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越中知名士

陈伟（1840.1.4—1889.10.26），幼名汤玮，字耐安，也作耐庵。今诸暨枫桥先进村人。同治十二年（1873）恩科拔贡，成为“拔贡台门”（祖孙三代接连拔贡）的第二位贡生。同治十四年（1875）恩科举人。他是一代鸿儒俞樾的得意弟子，是一代伟人蔡元培深为敬佩的老师。他一生主治朴学（汉学），以授徒为生，又著作等身，颇具文名，堪称“浙江经学第一人”，被公认为“越中知名士”。然而，他才享年50岁……

一、评价

陈伟字耐安。耐：古“能”字，《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耐安：即能安身立命。《礼记·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朱熹《大学章句》：“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陈伟字耐安即取义于此。

在《光绪诸暨县志》中，陈伟是“人物志·列传”所记的最后一位人物。传记用了整整四页，大量引用了陈伟治经的文字，涉及其评价的有这么几句：“德清俞先生樾，主诂经讲席三十余年，论浙中经学，必首称（陈）伟及定海黄以周……摘讹正谬，以经证经，为前儒所不及。”这样评价已然很高，但并不全面，遗漏了“越中知名士”和“经明行修”等多个关键词。

陈伟是“越中知名士”，并非后人所加，而是德清俞樾（曲园先生）的高度评价。曲园先生《耐安类稿序》首句就是：“陈君耐庵，越中知名士也！”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在曲园先生眼里，陈伟“往年曾肄业于诂经精舍，余深赏之，叹为经明行修之士”。“经明行修”是一个成语，意思是指通晓经学，品德端正。陈伟就是因为品学兼优而深得曲园先生赏识的。

曲园先生序言的最后一段话说：“三十年来诂经精舍人才颇盛，黄君元同、冯君梦香皆拥皋比称耆宿，君虽早世，然颉颃其间，固无愧色矣！”诂经精舍是当时杭州的最高学府，那里涌现出了众多德高望重的“耆宿”，陈伟虽英年早逝，但他经明行修，与黄元同、冯梦香这一辈不相上下。

为了进一步证明陈伟“经明行修”，曲园先生还用陈伟的作品来举例说明。他说：“至于《居求录》《诲尔录》，颇似宋人语录，然语皆质直有味。读《愚虑录》诸录，见其经之明；读《居求录》诸录，见其行之修。余襄以'经明行修’相许，洵不虚也。”

自古寒门出俊才！陈伟用他短短50年的生命，就获得“越中知名士”的评价，除了要具备先天的颖悟，还必须依靠后天的勤奋。而陈伟无疑是寒门子弟勤奋苦学的典范。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件是抄书。《光绪诸暨县志》载：“性朴挚，少读书。《十三经古注》、司马氏《资治通鉴》皆手抄。及长，博通典籍，而尤邃于经。”一件是读书。陈伟好友梅淑瀚《耐安类稿跋》载：“耐安贫与余等，昼则偕弟治田，入夜读书，闻鸡始止……” 

二、功名

生活在科举时代，陈伟跟所有读书人一样，也得经历院试、乡试、会试这样一道道关卡，才能达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然而，他的功名之路因身体原因，最终成为一件来不及实现的憾事。

陈伟哪一年参加院试（即童子试，考秀才）已不可考，但对于这一次考试，他直到中举后还记忆犹新，因为参加院试前，陈伟一度失眠。“孺子夜能熟寐者，以无贪无忧无计较也。尔若能打破此关，抑意安命，不求睡而自得睡，否则，愈求睡愈不得睡。院试前夕，其明征也。”陈伟的病根其实在青年时就落下了，因为经常通宵达旦学习，因为思考问题而焦虑，故一度导致他的失眠。

清同治十二年（1873），这一年的诸暨科第表上有三个人，两个是通过乡试的举人，两个是通过推荐选拔的贡生（其中有一个叫陈濬的，既是贡生又是举人）。而陈伟就是经地方选送国子监的贡生。按规定，贡生可直接进国子监，成为太学生（也叫国学生），学习几年后经过朝考即可任职。故成为贡生，实际意味着已经踏进了仕途的门槛。

但陈伟的理想并不是去做太学生。这一年他已经33岁了，他早已娶长山（今山下湖长乐村）何维旦的女儿为妻，且已育有子女，家庭牵扯的现实，生活贫穷的现实，不允许陈伟远读国子监。于是陈伟选择了另一条路，先考举人，然后再参加会试，冲刺进士。

因此，在拔贡两年后，陈伟于同治十四年（1875）乡试中式，成为恩科举人，候选教谕。这一年陈伟35岁。因为是“候选”，没有进入仕途，没有一官半职，所以他的生活只能依旧贫困，从此，压在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他既要种田，又要授徒，还要备考。

有了举人的身份，陈伟就有了去京城参加会试的资格。或许是他有了屡试屡败的痛苦，因此他后来对于科考终于生出了无穷的烦恼。陈伟于1888年7月间曾在《诲尔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富贵科第令闻广誉，讵能益我毫末哉？乃以彼扰此，岂非可笑。”从科举之路上摸爬滚打过来，除了收获好听的名声，从眼前的现实看，确实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但是，牢骚归牢骚，现实终究是现实。就在1888年的冬天，在永康授徒的陈伟，又提前动身去京城参加会试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会试，因为次年从京城回来后，陈伟就因疾而逝。永康弟子应德闳在《耐安类稿跋》中写道：“戊子冬，以公车北上，将辞去，解帐之日，聚诸弟子诰诫……明年，师还自都下，及秋而病，阅月而殁。”

这一次考试结束后，有一个细节，记录在梅叔瀚《耐安类稿跋》中：“己丑（1889），礼闱报罢，笑谓余曰：'余比多疾，惧不寿，幸性若少年，或藉兹得苟延。’”生活贫困的陈伟，仍寄希望于通过会试来改变命运，但是他最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担心自己的寿命不长，当又一次面对榜上无名的结局时，他跟好友梅叔瀚开了个玩笑，他说如果自己再年轻一点，那倒真可以通过会试来养家糊口的。 

三、师承

陈伟能成为俞樾的得意门生，缘于诂经精舍。

诂经精舍坐落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上，清嘉庆六年（1801）由浙江巡抚阮元创设，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作了如此诠释：“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诂经精舍是其时浙江的最高学府。俞樾任杭州诂经精舍主讲，一讲就是31年。

陈伟就是在中举之前，在诂经精舍从师俞樾的。其确切时间当在1875年之前。俞樾《耐安类稿序》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中说到：“乃十余年不相见，至今岁而其子以遗书求序，则君已古人矣。”十余年未见，倒退过去正好是1875年。也就是说，陈伟在乡试中举后，就离开了诂经精舍，开始了他后半生授徒为业的生涯。

《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有载：“德清俞曲园讲学杭州诂经精舍，四方承学，不远千里而至；士苟以一艺见长，皆奖而进之。吾县经生若陈伟、蔡启盛更执梃学门生长。”这一条说明，陈伟在诂经精舍求学期间，不仅深得俞樾器重，更是众弟子中的佼佼者，还担任了其时的学生干部。

陈伟是“俞门八俊”之一，这更能证明陈伟与俞樾的师承关系。在《春在堂楹联录存》卷三的“蒋泽山大令挽联”序文中，俞樾曾经这样记述：“泽山登乙亥贤书，与定海黄以恭、诸暨陈伟、东阳龚启荪、仁和徐琪、冯崧生、钱唐汪行恭、丁立诚皆肄业诂经精舍，榜后有'俞门八俊’之目。余初不知之，其子初民茂才所撰行述言之，当不诬也。”也就是说，在1875年的那一场乡试中，俞樾诂经精舍有八个弟子同时中举，陈伟就是其中之一。

中举后的陈伟因屡试礼部不第，于是开始了长达14年的教学之路。期间，他曾掌教诸暨毓秀书院，还外出诸暨坐馆，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生。查阅《清代朱卷集成》，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应德闵、捐藏首创诸暨图书馆的楼藜然、光绪甲午科进士楼守愚和何荣烈等，都是陈伟的弟子。

蔡元培是陈伟的弟子，确有历史资料可证。1924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人物小志》在论及“陈伟”时载：“伟平居好学不倦，手不停披，目不停览。晚年四方从学者甚众，学者如蔡元培辈，皆出其门。”如果这个还不足以证明，那么蔡元培的日记就是铁证了。《蔡元培日记》（上册）在1896年2月份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二日丁亥，清明，晴。往王宅与祭外舅。访陈子存（守真），先师耐庵先生之世兄也。”这里的“先师耐庵”，就是指已经去世的老师陈伟；他所拜访的“陈子存（守真）”，就是陈伟的儿子，后来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蔡元培称其为“世兄”，说明陈守真比蔡元培略长几岁。蔡元培在先生陈伟去世七年后，还会赶到枫桥拜访陈守真，可见之前深厚的师生之谊。 

四、著述

陈伟一生的著述，在他去世后由其好友梅叔瀚和弟子应德闳编辑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称《耐安类稿》，共收书五种，总计十卷：《愚虑录》五卷、《食古录》一卷、《待质录》一卷、《诲尔录》二卷、《居求录》一卷。总字近20万。其中经义笔记收录在前三本，人生感悟收录在后两本。这是笔者点校后获知的陈伟作品真实面目，县志和地方志对陈伟作品的介绍均有讹误。《耐安类稿》卷首有俞樾所作的序，有好友梅叔瀚和弟子应德闳所作的跋。

《愚虑录》五卷。经义笔记，录自于甲申年（1884）至乙丑年（1889），共六年，每文之下注月日。文中有遇位升堂、冕服十二章、郑注周制九章、吕刑其罚倍差等。陈伟好驳旧注，殊异治经常途，然其探索经文颇有心得。

《食古录》一卷。是作者丁亥（1887）、戊子（1888）二年浏览各家经说所抄撮的笔记，间以附录自己的见解。每篇之后标以年月，其体例与《愚虑录》相同。涉猎范围最多是郑注、释文、孔疏、释义、考字等。

《待质录》一卷。是作者在光绪甲申年（1884）至光绪戊子（1888）间研读群经及地理著作《水道提纲》诸书时所提出的疑问及问题，并列成条目，以备后来解决。每节读书笔记后有“俟问俟质”条目。“俟质”即为“待质”，故书命名为《待质录》。

《诲尔录》二卷。是作者从光绪丙子（1876）至光绪己丑（1889）13年间格物致知的心灵独白，既是自励，更能励人。文涉修身、立德、读书、做人等等。是思想的结晶，智慧的集成，看似信手拈来，却可作格言警句品味。其师俞樾评价此书“颇似宋人语录，然语皆质直有味”。

《居求录》一卷。是作者自光绪丙戌（1886）冬至光绪己丑年（1889）间研读经史著作时写成，主要摘录了一些封建士子修身治国的格言，其中有一些则是感于时事而写的警句。

值得一提的是两卷本《诲尔录》，因为这是陈伟起始最早、结束最迟、记录时间最长的一本书，约三万文字。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当下，这本书尤其具有可读性和现实性。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陈伟就是诸暨的王阳明。他那格言警句式的文字，全是格物致知的结果，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他教你如何格物，如何致知，怎样做到知行合一，读之可以洗涤灵魂。

譬如，他这样记录他的“铭”：“座铭：一静即存道之所，一动即行道之地。”“书布铭：读书不必多，惟求明理；作字不必速，惟求不苟；行文不必工，惟求有用。”“镜铭：勿见人非，且思己非；勿见己是，且思人是。”“檟楚（用槚木荆条制成的刑具，用以笞打）铭：勿专责人而忘责己。”“客座铭：韦，缄，海。”（韦，佩韦之义，韦皮性柔韧，性急者佩之以自警戒；缄，缄口之义；海，海下百川之义。）“床铭：不愧屋漏。”

譬如，如何对待欲念、愤怒、好名，他这样写道：“欲念明知当绝而若有恋恋不能释者，此人禽关也。忿念明知当绝而若有愤愤不能平者，此生死关也。好名念明知当绝而若有怦怦不能禁者，此圣狂关也。”

譬如，在汉学（朴学）与宋学互相排斥，在悲叹“今人不如古”的背景下，陈伟却大担提出了“以汉学为宋学，视今人如古人”的口号，兼收并蓄，谦虚好学，并将这句话作为他的书室楹联。

因为陈伟亦耕亦读，所以他的文字还充满了生活气息，他常用农事作比来阐释深奥的道理。如在谈到立志时，他这样说：“立志欲行之事，须先审量事之要否，力之胜否。既立志矣，直须决绝，若屡立屡隳，不惟败德，亦易坏人。譬如堤防未立之时，虽洪水泛滥，然犹不甚伤害，若立之复坏，坏之复立，则伤害必多。”此外，这本书还涉及到了私生活方面的内容，比如陈伟多次对自己疾病有过分析，这对于研究陈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家世

陈伟所生活的“拔贡台门”（现村民称呼为“棋杆台门”），是清末闻名诸暨的书香门第。从陈伟的父亲开始，到陈伟，再到陈伟的曾孙辈，在长达150年的历史上，这个家族创下了“一门三贡生，五代皆名人”的耕读神话。而陈伟，既是佼佼者，又是传承者。

陈伟的父亲陈珪，是1856年的恩贡，《光绪诸暨县志》上就有了这样一条记录：“陈珪，恩贡，字宝堂，居东安乡先陈。”他是拔贡台门的开拓者，陈珪当年一定没有料想到，在他之后，还会有儿子的拔贡，还会有孙子的拔贡……

时隔十九年，至光绪乙亥年（1875），陈伟也拔贡了，再次刷新了拔贡台门的荣耀。此时陈珪父以子荣，再次被《光绪诸暨县志》提及：“陈伟，字耐安，咸丰丙辰恩贡珪子，大挑二等，候选教谕。”

陈珪和陈伟，父子俩为拔贡台门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他们所率先垂范的，是一种勤奋好学，是一种朝夕研诵，是一种孜孜不倦，是一种耕读传家。他们在最起始的源头上，就斩断了官家的纨绔之风，浮夸之风，懒散之风。他们的父教，才是精神之教、品德之教，因而也就成了拔贡台门的传家之宝。这是一个家庭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因如此，拔贡台门后来得以再传佳话。

陈伟的儿子陈守真，于清宣统元年（1909）拔贡，后成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著有《易经浅讲》《西湖百咏》，成为当时国内主讲《易经》第一人。

陈伟的孙辈又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陈权（字崇谦），曾任西北五省测量局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参谋，后担任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校长，著有《大地测量》《浙江地形》。陈崇礼，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后去西北考察水利，足迹遍历陕西、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历任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土木系主任、水利教研室主任等职，著有《仲和吟草》。

陈伟的曾孙辈，已是枝繁叶茂，其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他们遵祖先教诲，舍身取义，一个个走上了抗战前线，毁家纾难为革命。如陈浪，在校时深受学运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毕业后接受农工党中央以特派员名义于民国1947到诸暨县发展与重建农工党组织，成立农工民主党绍诸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会稽山绥靖指挥所驻地枫桥镇设立地下机关和联络站“井井香烟发行所”，陈浪著有《名人传记》《多党合作实录》。如陈慎，早年毕业于黄浦军校，在大哥牺牲战场后，仍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解放后回家乡建设服务，起草了创办诸暨铅锌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省民革优秀党员……

陈伟的后代，拔贡台门里的男人，他们在农村长大，从农村起步，他们始终坚守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用个体可歌可泣的人生，谱写书香门第世代传承的华章。这是一个家族的成长史，这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缩影。