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的网络隐喻与资本动因——以钉钉B站求饶事件为例
李德团，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讲师。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资本运营及共生路径构建”（项目编号：GD20CXW04）的研究成果。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们已进入“被媒介浸透的社会”（media-saturated society）（Hepp，2010：223），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关系的生成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所以，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认为：理解媒介不是媒介文本与生产结构，而是人们的媒介实践（Couldry，2004：1），即我们研究的焦点应该关注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联系？（库尔德利，2012/2014：39）。媒介的实践转向正成为媒介化研究的新范式，波斯特尔（John Postill）勾勒了媒介实践转向的三个领域：媒介与日常生活、媒介与身体、媒介生产（Postill，2010：3）。
国内关于媒介与日常生活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形成了以郭建斌、孙信茹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郭建斌，2005；孙信茹，2016），关注的是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媒介与身体（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成为近些年兴起的研究热点（方惠，刘海龙，2019）；黄旦开启了以媒介实践为报刊叙述进路的范式变更（黄旦，2015）。纵观目前研究，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非新闻机构的媒介实践有所忽略，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兴盛，数字化的遍在与网络化的联结，使得“媒介网络成为控制信息的权力”（霍华德，2011/2019：21），吸引互联网平台企业携带巨量资本与先进技术，通过收购、参股、合作等各种方式展开媒介实践，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电影），还包括一切移动与固定平台（新闻资讯类平台、PC端信息平台）以及获取或传输任何内容（机构和个人生产的内容）的平台，而这正是媒介的内涵（库尔德利，2012/2014），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媒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阿里为例，仅2014-2018年就有40次直接或间接介入媒介实践的资本行为（杨先顺，李德团，2019）。
不仅如此，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媒介实践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已成为常态，例如，阿里巴巴的钉钉教育版成为疫情期间连接大量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用户的首选学习APP，引发用户通过差评让其下架的“反连接”或“断连”（disconnect）思维诉求，以解除过度连接带来的负担和枷锁（彭兰，2019；方惠，曹璞，2020），其后，钉钉为化解这一公关危机，一路从官方微博转移至B站的在线求饶，成为引发广泛关注的“钉钉B站求饶事件”，这一事件全过程均内嵌于媒介化的过程中，本文据此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钉钉教育版APP遭受差评后，这一公关事件从阿里官方微博转移至钉钉UP主B站求饶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动态变化？为何钉钉在经历这一事件后在B站获得广泛关注成为全网知名UP主？作为阿里系旗下的钉钉UP主又是如何带动阿里系UP主一起出道的？这一事件与阿里直接或间接介入B站的资本行为如何关联？要回应以上问题，需要理清两个理论难点。
第一，本文将B站求饶事件看成是媒介实践的过程，那么，能否从理论层面将媒介化看作过程进行研究？其实，媒介化研究学者克洛茨（Friedrich Krotz）早就将媒介化视为过程的过程即元过程，看到了媒介化的长期变化及其影响（Krotz，2007）；以夏瓦（Stig Hjarvard）为代表的制度主义传统将媒介化视为单向的制度化过程（夏瓦，范伊馨，2015）；以克洛茨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传统将媒介化视为双向的过程性互动；赫普（Andreas Hepp）尝试运用媒介的“形塑力”（moulding force）弥合两种研究传统的分歧（戴宇辰，2016），均将媒介化视为过程，由此可见，媒介实践的确是在与媒介相关或以媒介为面向的媒介化过程中进行的，但需注意的是：“媒介化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发生在媒介环境根本变化的各种'波动’（wave）中”（Hepp，2019：18），是一个媒介与文化、社会关系交织的实践过程，这意味着分析B站求饶事件需找到关系交织的实践理论，单一的媒介化视角将无法胜任B站求饶事件的媒介实践分析。
第二，可以运用什么理论资源阐释媒介化过程，解答本文提出的主要问题？在媒介化过程的理论探索中，有研究者认为可通过行动者主观与客观交织的实践“二元性”取代人与物对立的传统“二元论”，以找到一条有效的“中间道路”（顾洁，2018），而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对实践网络追踪与媒介的实践过程不谋而合，过往研究学者就曾指出ANT理论与媒介化理论的相遇与渊源（戴宇辰，2019；方念萱，2016），认为实践的结果正是各类行动者（actor）共同构成的一个网络（network）（戴宇辰，2020），形成关系的互构，正如赫普所言：媒介化研究更多在“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和“过程”（processes）等方面进行思考，只是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常江，何仁亿，2020：6），具体到数字媒介的实践层面，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机构均是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联结的网络之中，进行数字媒介实践。由于“网络”这一概念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带有隐喻性质，是一种修辞（盖恩，比尔，2008/2015），因此，隐喻意义上的拉图尔式“网络”既是我们理解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的切入点，亦是本文探讨钉钉B站求饶事件在媒介化过程中的网络生发、网络关系以及网络权力等理论问题之起点，藉此回答这一事件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钉钉UP主B站成名过程的现实问题。
同时，由于媒介化过程涉及到社会关系的交织，媒介作为一个具有半自主性的“场域”已是学界共识，夏瓦认为媒介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胡翼青，郭静，2019：129），发挥着“媒介对其他社会制度或系统施加特殊的主导性影响”（夏瓦，2013/2018：18），库尔德利亦灵活批判地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论阐释了媒介与资本及权威的转化（库尔德利，2012/2014）。由于媒介实践转向是研究直接或间接关涉媒介的开放性实践（黄旦，2015），而数字媒介形成的数字网络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材料，是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霍华德，2011/2019：79），如此，数字媒介实践就成为解决二元关系的一条研究路径（自国天然，2019），媒介场域亦成为阐释社会关系即资本的基本立场。有学者指出：场域的独立性可用他律与自律描述，自律与他律程度高低可用“资本”解释，布尔迪厄的场域论为理解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胡翼青，郭静，2019）。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每一次的数字媒介实践都带有明确的资本动因，这意味着B站求饶事件的媒介实践与阿里的资本行为以及B站的媒介场域具有明显的关系，由于资本受到增值逻辑的驱动，这一事件带动的是阿里UP主全系在B站的媒介实践，并日益呈现为一种日常化行动，使得B站场域内外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对资本动因的分析就有可能发现阿里旗下钉钉UP主的带动作用，揭示这一事件如何与媒介场域内外的资本行为关联。
综上所见，运用拉图尔的ANT论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论阐释媒介化过程，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B站求饶事件全过程的网络隐喻与事件背后折射的资本动因。需要说明的是：拉图尔的ANT论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尽管是两种不同的实践理论，但并非相互“冲撞”，两者均是关于关系的理论（刘海龙，2005；尹连根，2020），只不过，拉图尔不承认以社会解释社会的“社会的社会”范式，提出了行动者转译而成的“联结的社会”范式，但是他同样接受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为了研究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的具体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分析具体研究问题的“窍门”（tricks），即运用扎根社会日常生活的理论，帮助研究者面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推进研究进展，贝克尔（Howard S. Becker）认为可用实例来描述窍门，观点不过是辅以一个案例去分析其他案例的方式（贝克尔，2008/2017：16-17）。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作为过程的媒介化，单一的分析框架将无法胜任媒介实践交织的社会关系复杂性。本文立足于媒介化的过程论，以拉图尔的ANT论、布尔迪厄的场域论为理论分析框架，以钉钉B站求饶事件为典型个案，找寻其间各类行动者交织的网络联结，发现复杂的资本动因，以回应本文提出的主要问题。本文将围绕以下结构展开：首先，从拉图尔的ANT论阐释钉钉B站求饶事件媒介化过程中的网络联结，进而反思拉图尔ANT论中没有言说的关键概念；其次，从布尔迪厄的场域论阐释钉钉B站求饶事件媒介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以揭示这一事件媒介实践背后的资本动因，由此省思场域论中相互交织的关系互构；最后在得出本文结论的基础上，从ANT和场域论重思两种理论对媒介化过程论的贡献及其启示，提出未来媒介化过程论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范式。
二
媒介化过程的网络联结：
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的网络隐喻
媒介化与ANT理论都是过程导向的理论，媒介化可理解为一种聚焦实践过程“行动化”框架，可用ANT的网络、联结等核心概念表达这种实践行动（方念萱，2016；戴宇辰，2019）。仔细梳理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媒介化过程，可以发现：这一事件源于疫情期间学校停课，阿里的钉钉成为学校在线教育的首选，大量学生用户转入钉钉教育版在线学习，钉钉用户在给予好评的同时意外打出一星差评，差评一度达到39万，力图通过海量一星差评让其从应用商城下架，使得钉钉评分从4.9骤跌至1.6，钉钉为化解这场事件危机，在B站发布《钉钉本钉在线求饶》视频后迅速爆红：获得B站当日音乐类视频排行第1名，播放量达到2659.2万，弹幕突破33.7万，钉钉好评率亦升至2星以上。钉钉借此事件继续发布相关视频，成为B站知名的UP主（全称Uploader，指在B站上传音视频的人），并带动了阿里全系UP主的媒介实践。追踪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联结，可以发现：其网络的生发是源于一个公关事件，串联起各类行动者，通过转译相遇更多的行动者，形成网络关系，并基于转译过程的必经之点，掌握网络权力。
（一）事件串联行动者：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生发
拉图尔认为主客二分仅是理论的想象，现实只是人与物的杂合体（hybrid）（刘鹏，2014），作为物的媒介亦是拉图尔眼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媒介与人类行动者在媒介化过程中以杂合体的形态进行实践，但问题在于：作为行动者的人与物虽然能结合成杂合体，但行动者到底在围绕什么实践？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开篇就以报纸版面各类杂合报道为引子，提出本来不可通约的各类行动者正是通过报道的同一个事件串联起来，实现了杂合体的繁殖（Latour，1993：1-3），事件成为串联行动者的关键。具体到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生成，各类行动者在媒介化过程中处于不断变动的不确定性中，而串联起行动者的正是行动者杂合繁殖生成的公关事件。
钉钉原本是一款专注于中小企业的办公社交APP，2019年3月，马云在退休之前就开展了“未来校园”千校计划，加速智能化校园的布局，12月17日，钉钉教育版是首个获得教育部认证的移动教育APP（编号3300001），成为进入学校在线教育的首选应用，目前共有30多个省份的14万所学校、1.2亿名学生运用钉钉在线学习，为防卡顿，钉钉已连续扩容10万多台云服务器，使得“线下停课线上不停学”成为可能，但也由此遭遇了一星差评事件。将危机事件转化为公关事件，是所有企业危机公关惯常的实践操作，而媒介是几乎所有危机公关无法绕过的行动者，社交媒体更是公关social（社交）话题营销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动者。事实上，阿里为化解危机最先采用的是微博，钉钉官方微博在2月14日上线求饶图片，但并没有化解这场公关危机，直至2月16日转向B站后才成为一个阿里与媒介共同繁殖生成的公关事件——钉钉B站求饶事件。
为何B站而不是微博成为串联这一公关事件的有效行动者？或许可从拉图尔对行动者的定义中得到启发。拉图尔认为行动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所作所为即操作来定义的，因为，行动者的力量源于其操作（李雪垠，刘鹏，2009：54-55），同为社交媒介，B站作为行动者，操作性要远胜于微博，其强大的弹幕操作、独特的弹幕礼仪、另类的鬼畜调教、丰富的播放设置能够释放强大的行动者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一星差评事件中涉及到各类行动者处于网络联结的不确定性中，B站相对微博而言，一星差评事件的行动者（例如：在校中小学生）与公关事件的行动者（Z世代）重合度高，仅以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使用情况来看，在线学习高达90%，微博的使用率仅有11%，而与B站高度关联的动漫、视频等使用率均在33%以上（CNNIC，2020年5月13日），这助推了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生发。
（二）转译相遇行动者：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关系
拉图尔认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有的只是“事件”“发生”或过程（钟晓林，洪晓楠，2017：61），事件是世界的基本要素，世界是由无何止的事件流组成的，因此，事件必然“与结构中其他事件相关”，显露的事件必然包括了过去的事件和将来的事件，也即是“前事件”与“后事件”（郑敏希，2008：16）。在钉钉B站求饶这一事件流中，追溯这一事件的“前事件”与“后事件”，从中可以清晰窥见事件过程：在前事件方面，B站两位UP主（白夜长路deep丶，因你而在的梦）早在2月13日20：30就发布了《你钉起来真好听》，只是2月16日20：24钉钉UP主发布求饶视频，成为了显露的刷屏事件。在后事件方面，钉钉围绕显露事件塑造的“钉三多”形象继续发布《甩钉歌》《我钉起来真好听》《钉醒歌》等各个视频。
在B站求饶事件流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事件流中的前后事件与显露事件的网络，但行动者如何联结才能形成网络关系？拉图尔指出：联结网络关系的正是事件中一系列行动的参与者，行动即是一个惊喜、一个转译、一个事件（Latour，2005：45），转译实质就是各种联结的特质，也是行动者得以相遇他者的根本机制。转译就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到的人的兴趣的解释（刘文旋，2017：124），钉钉B站求饶事件这一事实是由钉钉UP主创作建构出来的，其兴趣是化解钉钉一星差评事件的危机公关，为吸引B站用户看到这条视频的兴趣，钉钉需要将歌词置顶，并再次强化“拜托各位少侠高抬贵手”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一个讯息被转运（transport）了，即是被转译了，我们从来不会得到一个简单散布的讯息”（Latour，1988：181）。这个被建构的信息就很难还原到创作那个时间点的模样，而是通过各类行动者基于B站的各种操作，转译成自己感兴趣的样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原初的钉钉求饶视频会被改编、创作、传播成各种版本，即使是钉钉B站求饶官方版本也因为实时行动者的实时弹幕等各类操作，将其转译成另一个版本，譬如，钉钉官方UP主创作的《我钉起来真好听》被转译为UP主创作的《你钉起来真好听》以及钉钉B站求饶官方版本转译而来的洛天依版、英文版、古筝版、复刻版等各类版本，以相遇更多的行动者。
转译这种在时间上无法还原，空间上进行转变的特性，意味着“网络”不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实体性概念，而是通过转译使得行动者运转起来，开始互动、流动、变化，进而连接成空间意义上的“网络”，而这一连接的过程又构成时间意义上的“网络”（左璜，黄甫全，2013：29），拉图尔借助卡龙（Michel Callon）的转译概念，认为转译都需经历问题化、利害关系化、招募与动员四个过程才能创建行动者网络（Chen & Lin，2018：8）。钉钉B站求饶事件转译过程大致可归纳为：第一步，问题化。将钉钉一星差评事件问题转化为“少侠饶命，五星好评求一次付清”吸引兴趣，并联合阿里系其他行动者通过评论继续问题化“五星好评一次付”；第二步，利害关系化。让被吸引的其他行动者感到“少侠”“评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甚至自己就是差评的操作者，引发共情参与；第三步，招募。钉钉通过有奖征集、互动抽奖、开通直播、活动预告等各种行动，尽可能地把与钉钉差评事件相关的各方行动者纳入事件的网络中，扩大参与行动者的规模；第四步，动员。让被吸引的UP主成为钉钉的代言人，通过转发、评论、分享、创作，吸引更多的其他行动者进入网络。可见，通过转译的四个过程，各类行动者在钉钉B站求饶事件中相遇，形成网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转译可看作ANT的网络（network）代名词，所以拉图尔才重申：网络并非不变形的转译亦非即时的、无转译地获取每一条信息的方式（Latour，1999：15）。
（三）转译过程产生必经之点：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网络权力
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中有14处出现了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或指风车、建构的事实、黑箱、实验室等等，但并没有阐释何谓必经之点（Latour，1987）。拉图尔ANT的必经之点仍然源于卡龙的转译四个过程，但卡龙认为必经之点仅产生于转译的问题化过程中（Callon，1986），从这个意义上讲，阿里的钉钉UP主定义了问题化并引发了转译过程，即是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必经之点，正是钉钉UP主在问题化的转译过程中确立了一系列行动者（如：阿里系其他UP主，最先发布相关视频的UP主），并赋予各类行动者的身份（如：少侠、爸爸、代言人），通过这种行动者的确定与身份的赋予以排除各类行动者有可能绕过必经之点的障碍问题（如：与己无关）。
卡龙提醒：转译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成就，也有可能（如在经验案例中）遭受失败，因为转译的四个过程中均可能产生位移（displacement）问题（Callon，1986），为防止位移，在每个阶段建立必经之点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拉图尔的ANT经常出现多个必经之点。有研究者将必经之点归纳为：使各方实现预期利益而必须发生的情境或环境（Simon，2014：272），追踪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转译过程，B站亦是这一事件转译过程的必经之点。首先，B站为整个事件提供了社交媒介情境，不仅改变、扭转了事件的原初形态，也将各类行动者聚集、相遇在一起，并相互影响，共同组合，成就转译过程中涌现的显露事件；其次，B站在这一事件的招募过程中，帮助钉钉引导各类行动者（尤其是钉钉用户）位移进入特定的空间和钉钉UP主设定的网络中，各类行动者亦在参与这一事件转译过程中获得了各自新的角色或身份（如：成为这一事件受欢迎的UP主）。由此可见，钉钉UP主和B站是钉钉B站求饶事件转译形成的网络过程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必经之点，这也是本文将这一事件定名为“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原因所在。
既然必经之点是无法回避或绕过的情境或环境，那么，掌握必经之点就意味着掌控权力。在钉钉B站求饶事件中，钉钉UP主成为必经之点，经由B站内外网络不断产生流变，转译成各种感兴趣的事件版本，成为联结各类行动者的网络，为阿里有针对性的开展媒介实践的系列营销活动奠定关系基础；而B站作为必经之点，实质上是为这一事件提供了转译的媒介化过程，钉钉UP主通过固定在B站上的节点位置，以事件流不断改造B站这一必经之点，与各类行动者在B站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克里格（Stewart R. Clegg）将必经之点看成是权力的改造，认为权力再生的相关条件是固定必经之点，而占有必经之点即是固定必经之点，并可以从形式上使权力具体化（Clegg，1989：207）。在必经之点上，历来都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媒介的双向联姻，形成权力关系。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指出：全球网络基础设施是由平台公司的运行机制所主导，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是平台系统的三个运行机制（Dijck，2018：31-48）。作为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企业已成为渗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数字网络；同时，由于控制信息的权力不再独属于国家机构，而是迁移至媒介网络中，而媒介网络是由社会关系和传播技术构建的（霍华德，2011/2019：20-21），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将通过对包括B站在内的多种媒介的介入、参与、实践，固定并稳固越来越多的必经之点，实现权力循环，再造社会关系，这既体现了媒介化的重要性，亦显现为媒介化过程中交织的社会关系。
三
媒介化过程的社会关系：
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的资本动因
数字媒介是一种兼具网络化与数字化的复合态媒介，每一个具体的媒介（如：B站）即是一个场域的小世界（即媒介场域），并通过场域交织出各种社会关系，集合为数字媒介的大世界。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场域就是由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组成的。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迪厄，华康德，1992/1998：133-134）。场域是在自律与他律的两极对立中建构而成，“每一个场域都是围绕他律极与自律极两个相反的两极构成的，他律极代表场域外部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而自律极则是场域特有的具体资本。”（本森，2005/2017：5）因此，分析B站这一媒介场域的每一极以及由两极推导而出的社会关系，就能揭示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B站求饶事件这一媒介实践折射的资本动因。
（一）遵循自律极：内部象征资本的争夺
B站属于典型的媒介场域，有着鲜明的自律极，设定了场域的“进入壁垒”：进入B站要通过100道题的及格测试（60分），或者让LV5等级用户（最高级为LV6）发送邀请码直接注册，才能获得B站的用户资格，即是说，无论做题还是邀请均意味着能否通过B站场域的规则设定，排除了与其他场域的不可通约性，B站场域内的特定逻辑决定了在这个小世界通行的属性，每一个B站行动者的属性都能从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中获得价值和有效性，无论是用户心目中自嘲的“小破站”，许多人眼中的玩转ACG（动画/漫画/游戏）“二次元”小世界，均形成了自己的“趣味”，“同一行为人的所有实践，彼此之间都有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亲和性”（陆扬，2019：134）。B站设定的进入壁垒正满足了互联网平台企业B站媒介实践所需的目标行动者，为此，钉钉UP主匹配他们的口味，满足他们的趣味，符合他们的眼光，做出亲和性的文化作品——将钉钉隐喻为钉三多，再将钉三多比拟为“胖胖”的燕子，唱着《钉醒歌》《甩钉歌》《钉之歌》，偶尔来点《鬼畜钉钉CEO》，让你感觉《我钉起来真好听》《你说钉钉有啥好》。而参与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所有行动者反复生产与再生产的弹幕内容“逆子”（反复发送产生的“逆子”以及在此基础上反复生产的“逆子逆子......”）与钉钉生产的“爸爸”（将所有钉钉用户称为“爸爸”，将自己称为5岁的孩子）是双方合作的产物，从而形成逆子/爸爸的实践图式，使得B站行动者可以据此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中怎样使用它们（如：当一个行动者发送弹幕“逆子”时，其他行动者追随行动者发送弹幕“逆子”），但又没有清晰地掌握这一图式，当每一个行动者都将其刻在脑海里，它就成了最基础性的实践现实，成为自觉模仿的行动。
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通过B站求饶事件的媒介实践，产生了社会关系的实践，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资本。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只在它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场中存在和产生其作用。”（布尔迪厄，1979/2015：188）这意味着资本不能在所有的场域中产生效力，即便是拥有巨量经济资本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也不能凭借经济资本的社会力量，拥有B站这一具体场域的绝对效力。从纵向比较来看，在钉钉在线求饶事件后发布的31个视频中，也仅有1个与钉钉B站求饶事件高度相关的《钉钉动画式决定》（535.5万播放，6.9万弹幕）视频进入当日视频排行10强（第3名）；从横向比较来看，B站第二大股东的腾讯UP主尽管在经历了类似的差评事件后开展B站媒介实践，甚至将标题标注为“B站股东卖艺求上首页”，也仅仅获得了126.2万播放，6198条弹幕，资本效力远不及B站第四大股东阿里旗下的钉钉UP主。
场域内资本效力具体是指哪一种类型的资本？在场域论中，资本总体指称社会关系，但又划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等各类资本类型。布氏还根据文化生产场域的自主程度分为两个大类：有限生产场域与大规模生产场域（张斌，2016：42）。按此理解，B站属于自主程度较高的有限生产场域，在遵守B站游戏规则基础上，资本就成为场域内各类行动者争夺的对象，这意味着“场域是斗争的领域。个人或组织在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展开竞争，以提升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张斌，2016：6）。在布氏看来，场域主要是象征资本的争夺——即从一个群体那里得到的积累的声望和名誉，这种象征资本不是外部经济力量（即经济资本）强加的，虽然所有资本的根源或决定性力量还是归结于经济资本（朱国华，2004：33），但每一具体场域内的象征资本是各个场域的任何种类资本均被认可的形式，具有可通约性：钉钉获得年度大会员LV6（最高级别），粉丝数118万，获赞数934.6万，播放数8318.1万等一切可量化指标均构成了象征资本，使得无形的象征资本在B站的媒介化过程中获得了有形的呈现，从而为拥有大量经济资本的阿里在场域内标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成为各个场域通行的资本。
场域内象征资本的争夺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组织上，不仅腾讯与阿里分别通过发布视频、开辟专栏、发布相册展开外部竞争，即使是在阿里企业内部，也争先借助这一事件的热点视频加以互评、点赞等方式展开象征资本的争夺，就连其他企业或组织也借势蹭热度互评，分得象征资本一杯羹；在个人上，行动者除了弹幕、点赞、评论等各种形式的参与外，还通过创作与钉钉高度相关的视频获取象征资本，如Mr.Lemon创作的鬼畜视频《全世界都说钉钉话》，播放量超190.6万，弹幕超1.3万，引来了钉钉UP主的官方评论，被作者设置为置顶，这一单条评论还获得了581条回复。
（二）影响他律极：外部经济资本的渗透
由于媒介是各方社会旨趣交会的场域，且拥有配置特定文化象征资源的权力（唐士哲，2014：25），因此，媒介场域总是能够吸引经济资本的渗透，这种外部经济力量的他律极使得媒介场域的自律极逐渐减弱，成为一个半自主的实践场域，从B站的发展演变即可见端倪：从2009年纯粹的ACG视频创作与分享网站，受外部他律极的影响，B站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动漫、游戏、娱乐、生活、科技、直播等众多内容于一身的视频弹幕网站。B站从2016年开始推行大会员制，目前主要有大会员/电视大会员制两种套餐，提供年/季/月不同价位的会员服务，也可按会员积分兑换，但需要承包番剧（外来词，原指日本连载动画电视剧，现多指动漫类电视连续剧），而承包番剧意味着支付B币（1元=1个B币），虽然B站没有视频贴片广告，但B站可以从用户的充电计划（供用户自主向喜欢的UP主充电的活动，以电量表示）中提成30%，另外场域内的知名UP主可通过植入或贴片视频，甚至全片定制获得广告收益，而深受经济资本追逐的直播也成为B站改变其营收结构的重要筹码，2019年底以8亿元天价获得英雄联盟（LOL）全球总决赛中国地区三年直播权，以5千万签约斗鱼一姐冯提莫。同时，B站直接接受外部经济力量的渗透，以适应外部经济资本的他律极，腾讯、阿里以及索尼（投资4亿美元）携带巨量经济资本进行渗透，使得纯粹的ACG被逐渐“破壁”，不再是用户心中的“小破站”“二次元”，而是变成一个外部经济资本竞相追逐的媒介场域。仅据公开报道统计，早在2019年2月，阿里就购入2400万股，持股比例占B站总股本约7.2%；2019年底，阿里系淘宝旗下的聚划算全程冠名B站2019年跨年晚会，提供百亿补贴。
虽然经济资本是其他所有资本的根源，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可以更容易、更有效地转换成象征资本，但这种场域外的经济资本必须在场域内被象征性地掩盖（宫留记，2007：59），才能成为场域内对经济资本不予承认的无形象征力量，那种直接将经济资本赤裸裸暴露于B站的行为（如腾讯UP主的B站股东卖艺求上首页）很难引发行动者关注，因为象征资本是在否认经济资本的情况下累积的声望和名誉，从而通过这种无形的资本影响场域内的行动者。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成功根植于B站这一媒介场域内，符合场域内行动者趣味，是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掩盖经济资本的象征资本。一般而言，拥有巨量经济资本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一般不会错过任何展示象征资本的机会，因为，“象征资本的展示（从经济角度看极为昂贵）是导致（普遍如此）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布尔迪厄，1976/2003：189），对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这不仅是透过象征资本的掩盖间接体现经济资本的方式，更是其寻求资本带来更多资本的机制之一，这也是为何B站这一媒介场域成为包括BAT在内拥有巨量经济资本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竞相争夺场域内的象征资本之原因所在。为了展示更多的象征资本，在钉钉B站求饶事件这一象征资本获得成功后，钉钉还携带阿里全系以行动者热爱的阿里“动物园”方式“出道”（全系UP主隐喻为动物），以反衬场域外阿里经济资本的强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转换B站场域内的象征资本。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钉钉B站求饶事件之前，早在2017年11月入驻B站的阿里巴巴官方UP主不温不火，所发布的绝大多数视频播放量在10万以下，而关联钉钉B站求饶事件这一象征资本后，无论是为少侠正名的《钉宝岛》，隐喻阿里与钉钉父子关系的《与钉钉父子对线》，以及鬼畜翻唱阿里爸爸马云的《我想去见她》，播放量均在20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象征资本虽然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在B站媒介场域内的展示，但由于象征资本不像经济资本那样直接表露“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一种持续累积的资本投入。在钉钉B站求饶事件中，阿里并没有直接暴露经济资本，反而放低姿态（如在称谓上将用户称为“少侠”“爸爸”），不惜跪地求饶以求五星好评一次付清，完全匹配B站用户的趣味。由此可见，阿里的外部经济资本在完成其对B站这一媒介场域的渗透后基本退场，交由场域内的象征资本完成转换经济资本的使命，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媒介实践惯常的策略，即是通过象征资本潜移默化地影响B站，并深嵌在B站的媒介化过程中，追求一种长期、持续的渗透过程，从而影响B站这一媒介场域的他律极。
（三）平衡两极：媒介逻辑与资本逻辑
布尔迪厄认为：从广义上讲，逻辑作为一个范畴（category），是命名社会世界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Hepp，2019：60）。而社会世界是由一个个自律极与他律极对立建构的小世界即场域集合而成的。在B站媒介场域中，资本需找寻自律极与他律极之间的平衡点，在遵循媒介逻辑的同时，亦让媒介接受资本逻辑的渗透。媒介逻辑显现的是媒介的社会影响力，使得社会机构需充分地考虑媒介的份量（Altheide & David，2011），资本逻辑即是占有一切社会力量谋取资本增值和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曹志平，崔素娟，2019），媒介逻辑包括传播的形式以及媒体呈现与传递信息的过程，媒介化只不过是媒介以媒介逻辑实现改变社会的持久过程（Thimm et al.，2018：42）。
更具体地说，媒介化是指媒介、传播的变化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的关系（Hepp，2019：3-4）。由此可见，媒介化隐含社会与文化行动的核心成分，逐渐披上媒介的形式（唐士哲，2014：22），“媒介化”的概念是对“媒介涉猎各个不同场域的力量”的承认（夏瓦等，2015：62），进入媒介场域中的机构需遵循媒介的自律极。这就不难理解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这些年为何要频繁进行媒介实践，其实质是将阿里的营销带入B站媒介化的过程中，通过媒介的形塑力实现资本的增值最大化。钉钉B站求饶事件只不过是阿里基于B站这一媒介场域进行的公关营销媒介化，这一事件在B站大获成功的一个月余后（3月23日，《钉钉动画化决定》）借势推出的“钉钉”虚拟偶像人物——钉哥钉妹仍然是营销的媒介化运作，至于携带阿里全系APP出道造势显然是为了营销的持续媒介化，以适应媒介逻辑，共同默认场域内的游戏规则，展开象征资本的争夺，通过B站的媒介逻辑获取阿里的资本逻辑。有研究者直言：“在当代社会，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忽视媒介逻辑，因为他们都与同一的媒体文化有牵连：每一个重要机构都是媒介逻辑改变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社会被一种改头换面的媒介逻辑所渗透。”（Dijck，2013：14）
同时，作为半自主的媒介场域，B站仍然面临营收的困境，B站虽有月活跃用户1.2亿人，是Z世代（1995-2009年出生）在线娱乐平台的首选社交媒体，但也面临净亏损为3.87亿元的营收困境，从2019年报数据可以看出：目前腾讯持股13.3%、阿里持股7.2%，分别为B站的第二、四大股东（分别拥有4%、2.2%的投票权），B站这一媒介场域接受经济资本他律极的渗透，既是平衡媒介自律极的需要，亦是保持媒介形塑力的必需。应该指出的是：在B站媒介场域中，虽然有他律极的资本逻辑介入，但资本逻辑始终以媒介逻辑为主导，资本逻辑从未强夺媒介逻辑，基本处于隐形状态，通过B站的媒介化巧妙实现资本的增值性。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媒介引发的关系变化已经使得单一的媒介逻辑不再奏效，它将基于数字媒介建立的各种媒介、机构之间的关系以数字化的形式交织在一起，既能完成传播使命，亦将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被用作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处理资源，已经成为构建我们社会世界的基础。数字媒介的数字化使得媒介化过程进阶为媒介化的高级阶段，赫普称之为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数字化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世界的基本要素，深度媒体化是媒介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它使得社会世界的所有要素与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Hepp，2019：3-5）。深度媒介化其实质是媒介的数字化，可看作数字时代媒介化的新阶段，以阐述数字媒介在建构社会组织过程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不再是“有限的社会领域”，而实际上是“横跨万物的分层”（常江，何仁亿，2020）。因此，从数字化角度审视，B站即是数字媒介深度媒介化的媒介场域，其自身的深度媒介化与作为主要基础设施缔造者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交光互影，相互关联。
数据化是社交媒体逻辑之一（Dijck，2013：2-14）。B站月均互动量达24亿次产生的用户数据，各类流行人、事、物流行带来的海量数据，以及场域内外互联带来的交换数据，需要吸纳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B站媒介场域，以协同B站完成自动化处理的数据资产，而处理数据资产是为了实现数据资产向数据资本的转化，进而完成经济资本的转换，这使得B站的深度媒介化过程仍然间接受到经济资本这一他律极的影响。显然，钉钉B站求饶事件只是互联网平台企业适应B站媒介化过程的开始，而深度媒介化则是两者实现数据化联姻的揭幕。事实上，早在2019年双11、双12天猫购物期间，B站就与阿里建立了相当多关于数据化的新项目与新合作，而B站2019年跨年晚会的聚划算全程冠名，则是通过提供百亿补贴进行的“边看晚会边购买”的数据化运作。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媒介化，还是深度媒介化，作为媒介场域的B站通过媒介逻辑维系自律极，同时，在经济资本和数据化方面接受资本逻辑的渗透，内化为B站媒介场域内的他律极。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媒介化的过程论，尝试运用与媒介化过程论密切关联的ANT论与场域论，阐释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巴巴的媒介实践——钉钉B站求饶事件，进而从理论上重思媒介化过程。本文发现：ANT论强化了媒介化过程中媒介这一行动者的重要性，以转译实现行动者的网络联结；场域论则揭示了媒介化过程中媒介这一行动场域的重要性，可用场域内外的社会关系即资本考量媒介场域的自律极与他律极，以资本显现媒介对文化、社会的影响力。从ANT论思考媒介化过程中的钉钉B站求饶事件，可以发现：各类行动者通过公关事件串联在一起，激发网络生成；转译使得行动者相遇，形成网络关系；而在转译的四个过程（问题化、利害关系化、招募与动员）中均可以产生必经之点，阿里据此掌握网络权力，正是这种拉图尔式的网络隐喻带来了钉钉B站求饶事件的动态变化过程。
从场域论思考媒介化过程中的钉钉B站求饶事件，不难窥见：阿里在遵循B站自律极设定的游戏规则下展开内部象征资本的争夺；通过参股等形式实现对B站经济资本的外部渗透，并以象征资本的场内累积展示，掩盖其经济资本的赤裸表露，影响B站媒介场域的他律极；在追随B站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借由钉钉B站求饶事件，阿里将营销嵌入B站的媒介化过程中，实现从数据资产向数据资本的转化，进而转换更多的经济资本，巧妙平衡B站媒介场域的自律极与他律极，这正是场域内外的资本动因使得钉钉成为全网知名UP主，带动阿里全系UP主出道以及这一事件与资本高度关联的真正原因。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拉图尔的ANT论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论置于媒介化过程中考察，力图改变媒介化分析的单一视角，创新提出两者与媒介化过程论的联系。ANT论强调网络联结的行动过程，网络只是一个追踪人与物各类行动者行动的工具，通过描述行动者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行动的网络联结，网络只不过“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223）。而“场域论强调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本身如何变化以及再型构的媒介场域如何影响其他主要部门”（Benson，1999：463），媒介场域的变化过程即是媒介场域内自律极与他律极的调节过程，以及媒介场域外媒介对社会其他机构的影响过程，从而交织成媒介场域内外的社会关系，即为资本动因。无论是网络联结的行动过程，还是场域内外的变化过程，均是内嵌于媒介化的实践过程，表现为媒介实践，赫普认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时，媒介才能变得强有力，媒介是一种形塑行动的力量（夏瓦，2013/2018：21）。媒介实践不仅可以实现网络联结的行动过程，亦可显现场域内外的变化过程，脱离媒介化过程的媒介实践，就无法发挥媒介对网络联结行动过程和场域变化过程的形塑力量。
本文认为在媒介化过程论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从ANT论反思媒介化过程，媒介并非绝无仅有的“必经之点”。仅仅将媒介视为ANT网络转译过程中唯一的“必经之点”（赵高辉，2019；戴宇辰，2019），虽然能够洞悉媒介权力，也显现了媒介的形塑力以及媒介机构的重要性，但媒介化过程中的“必经之点”亦非单一点，而是有可能在事件的转译全过程中，为防止“位移”产生多个点。具体到B站求饶事件的转译过程，至少存在两个必经之点：转译“问题化”过程中的钉钉UP主以及转译全过程中防止位移的B站。因此，判断转译过程中是否存在多个“必经之点”，需要结合具体案例，从转译初始过程的“问题化”和转译全过程的“位移问题”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前者是吸引行动者无法避开的“必经之点”，后者则是防止行动者产生位移的“必经之点”。
二是从场域论反思媒介化过程，媒介并非单向反噬于“其他场域”。虽然可用资本解释媒介场域中自律与他律程度高低，但仅用媒介资本（或媒介元资本）描述媒介场域对其他场域的反噬，以显现媒介场域自律极对其他场域他律极的影响，这虽然强化了媒介对文化、社会的重要性，但媒介场域受到其他场域的他律极影响亦是不能忽视的重要一极，因为他律极是导致媒介成为半自主场域的根本力量，场域是在自律极与他律极的对立中建构而成的，而且，媒介化并非单向的影响过程，更强调双向的关系互构。在数字媒介实践中，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完成对各类媒介场域的渗透，并通过场域内象征资本的展示掩盖背后的经济资本，这已经显现出媒介的变化过程与文化、社会的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互构。
总之，ANT论与场域论为媒介化过程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阐释工具，使得媒介化的实践过程与ANT论的行动过程、场域论的变化过程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探讨诸如（1）如何在ANT论与场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媒介化过程论；（2）如何在人与物交织的媒介实践中重新反思媒介权力；（3）如何在深度媒介化的高阶过程中阐释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关系互构；（4）如何在非新闻机构的媒介实践中调适媒介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等问题，或许可为日趋兴盛的媒介化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范式。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