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古建筑群位于西湖博物馆馆区西侧，原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 文澜阁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年，《四库全书》告成，当时先抄四部，分藏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内廷四阁”。后乾隆皇帝因“江浙人文渊数，允宜广布，以光文昭”，又命续抄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是为“江南三阁”。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假山后面是御座房
御座房西侧的回廊
前面一座金色琉璃瓦的硬山顶建筑，为御座房。
御座房是皇帝休憩以及召对臣工、引见庶僚的地方。
现在是四库全书展厅，展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厅内以“文澜遗泽”为题，对“文澜阁”的历史和成就作简单的介绍。
《四库全书》是继《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之后编纂的一大丛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全书共36，300册，79，337卷，共收书3503种，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内容极为广泛，集我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天算、舆地、科技、医学等方面著作，虽在编纂过程中，篡改、抽毁、禁毁不少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
《四库全书》告成，当时先抄四部，分藏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内廷四阁”。后乾隆皇帝因“江浙人文渊数，允宜广布，以光文昭”，又命续抄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是为“江南三阁”。
文汇、文宗二阁毁于战火。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丁氏兄弟心急如焚，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这次补抄主要由徐锡麟的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申甫2人自费所为，历时七年，甚为艰辛；后来，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对徐仲荪、堵申甫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但他知道，“修补”工程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出面牵头。在他的重视及关注下，补抄工作开始由官府组织，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洗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如今文澜阁的3.6万多册《四库全书》，藏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恒温恒湿。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他认为自己的统治的清朝已成为空前的“盛世”，所以在文化工程上要有大的建树。而编纂《四库全书》，从规模上就能超越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和他爷爷康熙皇帝下令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炫耀大清皇朝的文治。还有一个目的是，他可以借着编纂《四库全书》的筛选环节，剔除、销毁、删改一些“有问题”的书，尤其是其中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内容。所以，《四库全书》其实是一套“四库不全书”，还有人讽刺《四库全书》是“四库毁书”。有学者统计，有超过6793种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但没有真正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而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前后被清廷禁毁的书，达到了3000种。
乾隆精于理学，勤于诗文，长于鉴赏，通于书画；他注重人才，奉行孝道，怀柔天下；他注重文化的构建，编修《四库全书》《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瑯》等。《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年--1781年成。
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清朝政治家、文学家。他一生中领导和参与多部重要典籍编修。因此，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一生悉付《四库全书》，其《阅微草堂笔记》和《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董诰（1740-1818），字雅伦，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董邦达长子，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顺天乡试举人，明年成进士，殿试各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为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散馆后，改任编修。董诰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以至文华蓼大学士。
湖州书船
湖州书船，又名织里书船，据清朝同治《湖州府志》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湖州书船，是明、清乃至民国湖州独有的一种专门卖书的船。据史志记载，书船始于明初，嘉靖至万历年间，因雕版印刷业发达，书船步入鼎盛阶段。明代、清朝、民国特别盛行，直到抗日战争。日本人汽艇入侵江河，方才慢慢绝迹，在湖州“兴旺发达”约4个世纪，实为罕见。
古今图书集成》开始编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20多年，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内容非常丰富，且图文并茂，一套共有5020册，1亿6千万字。该书第一版用铜活字排印，是我国印刷史上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工程，只印了64部，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向各地官员、藏书家征集图书，规定凡向朝廷进书500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天一阁主人范懋柱因进呈书籍多达600多种，获得了乾隆皇帝嘉奖的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皇帝又先后两次把反映他十全战功的铜版画十六幅《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和十六幅《平定两金川得胜图》，赐给天一阁。
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平定回部得胜图》
文澜阁，是清代乾隆年间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全国七大书阁之一。此处原为清康熙帝南巡时，在孤山兴建的行宫，雍正五年(1727年)改为圣因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改建文澜阁。五十二年夏起，陆续将誊抄完成的《四库全书》运抵杭，交藏文澜阁。
文澜阁与文渊阁等七阁一致，均仿宁波天一阁式样，但有所改动。原阁为歇山顶，重修后改成硬山顶。从乾隆四十七年圣旨中“将文渊阁式样带去”知道，文澜阁建筑图非自己设计，乃是采用文渊阁式样，而庭院、假山、水池等布置，仅是参照，有着自己特色。天一阁为硬山顶，文渊阁改为歇山顶，文澜阁原阁也是歇山顶，从嘉庆《两浙盐法志》上所绘文澜阁原图可以得到佐证。阁脊两头为龙头，檐端前后各有两尊神像。今阁顶用黑色筒瓦，原是否用琉璃瓦未有资料记载。阁木结构，双檐，东西两面砖甃风火墙，以防火。明二层，内中夹一暗层为三层，较天一阁多一层，高出许多，大概是书多的缘故。楼六楹，其中西边一楹为楼梯，取“天一成水，地六成之”意。窗扉皆为绿色，意取水色克火。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时，乾隆皇帝已经是74岁的“古稀天子”。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和当时的印刷水平，他不敢保证在自己驾崩之前这事可以做完。这是因为，把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印成书，要刻出将近115万块印刷《四库全书》用的雕版，要制作8亿个印刷《四库全书》用的活字！
所以，编纂《四库全书》的机构——四库馆，只好采用一种效率更高的“笨办法”——人工抄写！于是，四库馆选拔出来3826人，每人每天每天抄1000字以上，字体不工整者，查到一次还要罚每天多抄10000字。就这样，只用6年时间，就抄完7套《四库全书》，分别保存在包括文澜阁在内的七座藏书阁里。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函复制品
银杏书夹板复制品
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城，文澜阁也未逃战火劫难，阁圮书散。光绪六年十月初八，文澜阁进行了重修，历时一年修复，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
“江南三阁”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库书，命运比文澜阁《四库全书》还要惨。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将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书阁者扬州绅士，僧不得与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
1861年太平天国战乱，文澜阁被士兵践踏，《四库全书》散落阁外。幸亏两位杭州人丁申丁丙发现，夜中潜入文澜阁，用小船将剩余的四库全书偷偷运出。又立即招募年轻力壮者数人，冒险前往杭州，到文澜阁废墟上翻捡搜寻，并把找到的书册连夜运回留下，每晚都要奔波往返数十里，存放在西溪丁家祠堂。风木庵是丁申、丁丙两父母亲庐墓所在地，从前叫丙舍，应是后裔扫墓和守墓的房舍。丁氏兄弟就将抢救出来的几千册文澜阁《四库全书》临时存放在此地，不易为人发现。
有时在途中遇到太平军盘诘，就以收购字纸为名侥幸过关，以致太平军都知道这些有字之纸能够卖钱，纷纷把战乱中幸存的断简残编，捆载驮负，出售给丁氏兄弟。为扩大搜寻范围，丁氏兄弟还委托书商协助收购。
太平军撤出杭州，文澜阁倒塌了，不能存放；杭州私家藏书楼不少，包括他们丁家自家都可存放，但考虑下来都不妥当，主要是《四库全书》地位特尊，放在私家不免有亵渎之意，最后议定藏到运司河的杭州府学里较为妥当。他们了解到府学的孔庙大成殿后面偏处有个尊经阁是藏书阁，有人去看过，大体完好，稍稍修缮一下就能藏书，这里应是藏《四库全书》抢救出来的几千册书最理想的地方。
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钟麟重建文澜阁，次年落成。丁丙将所得书送入重建的文澜阁珍藏。后丁氏又多方搜集和补抄，至光绪十四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
光绪六年（1880），丁丙受浙江巡抚谭钟麟之托，与邹在寅共同监司重建西湖文澜阁。重建工程于光绪六年（1880）十月初八日动工，次年三月文澜阁落成，全部工程于九月告竣。此次重建不仅在临湖一面竖立起大牌坊，还新建了供士子读书休憩的太乙分青室，重建后的文澜阁气象为之一新。文澜阁在当时杭州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得以重建，一是因为文澜阁为浙江、杭州文脉所系，二是因为文澜阁属皇家藏书楼，地方官员格外重视。
因丁丙在抢救库书中贡献卓著，故而前后共有《书库抱残图》三帧纪录其功绩。
同治六年莫友芝应丁氏兄弟之请，为画卷篆文“书库抱残图”置于卷端。
《书库抱残图》第一图作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文澜阁遗书暂贮杭州府学尊经阁之后，因当年年文澜阁主事者陆光祺尚在上海，丁丙请其回杭整理书籍，并请绘图以纪事，左宗棠名之曰《书库抱残图》，莫友芝作篆书“书库抱残图”五字题其端。
《书库抱残图》，莫友芝篆书陆光祺曾在阁圮前管理文澜阁库书，绘图毕，复有跋称：竹舟、松生两昆仲，慕义嗜古。当辛酉避地西溪，得文澜阁藏书万余卷，皆昏夜暝搜，获之颓垣败瓦间，其掇拾可谓勤矣！余从事阁中十余年，咸丰庚申之变，会垣惨被兵燹，而阁独存，书籍无恙。不虞辛酉之复遭蹂躏也。萍漂沪渎，得遇贤昆季，于流离琐尾之余，谈次得悉阁中崖略。……独此阁书，经贤昆仲收合遗烬，虽仅十分之二，而守缺抱残，非有心人其能冒险担此耶！同治甲子春，会垣再复，重返里门，固作是图以纪贤昆季慕义之殷，不仅嗜古云尔。
《书库抱残图》第一图中间
《书库抱残图》第一图后部
陆光祺绘为此图作记者为孙衣言，题辞者有章鋆、丁寿祺、高心夔、吴昆田、陈銛等。另谭钟麟、汤肇熙亦有跋语。此图右方有“武昌张裕钊敬观”七字，下钤“廉卿”朱印，张裕钊为咸丰、同治间著名书法家、古文家，他的题名足为此图增光。
丁氏兄弟救书场景，抄录整理。
丁氏兄弟救书场景，收集。
丁氏兄弟救书场景，运输。
丁氏兄弟救书场景，入库归档。
《四库全书》历经磨难，经历了三次补抄，终于得到保全。
丁丙在同治三年（1864 年）早就经左宗棠 保举其为知县，发江苏补用，江苏官民亦素闻其贤，盼其 早去，而丁丙不赴，后又加同知衔，丁丙仍然婉辞不就。 原来丁丙仍寄情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他提出补 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使文澜阁的库书恢复原貌。此话说来容易，但真要实行，却是万难。当时有人倡议，筹款北上，用宫内的文渊阁本补抄，然而大内宫禁岂能让民间百姓每天成百人进去抄书？也有人提议将文渊阁本从皇宫内借出来抄，这又如何行得通？最后由丁丙拍板利用家中藏书和向全国著名藏书楼借用底本补抄。
钱恂（1853～1927），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晚清著名外交家，晚清和民国时期思想开明的学者。民国元年（1912）浙江图书馆馆舍落成，钱恂担任浙江图书馆首任总理（馆长）。依照之前的浙江谘议局决议，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保管，钱恂接收了这批藏书。将《四库全书》移藏到馆舍西侧一墙之隔的红洋房。
到了民国四年（1915），已调任参议院的钱恂，仍心系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呈请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后，在北京设立了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亲自负责，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因民国四年为乙卯年，后称“乙卯补抄”。此次补抄历时八年，甚为艰辛。
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人，现代学者、书法家。民国十二年（1923），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被前人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在钱恂的补抄刚结束不久，下决心再度补抄。1923年是癸亥年，故史称“癸亥补抄”。他用最为耿直的态度对待《四库全书》的补抄：一个，他“不愿向公家要钱，受着种种闲气和束缚”。另一个，他筹钱募捐，只找浙江籍人士，非浙江籍人士即使富可敌国的也不找。后经证实，这种耿直到“固执”的倔强，还是有远见的。张宗祥仅仅从上海、杭州等地的浙江籍达官贵人和商界巨子手里，就募集到16200块银元。在他主持的“癸亥补抄”一年间，就抄书2046册，4497卷；临完成前，又重新校对丁氏兄弟抄书213种，2250册，5560卷，12000多块银元刚好用完。
下面为左宗棠题“书库抱残图”（行书）。
1937年，杭州沦陷日军之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西迁到贵州，走出了一条“文军长征”之路。文澜阁《四库全书》也走了一条和“文军长征”并行的西迁之路。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得到了竺可桢的帮助，让文澜阁《四库全书》挤上了浙大西迁的车队。1938年2月22日，日寇组织的 “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此时的浙江图书馆已是人去楼空，他们一无所获。
当时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叔谅担心阁书被炸，就命令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7月末，情势进一步恶劣，于是，陈叔谅决定8月4日开始运书，目的地为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1937年8月1日，全馆职员集中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馆舍，点书装箱，一直到3日凌晨。共装有《四库全书》140箱，还有88箱的《古今图书集成》，加起来是228箱。228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一起，可以把一间五六十平方米、3米高的房子全部装满。8月4日早晨，这些书被搬离孤山，运到了钱塘江边，装了一大船，5日中午到达了鱼山。当时的船，是人力船，虽然杭州到富阳不远，但也要走一天一夜。从鱼山的江边到石马村，有7.5公里路，而且都是崎岖的山路，车子没法行，工作人员就在当地雇佣了上百名工人，两人抬一箱，花了半天时间才抬到。
赵宅主人是当地一位富豪，因为刚刚新造了大房子，旧的房子暂时空了出来，这些书就被放到了其中，当时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毛春翔与一位工友在那里保管图书。1937年10月，日机频频轰炸杭州，在鱼山都可以清楚地听到爆炸声，阁书的安全顿时成了问题。于是，有人建议将书迁到建德。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君美诚出面，借了200多元，雇工搬运书箱到江边，装船向建德驶去。
没过多久，杭州沦陷，建德震动，将《四库全书》继续存放在建德，显然已经不安全，浙江省立图书馆又派出人雇民船将书运到金华，又找车转运到龙泉，暂存在龙泉县城中心学校。龙泉虽然地处群山环绕中，但毕竟离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太近，而且离龙泉不远的衢州军用机场，已是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所以也不安全。1938年1月底，当时的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江，商议运阁书去贵阳保存的事宜。贵州处于西南偏远地区，战事还不至于涉及，而且相对于重庆、成都，路途又更近一点，当时重庆也频频受到日机轰炸，相对而言，还是贵阳比较安全一些。浙江方面起初还有异议，但战局紧迫，也只能同意。于是，140箱《四库全书》被运往贵州，而88箱《古今图书集成》则继续留在龙泉。
从龙泉到贵阳，是《四库全书》“抗战苦旅”中最艰难的一段，由于很多路段并未修建，道路迂回曲折，路程要比现在多一倍，有3000公里之长。这段路中，除了短短一程可借助于浙赣铁路外，其余都是崎岖的山路，有的地方车都开不过，还得靠肩挑、人拉和船运。从龙泉到浦城再折回江山的路程中，要经过新岭、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二十多个镇。就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翻到了溪水之中。
这一车书有11箱，3000余册。护送人员急忙到附近村庄招雇工人，到溪里把箱子捞起来，再雇车运到江山县城，并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由于书在水中浸的时间久了，晒了两天，水滢如故，因为时间紧迫，参与护送的李絜非不得不将这些湿书装入箱子，重新上路。
阁书在1938年4月14日被送到了长沙，又在4月25日运抵贵阳，藏在西门外1公里的张家祠堂。此时，那11箱书还是湿漉漉的，这3000余册书，每册每页都必须打开垫上毛纸，再曝、晾，工作要求非常高。贵州的气候异常潮湿，俗话说“天无三日晴”，阁书到达时是在春天，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负责看管阁书的夏定域带着临时雇工晒书，见太阳高照，赶紧快手快脚摊开，但往往刚摊几排，雨点就下来了，要以更快的手脚收书。大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艰苦的工作。
从1938年4月25日开始，《四库全书》在贵阳度过了6年多，然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贵阳都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城市藏有这么一部珍贵的古籍。然而，贵阳的局势也并不是一直这么太平。抗战后期，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直犯贵州。1944年11月，贵州告急。1944年12月4日夜里，毛春翔接到通知，说中国军方已派坚固卡车6辆，来帮助运书入川。12月6日，6辆卡车准时赶到，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书箱下山，装车。12月8日清晨，车队出发。12月23日，《四库全书》完整运达重庆青木关。
《四库全书》藏于当时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瓦房中。四大间屋子在山麓，均朝东，地势高适合藏书。而且部长公馆有4名警卫，备有武器，安全亦不成问题。1945年8月，日寇投降，阁书回到浙江进入议事历程，但是由于运输困难，经费紧缺，此事还一度搁浅，一直到1946年4月，这项工作才正式展开。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青木关。7月5日，经过50天的颠簸，这部古籍终于回到了杭州。
1949年后，守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功臣也留在了浙江图书馆，陪伴着他们倾心尽力守护的《四库全书》直到生命终点。比如，组织过补抄《四库全书》的张宗祥成为了浙江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直到1965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