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与南宋词:不知迷路为花开
“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李商隐这两句诗,说是看花,其实是写他的艳遇,而我的艳遇则是宋词。少年时代,读宋词是误入藕花深处,有遇仙之感。
北宋词和南宋词是有区别的。王国维偏爱北宋词,我也是。北宋词是小棉袄,贴心贴肺,不隔。南宋词是风衣,好看,但有点隔。
北宋文人的心理人格相当圆融,有宽和包容的气度。比如欧阳修不喜欢佛教,但并不像韩愈那么强烈地排斥。据说他晚年还和一个和尚做起了朋友。他也并不干扰和反感苏轼等人接受佛教思想。苏轼对其门下之士,也是和而不同的态度,如群星错落,花叶参差。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宋、辽两国对峙结束,百余年内,基本没有大的冲突,社会生活繁荣富庶。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使士大夫自身的存在感空前加强。人只有内心世界有了强大稳定的依托,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变得从容而有余裕。于是“闲愁”、“闲情”出来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兵荒马乱中的紧张心理,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情绪的。北宋文人真是有“闲”,他们的词里有很多“闲”字,“针线闲拈”、“闲坐”、“闲眠”、“闲寻”、“闲信步”,连泪水都可以是“闲”的——“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晏幾道《虞美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舒缓的,因而也是舒展的,用张先的一句词来形容,正是“日长风静,花影闲相照”。闲而能定,所以他们的感情质地,有一种静定的底子,包括伤感。北宋的词,情调上是温的,软的,仿佛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宋清而易冷,北宋清而能旷。北宋文人的情感世界,整体来说,是一篇“闲情赋”。他们的烦恼,往往是“闲”出来的。
到了南宋,江山只剩了半壁,文人的内心世界有紧促感,都城名为临安,纵有鲜花着锦之盛,也只是暂且姑且之意。心弦绷紧,词的情调就显出几分清冷色彩来,风格上有一点玻璃质,脆,亮,但是格外精美。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但他的英雄主义的高昂激切中,其实是有着深深的无奈的。到了晚期,吴文英、王沂孙他们在玻璃上雕花,有一种清晰繁复的朦胧。南宋文人的心灵世界,整体来说,是一篇“秋声赋”,有很强的身世之感。南宋词,南宋的绘画,南宋的艺术气质,仿佛弥漫着更多的水意,水的气息。这水,当然是秋水。秋水漫漫,不仅是时势使然,应该也与南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关。关于地理、气候与文化特质的关系,钱穆和黄仁宇都曾论及过。
北宋词是直接抒发,南宋词是观照后抒发,这就有了一个省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便情感沉淀和结晶,文体意识自然而然就更加自觉起来。
同一种情感表达,在《古诗十九首》里是“思君令人老”,质直朴拙,仿佛伸手直接从生活上撕下来似的。在柳永那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具体的描写刻画中,有了回环婉转。到了南宋的吴文英那儿是“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虚了,静了,雅致尖新得有了现代人的意识。而从北宋到南宋的词人中,有一个公认的过渡性的大家,这就是周邦彥。
周邦彥是一桥飞架南北。南北朝时的傅大士有偈语曰: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傅大士大约是以桥隐喻易逝的肉体,以水隐喻恒常的佛性。而我这里的意思却是,宋朝的文人虽离我们而去了,宋词的美却永远留了下来。(作者: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