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连着看了2部讲民国女作家萧红的电影，分别是《黄金时代》和《萧红》。

《黄金时代》由许鞍华执导，历时八年制作两年，汤唯（饰演萧红）、冯绍峰（饰演萧军）领衔主演，讲述萧红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2014年上映。

《萧红》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拍摄，由霍建起执导，宋佳（饰演萧红），黄觉（饰演萧军）领衔主演，展现萧红坎坷、凄美、短暂而又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2012年上映。

本片主演宋佳因主演萧红一角先后在金鸡奖、中美电影节、温哥华华语电影节中共三次获得影后桂冠。

两个版本对于萧红的描述是差不多的，但是观察视角是不同的：

《黄金时代》类似萧红的自述，用了大量的旁白，对她的几个男人都有足够的笔墨，并把她周边朋友对她的看法和评价一一容纳进去，文艺感更强一些；

《萧红》的叙述顺序是更合乎逻辑的，如果不了解萧红生平的人看这一版更能明白她的处境，主要是靠女主一人撑起整部电影，别人都是她的陪衬。期间的东北话更接地气一些，毕竟他们都是东北作家。

萧红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只有九年，这期间她还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可以说是不断地逃离+被弃：

逃离家庭却被汪恩甲弃于旅馆，逃离了旅馆却被萧军弃于西安，逃离了萧军的婚姻却被端木蕻良弃于香港。

有人评价她说：“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

想了解萧红的人，看哪一部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没多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萧红这个人。

她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她的生母是姜玉兰，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1919年，在萧红八岁时，姜玉兰病故，一年后父亲再娶后妻。

她的父亲暴躁、常常家暴，她所有的家庭温暖来自于祖父，两部影片中都有祖父带她玩的描述，并鼓励她“快点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1926年，十六岁的萧红高小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在家休学一年。

1927年，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她喜欢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矛盾、郭沫若的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9年她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高中部读书，后迫于家庭压力和经济封锁，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

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萧红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萧红通过法院与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约。

当时萧红怀有身孕，汪某不知所踪，她一人困居旅馆，欠了600多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旅馆老板想着等她生产完，就卖到妓院去。

身无分文又饥寒交迫的她被迫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并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在裴馨园和萧军等人的帮助下，萧红逃出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

1933年4月，22岁的萧红用“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是她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

1933年5月，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后又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1933年10月，她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

在此期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1934年10月，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即给鲁迅先生写信，希望能够早日见到鲁迅先生。

11月底，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敬仰的鲁迅先生。他们在一家咖啡馆与许广平和海婴见面，这是萧红文学创作道路的新起点。

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她创作和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

1935年，在鲁迅的资助下，萧红、萧军、叶紫三个青年作家以“奴隶社”为名，分别将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容光书局自费出版。

鲁迅为之作序，他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在鲁迅看来，奴隶比奴才要好很多，奴隶尚且有对自身命运的挣扎、反抗和不平。这是她首次以“萧红”为笔名命名她的作品，也因此一举成名，奠定了她抗日作家的地位。

即便放到今天来看，萧红的《生死场》堪称那个时代丰碑式的民族精神经典文本，被誉为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

鲁迅曾说“文学是战斗的”，他是萧红独特创作才华与价值的最早发现者与赏识者，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可以说，若没有鲁迅的资助和鼓励，就没有萧红后来如日中天的文学成就。萧红对鲁迅也抱有对恩师的尊崇。

1936年7月，由于和萧军感情不和，萧红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去了日本，在日本呆了半年。

她把自己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她昼夜不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诸多作品。

在此期间，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又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后面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段》、《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

萧红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天才，此时她的成就已经很大，但却依然困在和萧军的情感纠纷中。

她的友人多次提醒她，“你要把目光更放在自己身上一些”，“不要对感情投入那么多，你是个非常有成就的女作家”，可惜她不听。

萧军反复出轨，她反复愤怒，两个人分分合合，却总是断不干净。

我们从后世来看，萧军曾是军人，他的文学成就远远不及萧红大，可以说这一辈子都是蹭着萧红的名气。

可惜萧红英年早逝，萧军后来又娶妻生了8个孩子。

萧军晚年时坦承，当初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1938年1月，她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来又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此期间，她与共同生活6年的萧军分手，怀有身孕，和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

婚礼上她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可惜啊，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了怀孕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其后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香港沦陷，萧红同意他先撤离，他便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在香港，萧红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此间写了小说《后花园》、《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曾被矛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时自古也是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

在病中，萧红完成讽刺长篇小说《马伯乐》。

1942年1月，萧红病重，送入跑马场养和医院诊治，被误诊为喉瘤。因开刀手术，加重了病情。

1月18日，萧红被转入香港玛丽医院救治，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的萧红已经不能说话，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 '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糟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萧红离开人世，年仅31岁。

萧红去世后，一部分骨灰被葬于香港的浅水湾，剩余骨灰葬于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

萧红这短短的一生，穷苦流离，却留下了若干惊人的作品，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令人动容。

她曾经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这么一代才女，真是非常可惜了。

1923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主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该讲稿收入他的杂文集《坟》。

故事背景是十九世纪一个剧作家易卜生写的剧本《娜拉》，描述了一个女人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十九世纪啊，人家能喊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我们现在呢？真是呵呵

不过鲁迅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他表示，没有钱，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

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先生真是人间瑰宝，这100年前的道理，到今天我提倡女性从原生家庭里夺财，竟然还在被人唾骂。

朋友们啊，多读书吧，多长进吧，前进一点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