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札|跃入虚空——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文：鲁冬旭
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为什么负责放哨的瞪羚会在狮子出现时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
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利他行为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降低生物适应性的利他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尔文之后的无数学者展开了上天入地的求索之旅。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
他出生贫寒，10岁辍学，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贫民窟，一路登上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最顶层。他25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此后一直是备受尊敬的学界泰斗。他是达尔文的狂热信徒，自诩“达尔文的斗犬”。因为他攻击对手时太过凶猛犀利且“否认自然中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 ”，他的敌人形容他是“魔鬼的门徒”。赫胥黎认为： “在有限和暂时的家庭关系以外”只有赤裸裸的残酷斗争。他相信人性本恶，道德只是人类为克制本性而发明的“人造人格”。
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他出生显贵却憎恶自己的阶级，放弃贵族继承权投身革命。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生活的主题是贫困、流亡、犯险、颠沛流离、逃避追捕、在监狱里服刑，但他从未放弃善意与信念，始终倾尽所有地帮助战友。他的“互助论”认为：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主要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竞争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竞争，而同一种生物内部主要是互相援助。他相信人性本善，只要回归动物状态就会自动找回道德和善意。
有趣的是，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都认为自己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他们对达尔文理论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
在科普读物中，科学家往往是一群千人一面的平面人。他们个个少年早慧，长大勤奋刻苦、奋斗终生，最后终于不负众望地摘下了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如果世界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在这本书里，科学家们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固执、狂热、甚至是偏颇和愚蠢——是的，甚至是偏颇和愚蠢。
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诠释，原因之一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脾气性格截然相反。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全靠自己从贫民窟爬到社会顶层的赫胥黎只看到竞争，看不到互助。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政府亲王” 克鲁泡特金只看到互助，看不到竞争。或者说，他们都在选择性地看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那些模式化的科学故事常常让我们忘记：创造科学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即使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者的背景、历史、家庭、教育、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脾气性格都会对他们的研究产生影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孜孜不倦寻找利他起源的学者如何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而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这是一幅相当立体、丰富、有趣且给人启发的画卷。但这本书真正超越一般科普著作的地方是，作者还以颇具文学性的笔触书写了每个人的痛苦和脆弱。
一生信奉马尔萨斯式竞争的赫胥黎晚年陷入了无法排解的抑郁，因为一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始终折磨着他：如果永无止息的残酷生存斗争只是为了让几百万年后的后代获得一点点生存上的优势，那么无时无刻不为此承受痛苦的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报偿？赫胥黎在痛苦中死去。按照他的遗愿，他没有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厅的达尔文墓旁，而是葬在寂静的家族墓园中。他的葬礼上无人宣读颂词。
而在海外流亡了41年的克鲁泡特金终于等到了革命爆发的那一天。数千人聚集在彼得格勒火车站前欢迎他回国。列宁亲自接见了他。他相信俄罗斯获得了新生。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希望很快被失望取代，一切仿佛和沙皇统治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1920 年 3 月 4 日，克鲁泡特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
“劳动者的情况实在非常悲惨，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您， 因为我认为做出这样的证言是我的职责。这里的大部分劳动者都在饿着肚子……如果目前的情形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一词将很快变成一种诅咒。”
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列宁的回信。他的葬礼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最后一次大型集会，那片国土上很快将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就是燃尽了一生的热情却在幻灭中死去。
是的，每一个遗传生物学家或每一个达尔文主义者都必须面对一个“终极”的问题：利他主义为何存在?
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终极”的问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有一位天才为世人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却无法为自己回答后一个问题。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乔治·普莱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一个难以捉摸的怪人。他曾参加过曼哈顿计划，是前途无量的化学家，却突然“自毁前途”地放弃了学术界的工作。后来他研究过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学、数学、物理学、进化理论……他总能很快在新的领域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却又会很快失去兴趣彻底放弃这个领域。他在《科学》杂志上和超自然主义者进行过论战。他出过名也出过丑。他当过科普作者，干过莫名其妙的工作，把个人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五花八门的行动既像是试图改变世界的壮举，又像是自我中心的炫耀性表演。他痴迷自由意志问题，想找到一条玻意耳式的人性定律，他对进化很感兴趣。但在这一切躁动与混乱之下仿佛隐藏着一种信念，一份奇怪、固执、自我的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一定要找到属于他的真理。
最终，乔治一边研究进化问题，一边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了狂热的基督教徒。他发现了一个能解开利他之谜的优雅方程，却已经不再有兴趣发表自己的结果。他离开了学校的办公室，露宿街头，把所有时间、财产和精力都用于帮助街头的流浪者。没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也许这是一个关于利他主义的身体力行的实验。可他的实验似乎证明无私只会带来更多绝望。在他试图帮助过的所有流浪汉中，没有一个人最终戒了酒，没有一个人回到家人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改变了生活方式。乔治在贫病交加中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通常译完一本科普著作我会有种解谜的快感，就像读完侦探小说终于知道凶手是谁的那种快感。但这本是个例外。乔治的方程确实解开了利他主义的谜题，他告诉我们自然选择在基因、个体、群体等不同层面上同时作用，是以自私行为和利他的行为会在自然界中复杂地同时存在。可这个伟大的答案既没有挽救乔治的生命，也没有解开他灵魂的谜题。混乱和空虚的迷雾似乎并未散开，他做的一切仿佛毫无意义。
我仍然说不清乔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是怪人？是疯子？是探索真理的殉道者？是现代版的快乐王子？也许这些元素在他身上复杂地同时存在。我也说不清科学究竟有没有彻底解决利他主义的问题。也许如作者所说：
“纯粹无私的善意存在于科学不能触及的地方，比如在人类高高飞翔的灵魂深处，那是不可知的地方”。
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就意味着乔治·普莱斯、赫胥黎、克鲁泡特金还有书中提到的许多其他学者想弄清的其实是一个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用毕生热情追求的是对岸那盏永远不可能到达的绿灯。也许这才是他们痛苦的源头。乔治选择死亡是因为他终于无法再前进，只能纵身跃入那片虚空。
但只要看过他们留下的那些思辨的文字、那些优雅的方程和倾注心血的著作，谁也不会说他们的人生是虚空中无意义的挣扎。不，他们的共同点并不是燃尽了一生的热情却在幻灭中死去。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热诚、真挚、无怨无悔地用生命追求过自己相信的真理。他们向着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断前进，就算那目标永不可及。那种追求本身就是意义。
科学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那种追求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神秘、最有灵性、最超凡脱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