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多尔多论父母话语中儿童的病理

【案例研究】多尔多论父母话语中儿童的病理

Sian Morgan 

英国多尔多派儿童精神分析家

由拉康影响的几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们写在童年精神病和孤独症，包括弗朗索瓦兹·多托，莫德曼诺尼，以及最近，是凯瑟琳·凡尼尔。他们的工作很少被翻译成英文。 《多米尼克个案》Le cas Dominique （1971）是前精神病的青春期男孩的案例，是弗朗索瓦·多尔多的三十四本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中的唯一一部。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的大部分著作着重于儿童期的精神病和自闭症。在她的著作中，自闭症一词用来描述一种严重的儿童精神病。Dolto对儿童精神分析的兴趣源于1930年代在儿童医院担任儿科医生的工作，这影响了她的研究并为她的名为Psychanalyse etpédiatrie《儿科学和精神分析》（已有中文译本，名字为：孩子真的生病了吗？）的医学论文做出了贡献   （1939）。从1940年到1978年，她在巴黎Hôpital Trousseau担任无薪酬的儿童精神分析家。在这里，她督导了在实习的精神分析家们的案例，这些案例后来为她在1980年代出版的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研讨会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是同时代的。他们都是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都对婴儿的成长思维极为敏感，并且在原始情感障碍中有着相同的兴趣。因此，出人意料的是，温尼科特认为她过于直觉而将其解雇。英国的精神分析一直对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深表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为何对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作品的兴趣不足，然而这些作品却在法国境内对育儿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关于儿童精神病本质的观念在她的一生中得到了发展。起初，她专注于退行在母子关系混乱中的作用。随后，她考虑了家庭动力学以及孩子在家庭中的潜意识。她的分析重点是在家庭中被误解和/或说不出来的东西。她的理论独创性在于她强调退行到她认为是儿童期精神病的原始的身体形象。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认为，易患精神病的儿童是社会上最敏感，最早熟的成员之一。婴儿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适当的回应，然后就被关了起来，自己从内部敞开来了。她在此认出了精神病的起源性情结。

尽管她不认为自己是拉康派，并且她的许多想法确实与他完全不同，但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与雅克·拉康一起工作，并受到了他的理论的影响。以下简要概述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多尔多（Dolto）并与儿童期精神病有关。（我欠我的同事Roger Bacon，他为我澄清了拉康的一些观点。）

对于拉康来说，没有前言语时期或前语言世界这样的东西，因为在婴儿说话之前，它已经在被周遭的人谈论和对着他说过话了。当婴儿出生时，他就出生于语言中，这是一种因其文化和传承而为他准备的语言。婴儿是通过语言，另一种语言而生的，并且婴儿的心理生存依赖于语言。从最早的一天开始，婴儿就要求做出回应。没有回应，就没有语言习得，也没有婴儿。

除了没有通过语言创造或赋予的语言外，没有任何的身份，身份的真假在于语言，而不在于人。婴儿吸收了一种语言，并用拉康派的术语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语言构成了主体，欲望，要求，期望，形象，身份以及它引起的各种反应的主题。在它实际上不能说出来之前，它的言语就充满了其他人的言语。

莫德·曼诺尼（Maud Mannoni）在《孩子，他的“疾病”和其他疾病》一书中强调过，孩子出生于他必须服从的既有话语中。这取决于无意识的父母话语的性质，即儿童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言语。

因此，分析便是：

分析家不能将自己作为移情的对象，这是一种二元的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人际关系，而是沟通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主体正在言说的地点；他在向谁讲话，向谁讲着话。〔1970，p。53]

因此，分析的功能是使患者摆脱预定的语言，摆脱他者带来的异化的话语，这不可避免地是个痛苦的过程。在孩子出生之前，其家庭会对孩子就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其中许多是无意识的，这会导致对其身份的误认。孕育着主体的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语言，那就是承认或否认主体真相的可能性，它们可以给予对象以尊重和承认，它们是分开的且不同的，或者仅仅是他者欲望和要求的形象或反映罢了。

我的一个患者，来见我因为处在青春期，他对父母的期望颇感沉重。她在学校表现出色，但不重视自己或她的成就。父母双方都一直充满爱心和支持，但是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历了父亲的要求，要求父亲了解他的情感痛苦，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母亲的沮丧和焦虑。我的患者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是由于剖腹产进行的选择性剖腹产而早产的，因为前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分娩过程中受到了伤害。我的患者在其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早产，并且发现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过程是令人难以忍受。她没有资格去享有自己的生命，仿佛她生活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之下。

事实证明，她的作为长子的母亲，因为母亲自己两岁时死去的小弟弟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她遭受了最可怕的悲伤，嫉妒，罪恶感以及对自己生命的应享的权利，这种痛苦已传递给了我的病人。我的病人不知不觉地承受了婴儿与母亲一起死去的后果。小时候，她感到自己要重新把母亲和父亲的死去的内在部分带入生命中。在分析的过程中，我的患者有可能与父母双方无意识中所赋予的错误身份分开来，这样她就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创造性的生活，而不必觉得自己不得不强迫自己处于其他人的生命中。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介绍认识了孩子的独立性的过程中由父母认为在面对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伴随由父母接受自己的 阉割。在孩子生活的不同阶段，孩子还必须接受各种良性阉割。只有当父母接受了他的出生带来的阉割后，孩子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此之后，他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而平等的人，他对生活和欲望拥有自己的智慧。但是，父母的主观性的历史和性质可能会将孩子固定为欲望的“客体”，然后孩子将父母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