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昕、孙振田丨当代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的重要收获——读罗鹭编《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
郑昕 孙振田
郑昕，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孙振田，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籍目录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汉书·艺文志》注解长编及研究”等。
罗鹭编《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全二册（下称《丛刊》），获得“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资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5月影印出版，第一册594页，第二册658页，16开本。该书选刊罗鹭（采山楼为其书斋名）个人所藏稀见清人别集20种，每种均撰有题跋或解题。当代著名学者程章灿先生题写书名，藏书大家韦力先生撰序，罗鹭自撰前言。较之近年影印出版的一些同类型丛刊，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3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2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家集丛刊》（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等，不得不说，《丛刊》只能称得上是一部“小书”——总数不过区区20种，且每种的部头又较小，除一种三卷、三种二卷、两种不分卷外，其余14种均为一卷；然而，考虑到《丛刊》所选为罗鹭一人之所藏，基于其全部的藏书活动，衡其藏书实绩、究其藏书思想、察其藏书意义，我们却又不能不说，《丛刊》实为一部“大书”，是当代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的重要收获，必将在藏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藏书实绩：规模初具，深入研究
当代环境下，想在古籍收藏上有所建树，无疑是难之又难的。这主要由两个方面所决定：其一，购求不易。退出日常流通，且又经历公藏机构与私人藏家的长期搜罗及自然与人为之淘汰等，古籍之获得虽仍有渠道，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韦力先生在序中论及宋元本的收藏云：“宋元刻本经过几百年的孜孜以求，尚能在市面流通者稀若星凤，虽然晚清民国间还有一些大藏家能够收到数量不少的宋元本，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大藏书家架上之物基本都归了如今的公共图书馆，尘埃落定后，若某位大力者欲以宋元本为唯一追求目标，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但能够达到一定的质与量，显然是难以完成的梦想。”[1]1宋元刻本固不易求，其他类型的古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时间较近的清人别集论（其尤近者如晚清别集），即便是流散民间者“数量众多”[2]2，然非经费时费力，又何能得见？其二，经济压力。毋庸讳言，以个人之力，即便购置一些当代的出版物，哪怕只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择其必不可少者购买，经济上的代价都是十分高昂的。不少书籍定价之高，令人咋舌。至于古籍，其价格就更加让普通人望“书”兴叹了。且不说那些较受关注的善本、佳本，即便是一些普通古籍，或者并不为人所关注、追捧的古籍，交易价格往往也在数万之间[3-7]。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罗鹭之藏书所取得之实绩已经规模初具，即以《丛刊》而论，虽然只有区区20种，已足以令人赞叹了。据知情人士透露，罗鹭所藏稀见清人别集已有60余种，“原计划聚集百余种再整理问世……就优先选取二十种罕见流传、内容较完整、有较高文献价值的稀见清人别集先行出版”[2]5，可知这20种只是其珍藏的部分藏品，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为此，罗鹭自然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内中之显见者：其一，制定收藏标准。关于这一点，罗鹭有所交代：1.“在书价日涨的今天，以一名大学青年教师的微薄薪水，无法满足大规模购书的愿望，只能选择某一类型文献形成专藏”[2]3；2.“将明清别集作为自己的主要收藏方向”[2] 4；3.“限于财力，基本上只能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收藏那些名气不大、品相不佳、残缺不全的文献”[2]4。固为另辟蹊径，更可称苦心孤诣。其二，长期坚持不懈。据罗鹭介绍，他有意识地收藏古籍活动，始于2008年，至今已逾10年之久，“十年来，通过网络、拍卖、古旧书店、书友交流等途径，笔者经眼的稀见明清别集多达数百种”[2]4，“有时候苦等数月，浏览大量书目信息，也见不到一部心仪的清集；有时候偶然疏忽，数日没有上网，才发现某部孤本秘籍已被他人廉值买去。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只好花重金请求书友割让，或者托店主复印副本见寄”[2]5，精力之投入、个中之苦辛，历历在目，也一定承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除前述所谓“无法满足大规模购书的愿望”“财力所限”云云，翻检《丛刊》相关书籍之解题，如王者瑞《百梅诗》一卷，解题云：“索值甚昂，犹豫不及购，遂与之失之交臂矣。”王钦止《痴生诗草》一卷、《痴生诗草续集》一卷，解题云：“山东高密流出水西王氏家集数种……因索值甚昂，余仅购得此本，重其为稿本也……惜余当时力有未逮，不能使之尽归一庐，至今引以为憾。”非止遗憾之情，其经济上的压力亦可见一斑。
罗鹭收藏古籍所取得的实绩，自然还应包括对所藏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丛刊》所收书籍为例，标志就是为它们一一撰写了高质量的题跋或解题：或解决疑难之问题，或指出书籍之价值，或揭示普遍之规律。举例言之：关于解决疑难之问题，如张逵《梅林诗集》一卷，因缺页造成著者不明，解题抓住所余诗篇中的蛛丝马迹，推理与材料互证，最终得出著者即清初安徽宿松人张逵的结论，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梅林诗集》的作者问题。考证过程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堪称典范。关于书籍之价值，如论杨念昔《金浒诗草》一卷，最有价值的为纪实长诗《成都记灾》，可与《（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十六《祥异志》、《清史稿》卷四十一《灾异二》相印证，为诗史可互证“典型之一例也”；论杜若春《乐陶吟》一卷云：“二年后捐馆，幸有此集流传，可补史志记载其生平事迹之缺。”指出书籍之价值，为解题撰写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也是衡量解题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非深思熟虑、旁稽博考而不能为。关于揭示普遍之规律，如论陈文新《养气斋诗记》一卷云：“旧钞本之价值，于此可见一斑；然传钞亦易致误，亦不可不慎察而详考也。”论刘晖《湘云别业诗草》一卷云：“盖此种诗文集，大抵皆排印家谱之副产品，仅在家族内部及友人中传阅，故名气不大、罕见流传。然当时刷印之品种极夥，远超今人估算。惟今日存世且见诸著录者，不过泰山一毫芒而已。”这为我们科学地利用旧钞本，以及正确认识地方文士诗文集刷印与流传之规律，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金浒诗草》）
2.藏书思想：凡书，皆可宝之；凡书，以用为归
作为一名古籍收藏爱好者，最渴望收藏的，当然是那些版本上较为重要、较为稀缺，或者学术研究上价值更大的书籍。然如上所述，受制于古籍流通的客观实际及经济承受能力，罗鹭虽然自称“酷嗜珍本秘籍”[2]3，更多的情况下却只能“人弃我取” [2]4，购买一些“名气不大、品相不佳、残缺不全的文献”[2]4，甚至因此而不无自嘲地说：“至于能够采到的究竟是传世之宝还是废铜烂铁，则只能顺其自然了。”[2]5这固然是一种无奈，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较为通达的藏书思想，即凡书皆可宝之——名气不大之书、品相不佳之书、残缺不全之书，均应予以重视，因为这些书籍总是有其不可忽视之价值。《前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明人王应翼，是湖北京山黄玉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其诗集久已亡佚，仅见（康熙）《安陆县志》卷二十著录所著《采山楼诗文》十数种。笔者偶然在孔夫子旧书网见到《采山楼集》明刻本残页，背面粘贴新中国成立前后石家庄一家饼干公司的广告，目测属于糊窗覆缻之物，以廉值收归寒斋所有。尽管只是一纸残页，却足足让我兴奋了好几天。（康熙）《安陆府志》著录的《采山楼诗文》只能供人遐想，而这张残纸则是可以感知和触摸的实物，能够为明人别集的版本著录与考订提供更为具体的信息：王应翼《采山楼集》，明末刻本，每半页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2]4-5
虽为极易被人忽略的一页残纸——事实上的确如此，所谓“廉值”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方法科学、视角得当，同样可以发掘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张逵《梅林诗集》一卷、徐焯《邃园集古》一卷亦为显例：《梅林诗集》一卷，卷首缺5页，起自第6页，无书名、作者、序跋、目录等，“品相不佳，无人问津，而吾以底价购得”；《邃园集古》一卷，“《梅林诗集》首残尾全，此书则首全尾残”，同为人所不看重。《梅林诗集》一卷，经过考证，解决了作者问题，则其价值就得以凸显——可资研究安徽宿松一地文史；《邃园集古》一卷，其价值除有助于研究宿松文史之外，还可“补史志（笔者注：[民国]《宿松县志》）之缺”。其余如郭匡《厄中况诗集》一卷，论云：“字体清隽，刻印俱佳，允为乾隆家刻本中之白眉。”指出在版本学上有较高价值；余笛《北游草》一卷、《南旋草》一卷，论云：“可见道光刻本书板已亡佚，其后人手中亦无印本，故不当以其后印而忽之也。”指出具有保存版本之价值；王锡纶《怡青堂诗》四刻（存卷一至二），论云：“《清代诗文集汇编》网罗清集甚夥，亦仅收集到《二刻》，此四刻之难得，切不可因其为残本而忽之也。”指出可补大型文献丛书之缺漏；沈守廉《两园集古存草》一卷，论云：“然印量不多，罕见流传，公藏中仅见苏州图书馆有著录，幸毋以寻常石印本而忽之也。”指出可补世所留存较少之缺憾，等等。对这些书籍价值之“发现”，实际上就是使它们重新获得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
（《厄中况诗集》）
藏家藏书之目的，今天看来，无非可以分为这样三种：为藏书而藏书、为读书治学而藏书、为获利而藏书。罗鹭之古籍收藏，其根本的出发点，则是为了读书治学。其自述藏书缘起云：“2008年，我博士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工作，本想充分利用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资源，但由于地震及搬迁新馆的原因，大多数线装书都打包封存在库房，无法提供阅览。对于酷嗜珍本秘籍的我而言，一下子遭到了难以忍受的书荒，转而开始购买自己喜爱的线装古籍。”[2]3又述藏书思路云：“我的主攻方向是宋元文学文献，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以宋元别集作为专项收藏。但清代以来藏书家对宋元别集的收藏几乎已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今人实在难以为继，且绝大多数宋元别集都有了影印本和整理本，从读书治学的角度来看收藏意义不大。”[2]3-4换言之，罗鹭是出于实用之目的而藏书的。不过，《丛刊》之编纂及出版表明，其藏书之用并未止于自己，而是要化私为公，供广大的学术研究者使用，毫无保留地服务学术界。罗鹭对于自己的藏书能够为学界所利用充满了自信与期待：“读者各取所需，想来必不至空手而归。”[2]8笔者也深信，《丛刊》一定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发挥应有的作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以上所述之外，罗鹭的藏书之用，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通过藏书以保存古人道德文章。王思衍《嚼雪斋志学草》一卷，解题云：“我辈生于今日，犹欲抱残守缺，非关名利，但恐古人精神命脉，由此断绝耳。”其二，通过藏书以光大古人道德文章。郭匡《厄中况诗集》，解题云：“距今二百六十六年，此书罕见著录，幸为吾所得而重为世人知晓。正如诗人所咏《木炭》，'已抒光芒复被湮’，但总有'神采发扬复见新’之时。”这种以延续传统学术文化精神命脉、光大古人道德文章为己任的胸怀与境界，出现在一名80后的青年学者身上，着实让人感到欣慰与钦佩。
3.藏书意义：彰显民间力量，推动古籍保护
民间藏书或者私家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主体。“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大藏书家架上之物基本都归了如今的公共图书馆”，“即便以清人别集为主要收藏目标，同样难与海量的公藏相并提”[1]1-2，那么，相比于公藏，私人藏书的意义何在？对当代学术文化建设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丛刊》的出版，必将引起并推进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为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和管理，国家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藏书单位和民间所藏古籍情况，改善古籍存藏环境，加强古籍修复，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0余年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古籍普查已接近尾声，公藏机构的古籍收藏家底即将全面摸清，但民间古籍的普查、保护、整理与出版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民间藏书太过分散，且具有流动性，全面调查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部分珍贵古籍，价值上千万，绝大多数藏家本着“财不外露”的心理秘而不宣；民间藏书家独立于公共事业单位之外，无法通过行政措施提出普查与保护方面的硬性要求；民间藏书家的文化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无法独立编目、撰写藏书题跋或提要，挖掘自身藏书的学术价值；民间收藏古籍的整理出版，缺乏足够的项目与经费支持，等等。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行业和个人的重视，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18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了“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这一分支机构，在行业协会的平台上团结国内民间古籍收藏力量，推动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以韦力先生为代表的优秀藏书家以个人私藏为基础，积极开展民间古籍编目、撰写题跋提要、影印出版珍稀古籍等工作，很好地体现了当代藏书家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管见所及，韦力先生的《芷兰斋书跋》已出版5集，《芷兰斋影刻丛书》和《芷兰斋藏稿钞校本丛刊》也在陆续推出；励双杰先生的《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也已出版5辑，后续出版还在进行中；周晶先生出版了《五里山房珍本丛书》；王树田先生出版了《拥雪斋藏书志》和《拥雪斋丛书》；梁基永先生出版了《梁基永仪清室藏明清稿钞珍本丛刊》，等等。越来越多的藏书家把私藏视作公器，将珍秘化身千百，彰显了民间藏书的力量，推动了当代藏书与学术文化的进步。《丛刊》的出版，虽然只是这一文化潮流中的小小浪花，但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与特色。
作为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青年学者，罗鹭熟悉海内外图书馆的公藏特色，对古代私家藏书目录也有深入研究。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全面调查海内外公藏元刻本的数量，并对元刻元人别集有专门研究，发表《海内外公藏元刻本古籍调查与著录》《四十七部元刻元人别集书录》等论文；他曾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一种稀见元人别集——韩璧《云樵诗稿注释》，揭示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又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并研究徐元文的《含经堂藏书目》，慧眼识珠指出该书可与其兄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和徐秉义《培林堂书目》并传于世，从而可将民国间出版的《二徐书目合刻》增订为《三徐书目合刻》；他还曾考证上海图书馆藏旧题“袁芳瑛藏并编”的《漱六楼书目》稿本，实际上是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周锡瓒的藏书目录，等等。[1]
在版本目录学和公私藏书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使罗鹭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即以版本目录学为基础，全面调查并深入研究唐宋元明清诗文别集、总集的编纂、刊刻、收藏、阅读与流传情况，并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划定了古籍收藏的范围：“明清别集浩如烟海，以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公共图书馆的收藏。因此，我进一步缩减范围，以《明别集版本志》和《清人别集总目》《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为参照，凡是不见于这些书目著录、公藏机构罕见收藏的明清别集，则尽可能地予以搜集。”[2]4换言之，罗鹭的古籍收藏一方面弥补了公藏之未备，另一方面又弥补了相关书目著录之不足，可谓特色鲜明，意义重大。《丛刊》所选20种清人别集，全部不见于相关专题书目的著录，除了光绪石印本《两园集古存草》在苏州图书馆有收藏外，其余19种都未查到有公共图书馆收藏，实际上大多数都称得上是“孤本”，即《丛刊》题名所谓“稀见本”，某种程度上更是“孤本”，只是考虑到当初调查或检索时可能存在的疏漏，才使用“稀见本”这一说法。除了这20种，罗鹭收藏的明清别集符合上述标准的还有四五十种。这些诗文集，是数十位明清中下层文人毕生心血的结晶，一旦亡佚，实为古籍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通过影印出版、化身千万这种方式以广流传，无疑是最好的保护措施。我们期待罗鹭早日实现聚集百种乃至千种的愿望，并再次编印出版；也希望更多的藏书家加入这一队伍，整理和公开自己的藏书，将民间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推向全新的高度、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获第二批（2015）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支持。
参考文献：
[1]韦力.《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序[M]//罗鹭.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2]罗鹭.《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前言[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3]韦力.2008年中国古籍春拍述评（上）[J].紫禁城，2008(10):146-159.
[4]韦力.2008年中国古籍春拍述评（中）[J].紫禁城，2008(11):159-161.
[5]韦力.2008年中国古籍春拍述评（下）[J].紫禁城，2008(12):144-157.
[6]韦力.2010年古籍秋拍撷英（上）[J].紫禁城,2011(6):92-99.
[7]韦力.2010年古籍秋拍撷英（下）[J].紫禁城,2011(7):106-113.
注释：
[1]详参：罗鹭《海内外公藏元刻本古籍调查与著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四十七部元刻元人别集书录》，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08年第二十二卷；《稀见元人别集〈云樵诗稿〉及其注释的发现与文献价值》，《文献》2007年第4期；《徐元文〈含经堂宋元版书目〉》，（台湾）《书目季刊》2008年第42卷第1期；《稿本〈漱六楼书目〉作者考实》，《文献》2015年第2期。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郑昕、孙振田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