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是怎样东山再起二次建军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枪声大作，人民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诞生节日，时年31岁的贺龙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元勋。
因缺乏经验，决策错误，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企图打通出海口，接收共产国际提供的军火再重起革命炉灶。然而坐镇广东的李济深命令黄绍竑、陈济棠、钱大钧、薛岳等部前来堵截，起义军冒着酷暑行军，几经转战，减员很大。在进占江西瑞金时，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光荣入党，终于一偿夙愿。
此后形势更加严峻，经三河坝分兵后，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战败，无法于潮汕立足，不得不转向海陆丰。撤至普宁流沙时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抛弃“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苏维埃旗帜，主要领导人分散转赴香港或上海，武装部队至陆丰与农军会合坚持斗争。贺龙在会上表示了坚定的决心：“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会后起义军继续向西转移，却遭到陈济棠部队的拦腰截击，被分隔为两段。先头贺龙第20军的第1师、第2师到达陆丰，因后边的主力没跟上，部队中失败主义情绪浓厚，最后在第1师师长贺锦斋、副师长欧学海率领下向敌陈济棠、徐景唐、黄旭初等部缴械投降。后面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率领的主力也被敌人冲散，一众领导人不得不分别经香港潜往上海。
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归于失败。留下的成建制的起义军，一部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转至粤湘边境，后来发动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另一部在董朗、颜昌颐等率领下转到海陆丰坚持斗争，建立红2师，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
1927年11月，贺龙辗转抵达上海，与中央接上了头。此时，宁汉已经合流，国民党政府悬赏10万大洋缉拿贺龙。中央本拟派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去苏联学习。割据井冈山苦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的毛泽东，也曾给中央写信要求派贺龙来。但贺龙心中不服气，不愿意去苏联，而是想回湘西重新搞武装。周恩来在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后，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组织暴动，归湖北省委书记兼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领导。回头来看，如果说贺龙在南昌起义期间还脱不了“军阀”的嫌疑，那么到了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的这一阶段，贺老总已经被中央领导人所了解，脱胎换骨，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人生。
1928年1月，贺龙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人离开上海到了武汉。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准备在武汉搞年关暴动，由贺龙出任总指挥。由于消息走漏，贺龙等人遭到敌人追捕，暴动废止。几经周折后贺龙一行方才脱险，除经过观音洲时缴了团防队的10支长短枪外，还收拢了贺锦斋等旧部百余人。不久贺龙、周逸群、贺锦斋、黄鳌、王炳南等人即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的旗帜，开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的游击战争，同时有力配合了华容、监利、沔阳、江陵、公安、天门等县的暴动。由于起义军主力攻打监利县城受挫，贺龙、周逸群等人在石首县的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起义武装分别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坚持游击战争，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等少数人按照中央原来的指示赴湘西开展武装斗争。2月底，贺龙回到桑植洪家关，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3年了。
贺龙返乡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姐妹、兄弟、亲友、老部下及家乡农民武装等闻讯纷纷赶来投奔。贺龙直言相告：“你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从今天起，不许打自己人，都跟我干革命。我先把话讲明白，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干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跟蒋介石、汪精卫这帮坏蛋干到底！”他大旗一竖，招兵买马，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以此为基础，贺龙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自己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1师师长，王炳南任第2师师长，公开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斗争。
起义后，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成立了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将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因工农革命军初建，非常缺乏经费，贺龙便亲自出马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他走后不久，贵州军阀就出动一个旅联合桑植团防武装进攻桑植，围剿工农革命军。由于工农革命军来源复杂，良莠不一，战斗力较差，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指挥，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打散了。周逸群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提出狡兔不能一窟，于是便离队前往洪湖地区开辟工作。等贺龙回到洪家关时，队伍已经散了，周逸群也走了，身边只剩下贺锦斋等几十人。
然而贺龙不屈不挠，在桑植、鹤峰边界收拢失散的队伍，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在贺龙等人的努力下，两个多月时间又聚集起了一支1500余人的队伍。为了帮助贺龙改造部队，湖南省委也先后派遣陈协平、张一鸣、汪毅夫、邓侠清等一批干部到工农革命军，起到了领导骨干作用。在此基础上，将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编第1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另外还有几个支队和大队。同时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辖区内红军和地方党政工作。
1928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4军去石门支持南乡暴动，并配合周围数县的斗争。由于敌人调集重兵围剿，加上叛徒告密，红4军在渫阳、泥沙连遭敌人袭击，军参谋长黄鳌、第1师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大部溃散，只剩下200余人。与此同时，洪家关也被团防武装侵占，贺龙的后方机关遭到破坏，大姐贺英率领的游击队被打散，胞妹贺满姑被敌人抓住英勇就义。眼见天气越来越冷，红4军活动于高山大岭之中，指战员身上还都穿着单衣，弹药、粮食、医药也严重缺乏，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便悄悄离队开了小差，部队很快减员到只剩100余人。
危急关头，贺英带领游击队找到了红4军，送来了一批粮食、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红4军的燃眉之急。此后贺龙和大姐进行了一番长谈，表示了要坚决斗争下去的决心。贺英则给了弟弟很大鼓励，并提出要在部队中发展党团组织，整顿和改造队伍，这样才不至于一打就垮。贺龙听了大姐的话，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最后红4军只剩下了91个人、72支枪。但这些人都是有过斗争历史、觉悟较高、政治立场坚定的精华，军政素质都已大为改善，为后面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起这次与大姐贺英的谈话，仍充满感情地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
为统一领导湘鄂边区地方党的工作，湘西前敌委员会改称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张一鸣、罗统一等组成，贺龙仍任书记。此后贺龙争取了陈宗瑜领导的一批“神兵”武装，再次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并展开游击战打击敌人。1929年1月，红4军占领鹤峰县城，成立了鹤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红4军又发展到了1000余人，有枪300多条，声威大振。
在此期间，湘鄂西前委收到了中央于去年10月给贺龙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六大精神，对红4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贺龙的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联合进攻，因此要贺龙离队到中央帮助军事工作。然而，红4军之所以几仆几起红旗不倒，主要靠的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4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其他领导人所难以替代的。据此，湘鄂西前委给中央复信，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在考虑后，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自从参加孙中山革命后，贺龙拉队伍几起几落，百折不挠，他的威名在湖北、湖南、贵州一带家喻户晓，具有极高的革命威望。这次回到湘西后，贺龙能连续几次拉起上千人的队伍，主要靠的并不是共产革命的影响，实际上当时许多人对革命并没有多少认识，部队中党的组织也很不完善，缺乏党的坚强领导。那么多人很快就来投奔贺龙，并不是他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缘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相信跟着贺龙走没错，所谓“跟着贺龙打下天”，于是家属、亲友、旧部等互相串联，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能组合起来形成队伍。至于要以革命的原则在部队中推行整顿和改造，那就非一日之功了。
对于贺龙带兵聚兵的本事，曾与他多次交手的湘军宿将李觉在晚年时对来访者评价说：“贺龙的队伍打得垮，但打不散。”为什么呢？“贺龙打富济贫，同情穷人，无论部队到了什么地方，都要收留流浪街头的小乞丐，接受初等文化、识字教育。男小乞丐养到十五六岁，到部队当勤务兵、小号兵，长到十七八岁当马弁、士兵，积功递升班、排、连长，女小乞丐长大成人后，嫁给中低级军官为妻。这些人都把贺龙当作再生父母，对贺龙忠心耿耿。贺龙的部队被打垮以后，这些人只要知道贺龙在什么地方，千里迢迢讨饭也要去寻找贺龙的队伍，所以说贺龙的部队打得垮，但永远打不散。”
怎么样，贺老总的这种过人魅力，在我军千百将帅中也是独具风采吧！“龙头大哥”的威名，从此成为了我军中的一面旗帜。不过，正是因为贺龙在军队中的得人心，孚众望，也让他在后来成为了一些人觊觎的对象。
1929年3月，贺龙指挥红4军粉碎了王文轩指挥的鹤峰、桑植等五县团防武装3000余人的联合进攻，极大震慑了各地团防武装的气焰。此后贺龙率部继续进展，再次打下桑植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经过连续奋战，鹤峰、桑植境内的团防武装已基本被驱逐，两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成形，红4军也发展到3000余人。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湘、鄂军阀加紧了对红4军的围剿。
6月底，湖南警备第1军军长陈渠珍令所属向子云旅进攻桑植。湘鄂西前委采取诱敌深入、断其一指的战略方针，待大摇大摆前进的向旅第3团副团长周寒之率千余人从南岔渡过澧水时，突然出击，将该敌大部歼灭，击毙周寒之，缴枪数百支。不久，向子云又率本部2000余人进犯桑植。贺龙再次诱敌深入，故意放弃桑植，将向旅诱过赤溪河放进桑植。待向旅逐次进入桑植城，兵力分散之际，红4军猛然断敌退路，“关门打狗”，四面围攻，打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歼灭战。这一战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向子云在泅水逃跑时被淹死，红4军取得了建军以来空前的胜利。
南岔、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打出了红4军的威风，湘鄂军阀一时未敢继续前来围剿。贺龙乘机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军已扩大4000余人，党的政治工作也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贺龙又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和游杂武装采用区别对待的策略，以军事打击与分化瓦解相结合，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争取了一般势力的修好或不与为敌，巩固及扩大了湘鄂边根据地。
贺龙重回湘西之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起几落，从开始拉起的3000多人的队伍轻易就被国民党军击溃，到现在还是3000多人却能歼灭来犯之敌2000余人，已充分说明了红4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由于党对红4军的绝对领导已基本形成，红4军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变化，真正成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命铁军。
其后，贺龙率领红4军东西转战，同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洪湖苏区红6军会合，队伍进一步壮大，这才有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贺龙这条“活龙”与段德昌这条“火龙”双龙竞舞，又演出了更加恢宏壮阔的战争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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