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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家网读到在诗歌理论界名气颇大的唐晓渡的一篇文章：《新诗的本性和借鉴古典：从形式焦虑的角度》。读罢不由犯嘀咕：一个名噪诗坛的理论家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唐文结尾把北岛的“一字诗”《生活》吹捧得神乎其神，简直无以复加，硬是让“鸡毛上了天”。原文如下：这样的诗在制服化了的古典诗歌语境中是不能成立的，但在新诗的语境中却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很棒。一个“网”字集词、句、篇于一身，像点穴一样，击中我们那被种种无名的力量所笼罩、所纠缠，百般艰困下无助且无力的痛点，又如涟漪层层漾开，扩散到生命的全领域，并从沉默中唤起我们反抗、挣脱的意志，如此高度概括又如此惊警，不亦棒乎？就其实质而言，此诗不妨说与号称“汉诗之祖”的远古民歌《击壤歌》《弹歌》等一脉相承。就这么一个字，加上题目，就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吗？而且与“汉诗之祖”一脉相承！《击壤歌》《弹歌》到底还有其形式，有其内涵，怎么“一脉相承“的结果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字了！？它就把词、句、篇都集于一身了？有这么神奇吗？说穿了原作就是”二字标题+单字内容“的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谜语都很不高明，因为合适的”谜底“太多了！我们试将“网”换作“海”、“土”、“杯”、“路”······有何不可呢？不是一样能回答”什么是生活“的问题吗？这么一个字，姑且算是单音的名词吧，就能把句、篇的作用都全部替代了？再看唐先生由此领悟的内涵吧：“生活“就是网，使人觉得”“无助”“无力”，继之以“反抗”与“挣扎”？我不禁要问：这真是我们面对的生活吗？十分丰富、复杂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可以“一字以蔽之”吗？要讲句时髦话，这里面有什么“正能量”呢？这还不出奇，唐先生还在最后把《生活》抬到吓人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妨说，所谓'新诗’，正是汉语诗歌向其自身精神源头的回溯。”这样说来，新诗是百分之百地继承了汉语诗歌的传统，那么多有识之士对新诗脱离传统的诟病就都是无的放矢了！我们不妨看看《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再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前者写上古百姓自由自在劳动的快乐，后者写先民猎兽的过程。《生活》能够与之比肩吗？我们还不妨回顾历史。早在朦胧诗之初，就产生过关于《生活》的争论。艾青发表文章指出，这只有一个机械的结论，就不是理想的诗，没有意义。“诗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出填空题。”*换句话说：“诗是——”北岛出了这样一道填空题。但是，诗不是填空题，绝不是！我还可以发挥一下：谜语可以以诗的形式出现，那是“诗谜”或“谜诗”，但是诗决非谜也！应该说艾青态度还比较温和，在我看来，这首所谓“一字诗”并不具备诗的种种要素即逻辑学上的必要条件，根本就没有作为诗的资格；硬要往诗上凑，毋宁说是一个诗的怪胎！唐晓渡此文重拾前人余唾之处多矣，一个显例是以“豆腐干”样式责难甚至讥笑格律体新诗。他说：（闻一多）所主张的新格律诗，作为个人实践可谓大获成功，但作为某种范式，其普遍性应该说极为有限。他自己当然不必为此等范式在效尤者那里渐趋僵化，最终获得“豆腐块”之讥负责，但其中所牵动的新诗原理却值得反复探讨品味，同时也不失为今天探讨新诗该从古典那里借鉴什么时，足可记取的某种历史教训。唐晓渡不得不承认闻一多的新格律诗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典范意义“极为有限，以致“逐渐僵化，最终获得'豆腐块’之讥”。而这是“足可记取的某种历史教训”。说那种形式整齐的格律体新诗是呆板难看的“豆腐干”（唐晓渡有所创新，改称“豆腐块”），这一恶喻历来是那些反对新诗格律的人们的撒手锏。他们满以为这一说就铁板钉钉了。其实不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不妨先谈谈作为喻体的豆腐干吧。它本身不就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而且可口易食的美食吗？其形状端端正正，整整齐齐，又有什么不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一种贬义的喻体？再看本体吧，当然是诗的外貌了。也许你觉得它呆板，缺少变化？那么比起参差不齐，乱七八糟，毫无规律，毫无美感可言的自由诗怎么样呢？须知，五七言体的古诗若分行排列，不就是一些豆腐干吗？是的，格律体新诗初期存在诗行整齐而内部结构紊乱的弊端，闻一多在诗学文献《诗的格律》中引用了两行诗来说明问题：他分析说：“这里每行都可以分成四个音尺，每行有两个'三字尺’（三个字构成的音尺之简称，以后仿此）和两个'二字尺’，音尺排列的次序是不规则的，但是每行必须还他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的总数。这样写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但是反过来讲，字数整齐了，音节不一定就会调和，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这种的整齐是死气板脸的硬嵌上去的一个整齐的框子，不是充实的内容产生出来的天然的整齐的轮廓）。”很显然，括号里的话就是对硬凑字数形成的“豆腐干”的批评。此“豆腐干”非彼“豆腐干”也。我们如果也学唐晓渡，找些乱七八糟的自由诗来批评，以那些丛生的“杂草”来代表所有的自由诗，行吗？也许何其芳先生对这种“豆腐干”的讥评有所忌讳，在1950年代提倡“现代格律诗”时放宽了尺度，不再要求诗行字数一律，而只强调顿数（按：音尺、音顿如今改称音步）一致，在原有基础上倒退了。所幸及至21世纪之初，“东方诗风”论坛重要理论家程文的《新诗格律学》问世，提出“完全限步”说（后来我们经过推敲，改称更为明确的“齐言等步”说），才又回到闻一多早前指出的正确轨道上来。经过“东方诗风”论坛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诗友们共同努力实践，终于雄辩地证实了“内”“外”协调的“豆腐干体”格律体新诗的切实可行性。而且还发展到在同一首诗内出现两种甚至多种样式“豆腐干”的新形式，即变步变言整齐体。为了弥补“豆腐干”以外的多种创作需要和审美需求，又确立了“参差对称体”的地位，更创造出同一首诗里整齐部分与参差对称部分并存的“复合体”，使格律体新诗“三分法”得以成立。凡此种种，唐晓渡先生们是没有看到，还是不愿意看到呢？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豆腐干”就是格律体新诗中的整齐体，格律体新诗不可无“豆腐干”！那些反对“豆腐干”的先生们恐怕对此只能干瞪眼吧？其实，对那种胡凑乱拼造成的劣质“豆腐干”，一多先生早就提出了批评，犯不着唐晓渡再来饶舌！“豆腐干”之讥对于真正的格律体新诗践行着，不过是“银样蜡枪头”而已。从废名提出“新诗是自由诗”谬见至今，已经大半个世纪之久，不幸它简直像个驱不走的幽灵一直在诗坛晃悠。可不，唐晓渡又祭起了这个法宝，试图维持自由诗在诗坛的“一统天下”。他告诫人们：别忘了新诗又叫“白话诗”和“自由诗”。如果说“白话诗”的说法使新诗与口语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质询的话，那么“自由诗”这一概念，就反复叮嘱我们关注新诗更多的可能。把新诗叫做“白话诗”的确不科学。因为白话诗古已有之：唐代不是有个著名的白话诗人王梵志吗？所以唐晓渡就紧紧抓住“自由诗”这个法宝不放了。但是这法宝并不灵验。稍加思索，就可以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初看唐晓渡似乎并没有否认新诗的格律建设，对闻一多的实验是充分肯定的：“他所主张的新格律诗，作为个人实践可谓大获成功”，但是笔锋一转，紧接着就说“作为某种范式，其普遍性应该说极为有限”。说白了，他不就是讲“此路不通”吗？这里有个天大的误会（或许是有意的曲解）：格律体新诗并没有什么“范式”，要以某种“范式”统辖所有的创作，是强加的罪名！格律体新诗之父闻一多先生早年就将律诗与格律体新诗做了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千篇一律，后者是量体裁衣。经过近百年、几代有志者艰苦卓绝的努力，如今闻氏这一理念已经由前文提到的“三分法”得以实现。我们把“三分法”达到的效果称之为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这是通过一批格律体新诗的坚定拥趸者的实践得到印证的。最近由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推出的《东方之韵·当代格律体新诗集》一套6本诗集，就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三分法”指导下的成果。观其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样式林林总总，这样的实践绝非唐晓渡所贬斥的“毫无意义”！他满以为把这些格律体新诗一笔抹杀，新诗就真的“是自由诗”了。诗歌的历史，诗歌的特质早就表明，如何其芳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我觉得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而唐晓渡们偏偏要耍霸道，维护这种“偏枯”，在诗的领域只容许自由诗的存在！这不是戕害诗歌，扼杀其前途吗？是闭目塞听，是视而不见，还是执意抹杀呢？早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之末，朱自清就肯定了格律诗派的存在；经过这么久的曲折前行，目前格律体新诗已经开始进一步发展，中国诗坛正在呈现自由诗、中华诗词、格律体新诗“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新诗而言，她是自由体新诗与格律体新诗之和。“新诗是自由诗”已经成为一种呓语。唐晓渡曾说梁实秋的一种观点“逻辑上也荒谬不堪”。那么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自由诗是新诗，不错。但是你说“新诗是自由诗”就切切不可，在逻辑上同样“荒谬不堪”！因为还有格律体新诗的存在。正如你可以说“我是中国人”，但是绝不可倒过来说“中国人是我”！那么，新诗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这样回答：新诗的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汉诗。不能说“中国诗”哟：因为汉诗是遍及海外的。“新诗是自由诗”？从废名到唐晓渡们的这一陈词滥调可以休矣！本来，三“驳”过了，就该“住指”。不过还想啰唣几句。上文提到，最近由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推出了由吕进先生主编并撰写总序的《东方之韵·当代格律体新诗集》一套6本诗集。关于这套诗丛，又有了新的动态，不妨谈谈。这也是我驳唐的底气所在呢。就在后天（12月20日），重庆市诗词学会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将联合主办这套丛书的首发暨评介会。重庆市作协将派员出席、讲话。消息一出，反响强烈。迄今已经收到许多论文、贺信、贺诗，众口一词对此举表示支持，对这套诗丛给予高度评价（相关人士事先已获赠书）。赐以佳评的人士有中国闻一多学会会长陈国恩先生，著名诗人高平、梁志宏先生，著名诗词家熊盛元、尹贤先生，楚辞学者黄中模先生等，致贺单位就免提了吧。此前，8月28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资深教授、知名诗歌理论家吴欢章先生文章《贺敬之对新古体诗的探索：未始不是一条新路》，其中阐述新诗形式问题，指出“诗体是诗艺的重要载体，究竟建设什么样的诗体，才能符合现代生活表现和现代人审美要求，这是百年新诗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历史课题。”他将“广大诗人一直在进行的多样化探索”，概括为几种历史的趋势：一是自由体新诗的探索；二是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三是民歌体新诗的探索；还有一种“半格律体”的创作。下面是关于“格律体形式”的论述：“为防止和纠正新诗的散漫无章，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闻一多和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提出新诗须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主张节的整饰，字的均齐、音顿的和谐，以此来建设格律体新诗。在这种诗学理论影响下，曾经产生过不少艺术成果。延续这种诗学脉络，到50年代诗人何其芳又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以有规律的韵律来增强诗的节奏性。虽然起起伏伏，但对格律体新诗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验一直后续不绝，近期重庆格律体新诗研究院的成立，就是这种历史趋向的一个新的例证。”身在上海的吴欢章先生，看到了重庆发生的事情，把我们研究院的成立视为格律体新诗发展“历史趋向”的新例证。同是诗歌理论家，吴欢章与唐晓渡，不是高下立判了吗？
万龙生，1941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移居重庆。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出版了多种诗集、诗论集。曾任江北区文化局局长、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重庆文学》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艺苑》副主编、“东方诗风”论坛名誉站长、《渝水》诗刊主编等职。在新诗格律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有独到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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