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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婆家屋后的那一树李子，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都是苦涩的味道。小时候，每逢春天来临，二外婆家屋后的那一棵李子树就吸引住了我所有的目光。我看着它发芽、开花、长叶、结出果实——那些日子里，树上那些总也不见长大成熟的青蛋蛋让我觉得时间过得是那么缓慢、难耐。我家离二外婆家不远，从我家顺着一面坡之字形来到一处高崖边，顺着高崖边的斜坡下到一半再次之字形转到另一面陡坡下的平躺处就到了外婆家。站在外婆家的院坝上可以清楚地看见二外婆家门前的一切——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块菜地。我每天都要经过外婆家的院坝来到二外婆家门前，只为看一眼那树李子。我每天盘算着那树李子，啥时才能由青变灰？啥时候才能变甜？我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在外婆家的院坝上转悠。发现二外婆家门前没人，或者二外婆走进房屋，我便迅速穿过那块菜地，跳上菜地边的土坎，爬上李子树。李子树的主干有大人小腿般粗细，不高，也没有多少枝条。我有时不用爬上树，只需用一只手扯住一根枝条，另一只手就可以摘到李子。我摘下李子塞进口袋，口袋里装满了，便迅速离开李树，跳下土坎，飞也似地往回家的方向跑去。我跑上了那面土崖，回头看不见二外婆家的房屋，便慢下来，环顾四周没人，兴奋而又紧张地掏出偷来的李子，顾不上咽下口水，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我的眉毛突然一皱，紧接着紧闭双眼，表情痛苦地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把没嚼碎的李子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连续吐出好几口口水后，我从苦涩中缓过劲来，我又掏出来一个李子，仔细地审视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咬上一口。结果还是一样——皱眉，闭眼，伸舌头，吐口水。连续重复了好几次后，我把李子一个个掏出来，用不舍的眼神看看它们一个个被我扔到远处的沟里。时间一天天过得飞快，转眼间那棵树上没有了一颗李子，只剩下一树的叶。几年过去，我“尝到”的都是苦涩的味道。后来，李树好像生了什么病，到了春夏时节，长出的叶子蔫蔫儿的，枯黄的颜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花朵也不似以前那般鲜艳；果实也少得可怜，还生满了蛀虫。二外爷见它实在是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便用砍刀把它砍倒拖回家晾干烧了柴。二外婆家屋后从此再没有了李树。可那苦涩的味道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就像二外婆的一生。二外婆黑瘦的面容，身材矮小。她有一双缠过的小脚，行动不是很敏捷。那时候的妇女们是可以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的。地里的庄稼收获了，生产队按每家每户所挣的工分分配粮食。二外婆因为腿脚不便，只能待在家里干一些洗衣做饭等杂活。这让二外婆家一直很贫困。二外婆在家里默默地从早忙到晚。她性情温和，从未见她发过脾气，更没有和人吵过架。小时候的我经常在二外婆家吃饭，写作业，晚上就和二外婆睡在一起。二外婆总会给我讲故事，讲她和二外爷的故事：她当姑娘时家里穷，穷得没办法只好出门要饭，要饭的路上遇见了从国民党队伍里逃出来的二外爷，二外爷便把她领回了家。结婚后好几年二外婆不能生育，二外爷便拉着二外婆往集镇上去，说是去赶集。二外婆心里明白二外爷是想把她拉到集镇上卖掉。她没有办法，谁让自己不能生育。二外爷拉着二外婆走到半路后悔了，又拉着二外婆往回走……二外婆每晚都给我讲这些故事。有时候她想起来什么就临时加进去一点，比如路上他们怎么躲避国民党拉壮丁，二外爷给她买了什么好吃的。多少个夜晚我躺在二外婆身边，在她这些不厌其烦，不断重复的故事里进入梦乡。那时候，二外爷在生产队的农场里当保管员，晚上就睡在农场里。有时候我也去和二外爷睡，二外爷是外爷的亲哥哥，他没有外爷那般高大，看起来也比外爷老很多，但曾经是军人的他看起来很是威武雄壮。记忆最深刻的是二外爷睡到半夜总要披上衣服坐在床铺上抽烟。那时候他们抽的烟都是自己种的，叫做旱烟。旱烟成熟晾干后切成丝儿装在一个小布袋儿里，叫做烟包儿。烟包儿挂在腰间。同腰间一同挂着的还有一个旱烟袋。用一根一尺来长的空心竹一头连接一个烟锅，一头连接一个烟嘴儿，烟锅烟嘴儿都是铜质做成。抽烟人想抽烟了便把烟包儿解开，从里面捏出一点烟丝儿来装在烟锅里压实，然后划根火柴去点燃它，点火的同时用嘴擒住烟嘴儿使劲儿吸，这样烟锅里的烟丝儿就燃了——抽烟人很享受地闭着眼睛，一边砸吧着嘴一边吞云吐雾。二外爷抽烟时一边砸吧着嘴一边咳嗽，很难受的样子。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农场解散。二外爷回到家里。回到家的二外爷半夜里还抽烟。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二外爷睡在被窝里抽，结果烧着了被褥，引起火灾，家当烧去大半。二外爷戒不掉他的烟瘾。他整天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咳嗽，军人的威严使得我们都不敢去劝他，二外婆更不用说。他只活到六十多岁就去世了，二外爷去世很多年后，二外婆还在活着。二外婆和二外爷没有亲生儿女，外爷便把自己的二儿子过继给二外爷，以便他的哥嫂将来有人养老送终。外爷有七个儿女，过继给二外爷的二儿子我们还叫他二舅。二舅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念过高中的人。我上小学那会儿，二舅读高中。二舅读的高中离家有点远，二外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二舅做早点。那时候上学的孩子没有谁吃早点，二外婆早早起来给二舅做早点，大多时候是烙馍馍，有时候也烙油饼。早点做好后天还没亮，二外婆就回到睡房半躺着依偎在被窝里，看着窗户纸微微泛白，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叫醒二舅，等着二舅洗漱完毕，把早点装进二舅的书包看着二舅上学去。二外婆每天如此，那时候物质极度匮乏，早点只属于二舅一个人，二外爷和我都没有份，二外婆更不用说。二舅读完高中回村里当了农民。那时候的高中生算是知识分子了。村里的几个高中生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在村组里当了会计出纳，可二舅却一直当着农民。母亲总是批评二舅懒惰、不善言辞，二舅总是低着头，不吭声。母亲那时候是村里的会计，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是村支书。村里大多数人和母亲一个姓，这让母亲在村里有很大的权威。进入八十年代村里通了电，母亲便让二舅去管理村里的变电站——平时维护线路，月底收缴电费。可二舅实在是懒惰，晚上竟不待在变电站，也不细心管理。一个冬夜变电所失了火，被烧了个精光。二舅又回到家种地。二舅成家立业后，贫困状况仍未改变，家里一直惜惶着——即使土地已经承包到户。到了九十年代，母亲帮助二舅把老房子卖掉，在我家房后梁上的公路边打下地基，建了三间平板房。这时候的二外爷已去世多年，二外婆瘦弱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我大学毕业在外工作，每次回家，总能看见她背着一个大背篓，佝偻着腰不是在慢坡架岭里捡拾柴火，就是在沟边地头拔猪草——直不起腰的二外婆已干不了其它活搂。自家山头坡地头的柴火或猪草被拾掇干净，她又去别人家的地里，土地已经承包到户，二外婆经常遭到斥责与驱赶。我家的承包地就分布在我家房屋的周围，一大面坡都是我们的土地，二外婆又去我家地里，这引起父亲的不满与埋怨。二外婆有时趁着父亲不在家时偷偷去我家地里。弓着腰的二外婆背着满满一大背篓柴火或者猪草往回家走，远远看去像是在地上爬行。我每次遇见二外婆，她总是背着一个大背篓，背篓下一头乱蓬蓬的粘着枯草灰尘的没有光泽的银发，褶皱黯淡的脸上表情木然。我看着她走近，叫她一声“二外婆”。二外婆听到声音后缓缓抬起头，用并不浑浊但也无神采的目光怔怔地打量着我，用蚊蝇般的声音叫我一声“小林”——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很快，木然的表情再次凝固在脸上，她又低下头去，继续找寻她的“宝藏”。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大背篓，实在无法将这个微若尘埃的女人同曾经赐予我至今回味起来都满口生津的红薯稀饭、凉拌丝瓜等美食，给予我那么多精彩故事的二外婆联系起来；实在无法相信从村里人口中以及她的口中听到的关于她和二弟的“传说”。我很小时候的一个夏天，家里失了火，爸爸妈妈差点都被烧死，万幸那时候区镇上的医院里驻有军医——爸妈得以享受免费治疗，捡回了两条命。可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弟就没那么幸运。没有奶水和婴儿食物的二弟饿得皮包骨头，连哭声都像是猫叫。村里人都说扔在大路边算了，要是被宽展人家捡去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二外婆不顾二外爷的责骂，抱着奄奄一息的二弟挨家挨户借粮食，跑了大半个村子，终于在一余姓人家那里借到一升谷子，回家在石头兌窝里兌成大米，熬成稀糊糊救活了二弟。二弟后来也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节假日我们回到家，哥俩坐在堂屋里聊天，二外婆的大背篓偶尔从院坝上经过，她听到了堂屋里的声音走过来，用手扶着堂屋门怯怯地朝屋里张望。她的目光从我的身上缓缓移到二弟的身上，我们叫一声：“二外婆，进屋坐！”她有时候回答说不了，有时候干脆不说话，目光怔怔地望着我们哥俩，黯淡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说不清是欣慰还是羡慕的笑意。我和二弟是村里出了名的“孝子”。那时候我们每月的工资除了零用钱，其余的都交给母亲保管。外爷人老了，经常来我家坐。我们除了逢年过节给外爷钱外，平时见到他也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三十、五十地给——让他买方便面吃，和村里老人们打牌玩。记忆中的我们从未给过二外婆钱——除了偶尔回家碰着机会给她一点好吃的外，从未给过她钱。多少年后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是觉得她不识字，用不了钱？还是情感认同上她不是我们的亲外婆？其实很难说得清，或许二者都是，或许都不是。我后来想根子可能是刻在骨髓里的价值判断、舆论认同作祟——怕村里人议论我们有钱显摆。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再次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被舆论屈从？轻视——这个让良心蒙羞的字眼从心底蹦出来。二外婆看上去已经很老很老，但她还是那样倔强地活着，不管不顾。有一次我回家，刚走到院坝坎就看见屋门口放着二外婆的大背篓——她正坐在堂屋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向母亲哭诉着。原来二舅他们两口子让孙儿孙女们改口叫她二婆！我头一回见到二外婆这么伤心、激动——捡拾柴火回家迟了就没得饭吃，有时候明明看见他们做了好吃的，灶台上留给她的却是粗糙的吃食……母亲听得不耐烦了，去厨房端来一碗好饭，大声对二外婆说：叫婆也好，叫二婆也好，人这么老了还挣将啥呢？没饭吃了就下来，饿不着你的。二外婆走后，母亲告诉我：二舅他们家穷是因为二外婆——二外婆命里克财！算命先生说了只要二外婆还活着，二舅他们就翻不了身！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外婆还活着。二外婆已然背不动她的大背篓，她的背弯曲得厉害。一个小箩筐被她背在肩上，蹒跚着去四下里捡些柴火或者寻些猪草。她老眼昏花，耳朵也不好使，我们大声叫她，她也不答应，偶尔抬起头望我们一眼，就又低下头默默走远。后来我们干脆都不喊她。最后的几年，二外婆彻底失去劳动能力。每次回去，就见她蜷缩在房檐下，或者草堆旁，一身肮脏破烂的衣服，低垂着头，瘦小的身躯已缩成一团，像一片枯萎的树叶，随时会被风带走。我是从父亲的电话里知道二外婆去世的。父亲告诉我二外婆走了，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回去奔丧。我打通了二弟的电话，告诉他二外婆死了，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让他开车过来，我们一起回去见二外婆最后一面。二弟的车飞快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二外婆是怎么死的——我没问父亲。熟悉的山川河流映入眼帘，我的心里竟没有悲伤，我感觉到一丝轻松，仿佛心头上一块让我沉重、抑郁多年的石头落了地。我长吐一口气，眼前瞬间一片迷蒙，模糊了前行的路。每逢清明我都要回老家上坟——给母亲上坟，给外爷外婆上坟。我不知道二外婆的坟地在哪儿，也难为情去问二舅，没有人提起过她。我站在山坡上，向着绿水青山的深处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头冒起阵阵青烟，悲凉、苦涩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仿佛又一次偷吃那一颗颗苦李子。
石昌林，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建民初中教师，工作之余酷爱读书写作，作品见于《陕西诗歌》《瀛湖》《陕西农村报》《安康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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