸六堡，后杀毛文龙，把有利于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破坏的一点也没剩。
杀尼堪外兰，失去了关外少数民族对自己的信任，失去了人和；放弃宽甸六堡，后金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失去了地利；杀死毛文龙，使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更加造成了明军在战术上处于被动的防守境地，失去了反击的条件。
因此，笔者认为，明朝并不是亡于后金，或者说亡于后金是在表面形式上的，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自己把自己折腾亡的。
一孔之见，请大家批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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