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 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王彬彬教授
鲁迅刚开始懂事，就感受着日本对中国的欺凌、侵害。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只得割地、赔款。这时候，鲁迅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在三味书屋读书，正在跑当铺、药店。但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也会传到绍兴，也会为少年鲁迅所知晓，已经开始懂事的鲁迅，也会有自己的感触。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一变其仇洋排外的故态，做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指示，而这“与国”中，日本是特别重要的一国。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日本军队起的作用异常之大。在作战中，日军特别凶悍。其时俄国的随军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日军和俄军始终是主力军，甚至是这两国的军队挑起了这支远征军的整付重担，是这两国的军队战绩决定了联军的最终战果。这时候，鲁迅在南京的矿路学堂求学，已迷恋《时务报》《译学汇编》《天演论》等书刊，对以俄日为主体的列强之侵凌中国，自然不会无动于衷。1904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以中国的土地为战场，打了一年多仗，实在欺人太甚；而日本战胜，便有资格对中国疯狂掠夺。这时候，鲁迅正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看了很多关于战争的画片。我们知道，其中一张画片，使鲁迅觉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远比疗治他们身体上的病痛更为急迫，于是放弃医学而投身文艺了。1914年，日本抢夺山东，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当然痛感到日本的强暴，但毕竟不闻枪炮声，不见日本兵。1928年，日本军队为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此时鲁迅虽已从广州到了上海，但上海离济南也不近，对日军的暴行也只能耳闻而不能目睹。
▲三味书屋
▲鲁迅上海寓所景云里23号
1930年5月12日，鲁迅迁入北四川路楼寓。此处称拉摩斯公寓，或称来姆公寓。当时，苏州路以北的地区被称为闸北。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住到1933年4月11日，住了近3年。凌月麟在《拉摩公寓（北川公寓）简介》中说：
拉摩斯公寓原是一座有四个门楼的坚实高大的四层平顶大楼。它座南朝北，对面是工部局学校——西童公学（上海沦陷时改为兴亚院，今复兴中学），斜对面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今解放军某部营房、仓库）和陆战队医院（今海军东海舰队医院），右侧近内山书店。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寓所门号，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A三楼四室。
▲上海内山书店外景
▲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地点——上海北四川路
回到拉摩斯公寓后，鲁迅一家又住了一年多，后于1933年4月11日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并在这里住到1936年10月逝世。大陆新村仍在虹口地区，离原来的拉摩斯公寓很近。鲁迅在上海虽数次变换住所，但都在虹口公园周边移动。
在大陆新村九号，西邻十号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八号住着一家日本人。八号门上曾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一个“茶”字。鲁迅晚年虽与多名日本友人保持真挚的友谊，但对这个日本邻居，他显然是有所防备和忌惮的。搬过来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三四岁的海婴与日本邻居的小孩发生冲突，那个日本孩子竟然手持日本国旗到鲁迅门前叫骂，而且不休不饶。“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望进来看不见了，总算才停止。日本教育下的孩子，已经与中国人对立到这个样子了。”既然鲁迅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一定是那日本孩子连续多天都来寻衅。而把前面的铁栅门封掉，那就只能从后门进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这日本邻居，是完全没有来往的。大人之间是否是真正平等的，从孩子之间能否尽情的争吵、打架便可看出。如果大人之间是真正平等的，那孩子之间便会张开大口相骂，甩开膀子相打。相反，如果大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孩子之间是吵不起来、打不起来的。在一个大院里，普通职员的孩子很难与官员的孩子打起来。三四岁的海婴或许先前还不懂得这点，所以还与日本孩子有了冲突。但当他目睹父母在日本孩子的叫骂前退让、躲避时，便知道以后不能与日本孩子较劲了，便知道以后惹不起躲得起了。敏感的鲁迅，当他只得把前门封掉时，一定感到了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严重的欺侮、凌辱。此事虽小，但却比日本军民在大街上任意殴伤中国人，更能说明两个国家的不平等。
那个手持日本国旗叫骂的日本孩子，是有恃无恐的。他身后是国家的强大，而这国家不必在海那边，而是就在他身边为他撑腰。1934年1月4日，驻沪日本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地区举行阅兵仪式和作战演习，共有正规军2 500人和在乡军人及少年兵800余人参加。3 000多人在虹口地区这样闹腾，声势是很大的。这是发生在鲁迅身边的事，也是发生在那个日本邻居身边的事。那个日本孩子敢于在中国邻居面前如此表现，实在不难理解。1934年6月27日，日本军人在虹口一带任意殴打、辱骂、拘捕中国人，此后，此类事情连续发生。7月3日、4日，日军装甲车在虹口地区横冲直撞地示威。5日，日侨协会集会，竟然决定向工部局提出改组虹口地区警察机构、增加日本人探捕、由日本人任各署署长的要求。这是要把整个虹口地区的警权夺过去。1935年1月1日，又在虹口公园，又有阅兵典礼，又是日本盘踞在上海的海陆军部队，又有数千名军人在那里耀武扬威，而日本侨民万余人参加，检阅官是新任第三舰队司令百武源吾，典礼指挥则是日本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荒木贞亮。1935年1月17日，凌晨，日本驻沪陆战队在虹口、杨树浦一带进行巷战演习，2 500余人参加，荒木贞亮亲自指挥。
日本人甚至粗暴干涉中国的报刊言论。1935年6月发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新生》周刊于第2卷第15期发表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了日本天皇。于是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和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理由是易水的《闲话皇帝》侮辱了日本天皇，因而可能妨害两国邦交。日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没收刊载易水文章的这一期杂志；惩办刊物主编杜重远和文章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相关人员等。
国民政府其时对日本采取忍让政策。政府对日本忍让，广大民众自然会对日本有畏惧之心。1934年8月7日，鲁迅写了《从孩子的照相谈起》一文，其中说，自己的孩子，健康、活泼、顽皮，并不像一般中国孩子那样瘟头瘟脑，接着写了这样一段：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说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九一八”后，海婴走在上海街头而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所以施以并不十分难听的骂，甚至并不重的打。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其实是卑怯的。打骂而并不重，说明内心对日本人深怀恐惧，打骂重了，真惹出事来，那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虽然是并不光彩的行为，虽然是并不重的打骂，“九一八”之后的那段时间，中国人毕竟还敢于施之于日本孩子。往后，则在街上看见日本孩子，只能躲着走了。从中国人对日本孩子态度的变化，可以准确地感觉到日本人气焰的迅猛增长。
置身虹口的鲁迅，对日本军民的横行霸道、暴戾恣睢，躲都躲不开。周粟（邹鲁风）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发表的《鲁迅印象记》中说，1936年初，他从北平到上海拜见鲁迅。先在内山书店见面，随后离开内山书店去咖啡馆喝茶，而日本人的坦克车一辆接一辆驶过。作者说：“我不得不停了脚步回避，但鲁迅先生却像习惯了似的看也不看的走了过去。”鲁迅之所以对日本坦克看也不看，是因为看得太多了。居住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看日本兵的出没，听日本兵叫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喝完茶——
鲁迅先生站起来拿出一块钱付了茶钱，我们走出上了马路。唐克车没有了，却来了一群日本孩子，嘈嘈嘈嘈的笑着跑着。鲁迅先生指着那边一座灰色的楼房说：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这个年月，在上海的大街上，在虹口的地面上，成群结队地欢笑着、奔跑着的，一定是日本孩子。而鲁迅能够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做出判断，说明他是对身边的日本部队用心地观察和研究着的。
对日本侵略行径如此切身的感受，无疑影响着鲁迅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判断，也影响着鲁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那时，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人对日本心存幻想。他们总以为，日本有可能停下侵华的脚步，有可能在侵华问题上适可而止。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晚年鲁迅明白：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可能在各种劝告、哀告、警告面前幡然悔悟、放弃侵略野心的。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吁请、中国方面的诸多努力，都不可能让日本停下侵略的步伐，都不可能让日本改变侵占整个中国的图谋。鲁迅的日本友人奥田杏花（就是鲁迅去世后立即为鲁迅制作石膏面模者），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写下的悼念文章《我们最后的谈话》中，记述了鲁迅晚年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奥田杏花说，那天，他与鲁迅在内山书店相遇，其时，中国正竭力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试图以外交手段阻止日本的侵略。奥田杏花说：“最近，日本报章开始散布出乐观的论调，然而，我总觉得未许乐观，有时与鲁迅谈起，他也同样地漏出中日时局悲观的口吻。”那天，当奥田杏花又一次问起中日关系的结局会如何时，鲁迅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决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奥田杏花为鲁迅所作之石膏面膜
鲁迅清楚地知道，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认识的形成，应该与“九一八”后置身上海虹口地区，因而对日本侵华有十分切身的感受有关。而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叙述过他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谈话”。周建人说，鲁迅去世前筹划的人生最后一件事，是迁离日本人聚集的虹口地区。当鲁迅能够行走时，曾到法租界找房子。周建人说：
我平时星期六晚上常在鲁迅的寓所里，他要买的书就在那时候带去，如果有事情要接头，也可以接头。这一天等到时候已迟，我要回寓时，他又讲起要搬房子，并且非常坚决急迫的说：房子只要你替我去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订下来，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说了，便拿笔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下面画了一个方形，一面说：你就替我去刻照样大小一颗印子，如房东要订立合同，你替我代订，就用这个印子，裕斋这号我本来曾用过的。一面套上笔套，又说：裕字好像应该有两点；但刻字店里横竖要写过的，随它去了。遂没有改（他写时左手衣字只点了一点）。第二天即星期天听说他又气喘起来，就在当天夜里（后半夜，天将亮时）去世了。
对日本侵华如此切身的感受，毕竟是十分痛苦的体验。鲁迅在临终前，十分急切地要逃离这日本人聚集的地区，也是因为这感受太令人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