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英美等国地区研究的历史传统
北京大学荣休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导读
本文系李安山教授2021年3月9日在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国别区域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专题学术讲座的节选，授权“非洲研究小组”公众号发布。全文刊登在云南大学出版的《比较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21）。
学界多将地区研究的缘起归结于冷战或美国《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公布。由沃勒斯坦（又译作“华勒斯坦”）担任主席并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和非洲著名哲学家姆丁贝在内的葡萄牙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认为：“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到一起”【1】。这种解释有欠公允。这一观点实际上源于二战后美国影响力迅速提高及地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快速发展。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加强与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特别是第6条息息相关。“地区研究”特指对西方以外其他地区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等级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特点。
地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确实与美国有关，但其传统远早于冷战。学术史表明，人类对其他地区的好奇、了解与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Holzner & Harmon）认为1900年以前有四种传统：古典传统（古希腊、罗马、埃及）、传教士运动、科学种族主义、旅行者的记录。本人认为，从古代以来人类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探索、记载和研究算起，地区研究具有六种历史传统：古代学者的研究；地理大发现时旅行家的游记和思考；传教士的报告；启蒙运动时期的探讨；殖民时期的调研；一战后对人类命运的担忧而催生的地区研究。
近代以来的地区研究与文明探讨相结合，受各种偏见特别是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或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其研究的客观性大打折扣。西方有关其他地区或民族的著述多以欧美中心论为基轴，有关文明概念的偏见甚多。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一直未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列入文明范围。1966年，他仍将“西方人”（Western Man）进入非洲作为文明的标志。1972年，他在新版《历史研究》中将热带非洲纳入文明范畴，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方面有着可与西欧比肩的历史”【2】。
本人认为，文明用物化标准来衡量是极其片面的。近代以来的“文明”概念被政治化。首先，人的发展受当地环境的影响，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文明成果（例如，犁/轮子/驯养/建筑/城市/语言/武器/冶炼等）。其次，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为了替殖民主义扩张寻求合理化依据，“文明”概念被长期政治化，成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的工具，世界民族也因之被人为地分为“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其他地区或民族）”。本人尝试从人类历史视角为“文明”定义：文明是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包括解决与自然之矛盾的方式，与他人共处的方式和调解自身问题的方式；文明具有多元、整体、延续和嬗变（积淀和修正）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文明”概念存在悖论：“文明”的民族破坏自然的手段更先进，自相残杀或破坏人类文明的手段更高超，自杀率相对较高【3】。由于西方对地区及别国文明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学术界借鉴有关研究成果时应该格外注意。
早在美国提出地区研究计划之前，日本、英国、法国等在殖民时期对地区研究已有实践。设立于1906年的满铁调查部专门从事对中国东北全境（后来有所扩展）的调研，任务是充分了解和考察该地区的社会风俗习惯、经济特点、交通与历史地理状况，目的是支持日本“经营满洲”的侵略政策，这是典型的地区研究，缺少的只是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4】。1907年，英国政府设立以雷伊勋爵为首的委员会探讨英帝国东方学的状况，委员会曾建议伦敦大学开办东方学院以培养政治、商业、外交和学术上的精干专家，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实现。直到1917年2月23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创立，1938年改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简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应该是以高校为单位进行系统地区研究的发端。从机构设置、学校管理、教学领域、课程安排、人才培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践行地区研究模式，特别是注重语言训练及教学研究相结合。早期，英国针对非洲的知识生产以社会人类学为主，授课对象主要是殖民官。一批批殖民统治官员就是通过系统培训后派往殖民地的。这些人因为兼有殖民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其研究虽带有偏见，但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不同学科的理论指导，二是在殖民当地的成果产出对后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员拉特雷是一个典型例子。拉特雷在黄金海岸殖民政府任职时写过多部有关阿散蒂的著作。学术界对他的作用有过专门研究【5】。1926年，英国殖民部曾授意剑桥大学为非洲殖民官员开设研究生课程，之后又设立暑期非洲课程。这些机构、学校、课程和项目创立的目的是培养殖民统治所需人才及对殖民地精英进行同化教育和训练。这些传统为二战以后因亚非国家独立和以美苏争霸为特点的冷战而兴起的地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地区研究与政府机构联系紧密，对国家战略起到某种咨政作用，这正是美国推进地区研究的重要目的【6】。我们不否认地区研究对知识构建和学科整合的作用，但导致地区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个因素不宜忽略：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专业人士奇缺，以及二战中日本表现的决心和实力与美国对日本了解程度的反差；二是对处理战后国际问题及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特别是面临亚非国家独立这一新战略格局；三是冷战开始，特别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使美国朝野深受震动。这也说明了为何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地区研究在先，政府行动在后。《国防教育法》于1958年通过, 政府决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地区研究，很快便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美国把地区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拉美、东欧、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其兴趣集中在国际政治层面【7】。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组建的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主席霍尔指出，对于地区研究对象的考量有二：相对实力和文化水平，“一个地区的相对实力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针对的地区是否产生过多的力量（an excess of power）……还是仅仅屈服于其他地区的力量？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该地区存在的文化水平。可以推测，我们从中国或印度的研究中得到的好处可能比我们从刚果盆地或新几内亚获得的更多”【8】。
美国地区研究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密切。1952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ENIS）坦然承认与中情局的关系，其成员包括“顶尖的社会科学家”，如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罗斯托和“媒介融合”论者索勒·普尔等人【9】。诸多大学参与“特洛伊项目”（Project Troy）、“赢得冷战”（Winning the Cold War）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参与外交政策与地区研究项目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51个，包括所有著名大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有关“赢得冷战”项目，艾琳·根齐尔曾出示一个长名单，列出了所有参加这一秘密项目的数十所大学，包括所有排名靠前的大学，还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她引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1967年所说的话，“90%以上关于越南的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10】。美国私人基金会、外交和安全机构与大学科研单位间存在共生关系，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不想探究甚至承认这种关系【11】。麦克乔治·邦迪1964年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最伟大的地区研究中心设在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并坦承在有地区研究计划的大学和政府信息收集机构之间有很高程度的相互渗透。邦迪曾先后担任肯尼亚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1966年成为福特基金会总裁。战略情报局（又译作“战略服务局”）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6月13日创立。这个新的不同形式的间谍组织以英国情报机构为榜样，其主要目的是收集和分析联合军事委员会要求的战略信息，开展非常规和准军事行动来破坏或攻击敌人。该组织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12】。难怪有学者质问：为什么学术界和基金会的许多主要人物，特别是顶尖大学地区中心的领导人，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和背景？【13】
美国地区研究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三点：一是以国家法律作为支撑以保证其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二是将地区研究纳入全国教育体系来通盘考虑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三是通过加强对象国语言教育来深入研究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
那么，中国的地区研究是否也应该遵循这一模式？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美国的地区研究起因于冷战，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及带有偏见的实用性。这一点从学术角度不可取。第二，美国“地区研究”特指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具有很强的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等级观念。这一点中国学术界应极力避免。第三，美国对地区研究目标国考量的标准过于狭隘，仅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意识形态色彩严重。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的地区研究应有更宽广的情怀。至于地区研究的视角、重点和方法，虽然学术界见仁见智，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却值得借鉴。例如成立于1957年的美国非洲研究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ASA）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地区研究组织，一直致力于不同学科之间有关非洲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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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40页。
[2]Arnold Toynbee (revised and abridged by the author and Jane Caplan),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3. 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剑鸣：《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安山：《释“文明互鉴”》，《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 William Henry Laverty & Ivan William Kelly, “Yearly Suicides across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60 to 2015: A Search for Underlying Long-Term Trends”,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7 No.6, June 19, 2019；Suicide in the World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4] 崔艳明：《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观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5] R.S. Rattray, Ashanti Proverbs, Oxford U.P., 1916; R.S. Rattray, Ashanti, Oxford U.P., 1923; R.S. Rattray, Religion and Arts in Ashanti, Oxford U.P., 1927; R.S. Rattray,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Oxford U.P., 1929. 有关对拉特雷的学术评价，参见T.C. McCaskie，“R.S. Rattra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sante History: An Appraisal”, History in Africa, Vol. 10, 1983, pp.187-206。
[6]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地区研究是否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参见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28-39页；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
[7] 理查德·兰姆伯特：《地区研究在美国》，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4-216页。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1997, pp.6-26.
[8] R.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p.17-18.
[9] Bruce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 Global Society, Vol. 28, No. 1, 2014, pp.78-80.
[10] Irene L. Gendzier, “Play It Again, Sam: The Practice and Apology of Development”，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2, 1998, p.181；Grobmann Johannes, “Winning the Cold War: Anti-Communism, Informal Diplomac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reer of Jean Violet”, New Global Studies, Vol. 8, No. 1, March 2014, pp.1-15. 有关“特洛伊项目”，参见于群：《“特洛伊计划”——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12页。
[11] Bruce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 pp.70-89.
[12]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可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s://www.cia.gov/about-cia/history-of-the-cia。
[13]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p.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